前门的地板上，最里面传出手机铃声。海蒂和佐伊一起转过头来看我，她们想知道我会不会被电话从饭桌上拉回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家里，当我和海蒂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第三间卧室变成了我的工作室。偶尔，她在我的办公室看着那些深色的办公家具——写字台、书架和我最喜欢的皮椅——的时候，我能够从她飘忽的眼神里看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一张婴儿床、一张折叠桌、满墙可爱的野生动物。

海蒂一直渴望大家庭。可惜事与愿违。

我们短暂的晚餐时光很少有不被烦人的电话打扰的时候。我接不接电话取决于当晚我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海蒂的心情或者白天是否有突发事件。今晚，我喝了一小口肉汤，以此表示拒绝接电话，海蒂温柔地笑了一下，我权当她在说“谢谢”。海蒂的微笑是最甜的，看上去甜甜的，尝起来美美的。她的笑发自内心，不像其他那些长着丘比特弓一样的嘴唇的人流于唇边的假笑。每次她笑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城里的慈善舞会上，她穿着一件古典的抹胸纱裙，红色的，和她的口红一个颜色。她就像一件艺术品，一件绝世之作。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在一家现在几乎由她全权负责的公益机构实习。

想当初，熬夜和只睡四个小时对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海蒂总埋怨我工作的时间太长。可我认为一周七十个小时的工作实属正常。有时候我深夜两点才回家；有时候我在家，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直到太阳升起才出来。我的电话无论白天黑夜都响个不停，仿佛我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医生，而不是一个负责企业并购的人。海蒂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我们中只有一个人在挣钱，可是我们必须面对林肯公园里的公寓费、佐伊在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她将来上大学的费用。

电话不响了。海蒂转向佐伊，她想更多地听她讲讲一天的生活。

终于，她说七年级的地球学老师彼得斯夫人请假，代课老师完全是一个……佐伊停下来，考虑用一个更得体的词代替那个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被灌输进脑子里的词。啊，完全是一个“碎嘴”。

“为什么？”海蒂问。

佐伊避开妈妈的目光，盯着肉汤说：“我不知道。她就是那样。”

海蒂抿了一口水，换上一副双眼圆瞪、一脸好奇的面孔。我提起凌晨三点的电话时，她也是这个样子。“她不友善？”

“不全是。”

“太严厉？”

“不是。”

“太……丑？”为了缓解气氛，我插了一句。海蒂的刨根问底有时会造成紧张。她自信地认为做一名参与型的家长（我感觉是过度参与）能让佐伊切实感受到关爱，因为她正在进入海蒂称之为狂躁的青春期。我记得自己在狂躁的青春期的做法是逃离父母。他们越追，我跑得越快。但是，海蒂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关于儿童发展、父母关爱、幸福家庭的秘籍等心理学书籍。她有义务也有决心做好。

佐伊咯咯地笑起来。她这样笑的时候很少，仿佛回到她六岁时纯洁无暇的样子。“不是。”她回答。

“就是……嘴碎吗？一个坏脾气的老碎嘴？”我启发着。我把黑豆推到一边，用勺子捞其他的东西：一块西红柿、玉米、肉汤寻宝……我在逃避那些素肉碎。

“对，我想是的。”

“还有呢？”海蒂接着问。

“啊？”佐伊穿着一件写有桃红色荧光字体“和平”和“爱”的扎染衬衫，扎了一个歪向一边的马尾辫，显得比戴着橘黄色牙套的她本人成熟很多。她把左臂涂得满满当当的：和平的V字形、她自己的名字、一颗心，还有Austin。

Austin？

“还有什么？”海蒂又问。

Austin是什么意思？

“泰勒吃午饭的时候把牛奶洒了，全洒在我的数学书上了。”

“书没事吧？”海蒂想知道。泰勒是佐伊最好的朋友，从四岁开始、一辈子的朋友。她们的项链合在一起可以拼出“最好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商量每一件事。佐伊的项链是祖母绿的，整天挂在脖子上，从来不摘。泰勒的妈妈詹妮弗是海蒂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们应该是在公园里认识的，当时两个小女孩在玩沙箱，两个妈妈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休息。虽然海蒂说那是偶然，但我相信一定是佐伊把沙子扔进了泰勒的眼里，而且最初的几分钟并没有那么和谐。如果不是海蒂拿水瓶冲出泰勒眼里的沙子，如果当时詹妮弗没有陷入离婚的困扰，急不可待地想找人倾诉，那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佐伊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没事。”

“要不要换一本？”

没有答复。

“还有什么？有什么好事吗？”

佐伊摇摇头。

简单地说，这就是佐伊说的恶心的一天。

佐伊没喝肉汤，找了一个借口离开饭桌。海蒂说服她吃了几口谷物松饼，喝完杯子里的牛奶，然后送她回房间写作业。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的电话又响了。海蒂腾地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而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被原谅了。我拿起几个碗跟在海蒂后面，她把佐伊的剩汤倒进了垃圾处理机。

“肉汤不错。”我在撒谎。肉汤一点儿也不好喝。我把该洗的碗摞在水池里。然后，我站到她身后，把手放在红色的法兰绒格子上。

“都有谁去旧金山出差？”海蒂问。她关上水龙头，转身看着我。我靠上去，唤醒了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的感受，一种渗透进我们骨髓里的熟悉感；这是自然的，习惯的，这是第二天性。我几乎一半的生命是和海蒂一起度过的。我能在她开口之前知道她想要说什么，我能读懂她的肢体语言，我了解她在佐伊熟睡以后或者是躺在床上很久之后充满欲望的眼神。现在，她抬起胳膊拉我入怀，双手搂住我的腰，我也知道，这不是爱欲，这只是占有欲。

她现在是用肢体语言宣誓着“你是我的”。

“几个同事。”我回答。

她又瞪大好奇的眼睛。她想让我说得具体一些。“汤姆，”我说，“还有亨利·汤姆林。”我停顿了一下，就是这个停顿差点儿害死我，“卡西迪·克努森。”我谨慎地用了全称，就像她不认识卡西迪似的。

听到这个名字，她移开双手，转身对着水池。

“这是出差，”我对她解释说，“都是公务。”我一边说一边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草莓的味道，香甜、多汁，混合着城市的复杂气味。

“她知道吗？”海蒂问。

“我保证会告诉她。”我回答。对话结束了，屋内陷入沉默，只听见餐具毫不优雅地跌进洗碗池的声音。我趁机溜走，回卧室收拾行李。

我有一个赏心悦目的同事，这不能算我的错。

2“恶心”的英语单词Sucked ，也可以表示“嘬，吮”等。

海 蒂

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克里斯已经走了。廉价木的床柜上放着一杯咖啡，温热，很可能加了太多的榛子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杯咖啡。我坐起来，端过杯子，拿起遥控器，漫无目的地调换着无聊的电视节目。正巧碰到天气预报：雨。

我懒洋洋地往厨房走。在门厅，我没停下来欣赏佐伊从幼儿园开始到七年级的毕业照，因为我看见她站在厨房里冲牛奶麦片。

“早。”我说，她跳起来。“睡得好吗？”我问，然后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有一点儿僵硬，最近她对这种温情的动作总是很不自然。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有必要表达我的感情；她和克里斯的击掌，或者神秘的握手根本不够，所以我吻她，看着她离开，我知道我的爱会跟随她一整天。

佐伊已经穿好校服：格子图案的百褶裙、海蓝色的开衫，还有她不喜欢的绒面玛丽鞋。

“好。”她说着端起碗到餐桌边吃起来。

“想来点果汁吗？”

“我不渴。”但是我看见她瞟了一眼咖啡机。她刚才掀开了盖子，现在我把它死死地扣上。没有哪个十二岁的孩子需要用兴奋剂叫醒清晨。不过，我让自己的马克杯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又加了奶，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面前放着一碗冒尖的葡萄干小麦片。我尝试着和她聊聊今天的计划，听到的答复不是“是”“不是”，就是“我知道了”。然后她匆匆忙忙地跑去刷牙，留下我一个人在寂静的厨房里，听着雨滴打在飘窗上单调的节奏。

当我们穿过大堂，正准备走进湿漉漉的雨里时，碰巧遇到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在鼓捣一块新潮手表上的按钮，不时地响起各种各样的哔哔声。他心满意足地笑着。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小姐们。” 格雷汉姆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问候我们，带着我见过的最开怀的笑。他金黄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儿长，耷拉在油光锃亮的额头上，要不是抹了太多的啫喱，估计它们会直挺挺地竖起来。他浑身湿透了，也许是雨水，也许是汗水，我真的不知道。

他刚刚从湖边晨跑回来，从头到脚一身耐克，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能记录距离和步数的手表。他的衣服搭配相当完美，夹克上黄绿色的色带呼应着鞋上的同色彩条。

他是那种可以被称作都市型男的人，但是克里斯觉得远不止这些。

“早上好，格雷汉姆，”我说，“跑得怎么样？”

他斜靠在小麦色墙壁的白色护墙板上，狂饮一大口水之后说：“好得难以置信。”他的脸上荡漾着兴奋，这让佐伊感到难为情，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用鞋尖踢另一只鞋上看不见的泥点。

格雷汉姆是个孤儿，大概三十来岁。之所以住在这栋公寓里，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他母亲在临死前把隔壁的单元赠送给了他。他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妈妈的遗产，一下子就腰缠万贯了。但是，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钱挥霍在了名表、名酒和奢华的家居用品上。

格雷汉姆本来计划在母亲去世后把房子卖掉，结果自己却搬了进来。搬家公司搬走他母亲所有的遗物和混搭的物品，摆上他那些追赶潮流的家具。那些东西如此奢华时尚，好像全部出自“触手可及设计公司” 3：笔直的线条、利落的拐角和中性的色彩。他是一个简约主义者，要不是零七碎八地扔在地板上的床单和复印纸，这间公寓还算简洁。

“同性恋，”我们第一次参观完他的房间之后克里斯这样说，“他是同性恋。”让克里斯大开眼界的不仅仅是房间的摆设，还有衣橱里琳琅满目的衣服，比我的还多。他故意敞开着柜门让我们看到。“记住我的话。走着瞧。”

但是，总有女人频繁来访。那些绝色美人连我都看得目瞪口呆：漂过的金发、夸张的蓝眼睛和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

格雷汉姆是在佐伊蹒跚学步的时候搬过来的。佐伊像果蝇追随熟透的香蕉一样围着他转。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时常待在家里，要么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脑，要么喝下过量的咖啡，然后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止一次地在佐伊生病而我和克里斯又无暇顾及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招呼佐伊坐在植绒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卡通片。当你需要一杯奶油、一块防静电布，或者找人帮忙挡一下门的时候，他总是乐于跑腿。他是写说明文的高手，经常在我和克里斯爱莫能助的时候辅导佐伊的英文作业。他是烹制火鸡的专家，我也学过，但是我在招待亲戚的感恩节晚餐上只能完成不到四分之三的步骤。

总之，格雷汉姆是个不错的朋友。

“你们两个应该加入我。”他说的是跑步的事。看见他腰上挂着一排水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去为妙。

“我如果去了，你会难受的。”我说。我看着他揉搓佐伊的头发，佐伊脸红了，不过这次玫瑰色的红晕和格雷汉姆的性别无关。

“你呢？”他问佐伊，佐伊耸耸肩。十二岁有十二岁的好处，耸耸肩或者一个羞涩的微笑都可以帮她解脱。“考虑一下。”他说着又飞递出一个谄媚的笑容，他的牙齿洁白无瑕，像学校里行为端正的孩子一样整齐地排成行。佐伊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他新刮过的脸和低垂的双眼。不是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喜欢。

我们和他道别，钻进雨里。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我陪佐伊走到学校，然后去上班。佐伊在我们附近的学校上学，学校紧挨着一座气派的拜占庭教堂，灰色的砖墙、厚重的木门、神圣的圆顶直达天际。教堂的装饰极尽华丽，接连不断的金色壁画、彩绘的玻璃窗，还有大理石圣坛。学校隐身在教堂后面，中规中矩的砖房和一个操场，大批穿着同样的格子校服的孩子套着五颜六色的雨衣。书包压在他们幼小的身体上显得过于沉重。佐伊不情愿地说了声再见，从我身边逃走。我站在路边看着她和其他七年级的同学会合，注视着他们匆匆忙忙地穿过积水的马路，走向干爽的教室。我躲闪着小家伙们，他们贴在父母的大腿上，哀求着说他们不想去。

我一直看着她进去了才走，我要去富勒顿车站。走着走着，雨突然间变得急促，竟然变成冰雹砸下来。我情不自禁地跑起来，慌不择路地踩进一个一个水坑里，脏水飞溅到我的腿上。

女孩和婴儿闯入我的脑海，我想，她们是不是也在外面的某个地方经受着骤雨的袭击？

我刷卡进站，然后急匆匆地迈上湿滑的楼梯。我想知道是否能看见她们。我很欣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婴儿和她的母亲不在站台上。但是，我的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们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她们安全吗？她们被淋湿了吗？她们冷吗？这就是所谓的自寻烦恼吧。我焦急地等待列车进站。车一来我就蹿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面，期盼着也许她们在某一秒钟出现：军绿色的外套、系带靴子、破旧的皮箱，还有湿乎乎的粉毛毯、露在外面的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