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圈子时，我们还能假设她们做些什么呢？
既然这不是一个能吸引聪明男子注意的话题，而我们这些人，又享有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豁免权，可以不必理睬性别问题，那就让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只是说奥兰多在同性交往中其乐无比，然后让男士们来证明——他们乐于如此——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确切、具体地描述奥兰多这个时期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个时候，格拉尔德街和德鲁瑞巷的院子，灯光昏暗、路面坎坷、通风不好，我们在里面摸索着跟踪奥兰多，才刚隐隐约约地看到她的身影，她就又消失不见了。此外，她还频繁地换不同的衣服穿，这让我们的任务难上加难。因此，她经常被当作“某爵士”出现在某本现代回忆录中，而那位爵士其实是她的表亲。她的慷慨大度也常被归在其表亲名下，她的诗歌也常被说成出自他的手笔。对她来说，经常变换角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因为她性别转换的频繁程度，是那些只穿一类衣服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而且，她无疑从这些变换中获得了双重收获：生活乐趣增加的同时，生活阅历也丰富了。她一会儿穿衬裙，显得性感撩人，一会儿又换成马裤，显得笃实正直。她轮番享受两性的爱。
因此，不妨这样描述她的生活：上午，穿一件中性的中国袍子，徜徉书海；然后，穿着同样的服装接见一两位委托人（因为恳求她帮忙的人为数很不少）。接着，她会换上利落的齐膝短裤，到花园里去给坚果树修剪修剪枝桠。之后，她会换上一身塔夫绸花裙，这最适合乘车去里奇蒙，听某位显赫的贵族男子的求婚告白。随后，她会返回城中，换上一件律师模样的黄褐色袍子，到法院去听她的官司的进展——因为，虽然她的财产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但那单官司却完全没有要结案的迹象。最后，夜幕降临，她多半会从头到脚换上一身贵族男子的行头，然后去街上冒险。
关于这些冒险，当时传闻很多，譬如，她与人决斗、在皇家船队的一条船上当船长、被人看到裸体在露台上跳舞、与某位女士私奔到低地国家而那位女士的丈夫尾随其后，等等。至于这些传闻的真假虚实，我们不置一词。不管奥兰多做了什么，她在回来时总要专门跑到一家咖啡馆的窗外，偷偷地看看那些才子。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根据他们的手势，她可以想象正在发表些什么妙趣横生或讥讽嘲弄的言论。这可能倒是件好事；有一次，她站着看伯尔特院子里的一栋房子，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在那栋房子的百叶窗上，映出三个人的人影，他们正坐在一起喝茶。
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引人入胜的戏剧了。她真想大声喝彩：好极了！好极了！因为，它的确是一出好戏——是从人生这本厚书上撕下来的精彩一页！那个小个子身影，噘着两片嘴唇，不安分地坐在椅子上，时而扭来扭去，时而任性无礼，时而过分殷勤。那个驼背女人的身影，弯曲着手指伸进杯里，探一探茶有多深，因为她是个盲人。大扶手椅上有一个来回晃动的人影，长得酷似罗马人，将手指奇怪地弯曲缠绕，不时地突然扭头，大口喝茶。这些身影是约翰逊博士[51]、鲍斯韦尔[52]和威廉夫人。奥兰多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场景，顾不上想象后世人们会怎样嫉妒她，尽管这回似乎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心满意足地凝视着，凝视着。终于，鲍斯韦尔先生站起身来，用尖刻暴躁的声音对待那老妇人，而在那罗马雕像般的伟人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那伟人有点摇晃地站起身来，嘴里滔滔不绝，发表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箴言伟论。这就是奥兰多当时的想象，虽然她听不见那三个人影坐在那里喝茶时说的话。
有一天夜里，她闲逛一圈后就回家了。回到楼上的卧室后，她脱掉镶有花边的外衣，只穿着衬衫和裤子，站在窗边眺望。空气中散发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让她无法上床入睡。时值隆冬，气候严寒，城市上空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四周呈现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象。她望见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有城里所有教堂的尖顶和圆顶，银行平滑的身躯，大厅和会议厅宽广交织的弧线。北边是平缓、绿草如茵的海姆斯塔德高地，西边是灯火通明的梅费尔街巷和广场。在这片宁静、井然有序的景象之上，天朗气清，繁星满空，仿佛一双双满怀希望、目光坚定的眼睛。在这片澄澈明净之中，每一屋顶的线条，每一烟囱的通风帽，都清晰可见；甚至连路上铺砌的一粒粒鹅卵石子都能看得分明。奥兰多禁不住要把这片井然有序与伊丽莎白王朝那混乱、拥挤的伦敦城相比较。她记得，倘若当时的伦敦能够称为城市的话，那也是一座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布莱克弗里亚斯她的房子窗下，不过是一堆小房子挤在一起。街道中央深坑中的死水映出天上的星星。原是一家酒馆的街边角落有一个黑影，可能是有人被谋杀了并被抛尸至此。她还记得，在这样的深夜，当时她还是个小男孩，被保姆抱到菱格窗前，听到街上传来斗殴受伤者的哭叫。成群结队的流氓，男男女女，互相抱头搂颈，脚步踉跄地走在路上，高声唱着下流的小调。他们耳朵上的饰物闪闪发光，手里的刀子寒光逼人。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海格特和海姆斯塔德高地密不透风的树林，现出了枝叶缠绕的轮廓，在天幕下蠕动着，扭曲着，纠缠不清。在某个高耸出伦敦城的山上，偶尔会看到一个光秃的绞刑台，上面的十字架钉着腐烂或干枯的尸体。这是因为，在伊丽莎白统治下，每条饱经沧桑的大道都充斥着危险和不安、淫荡和暴力、诗歌和肮脏，城里的小屋和狭窄的小路上响着低沉嘈杂的声音，散发出熏天的臭气。奥兰多甚至还记得炎热的夏夜里它们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如今，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四周只有光明、秩序和宁静。一辆马车驶过石子路，传来了轻微的咯吱声。她听到远处守夜人在喊：“十二点，有霜冻！”话音刚落，午夜的第一声钟声就敲响了。这时，奥兰多才第一次注意到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后漂浮着一小朵云彩。随着陆续敲响的钟声，云越聚越多，且颜色越来越暗，并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扩散开去。就在这时，轻风骤起。到第六下钟声敲响的时候，东方的整个天空已被一片不规则移动的阴霾所遮盖，相比之下西方和北方的天空是一片清朗。接着，乌云向北面扩散，吞没了城市之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地。只剩下灯火通明的梅费尔，在映衬之下更显璀璨。第八下钟声敲响时，皮卡迪利广场上空匆匆蔓延开几缕流云。它们仿佛不断膨胀，并以极快的速度向西面的天边迸进。又敲响了三下钟声，这时，黑暗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了整个伦敦城上空。到午夜的第十二下钟声响起，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黑暗弥漫，疑惑四起，混乱不断。十八世纪结束，十九世纪拉开帷幕。
[38] 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一个英国天主教徒，为1605年阴谋炸死詹姆斯一世的英国火药阴谋案同谋。（译注）
[39] 海蓬子，又名海芦笋，生于盐碱地、盐湖边及海边、河谷潮湿的重盐质土壤上。（译注）
[40] 雷恩先生，即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建筑师、天文学家、数学家。伦敦大火后他设计了圣保罗大教堂等50多所伦敦建筑物。（译注）
[41] 圣殿闩位于舰队街的西端，是旧时伦敦城的入口。（译注）
[42] 艾迪生，即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诗人、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与人合办《看客》杂志。（译注）
[43] 德莱顿，即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译注）
[44] 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诗，善用英雄偶体，主要作品有《劫发记》等。（译注）
[45] 达克特，旧时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或银币名。（译注）
[46] 卢牌戏，古代一种有赌金、罚金的纸牌游戏。（译注）
[47]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人面鸟身的海妖，飞翔在大海上，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译注）
[48] 杜狄范夫人（1697-1780），一位法国贵妇，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因与众多文人交往而为人所知。（译注）
[49] 西比尔（Sibyl）是西方古代女预言家、女巫。（译注）
[50] 切斯菲尔德（1694-1775），英国著名外交家兼作家，曾任驻荷兰大使、国务大臣等，以著作《给儿子的信》而闻名于世。（译注）
[51] 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执牛耳者。他以渊博的见识、独特的文风以及作品中的精彩词句脱颖而出，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众望所归的人物。（译注）
[52] 鲍斯韦尔，即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传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出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译注）
第五章
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苍茫黑云，不但压在伦敦城上空，还笼罩住了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那黑云在咆哮的狂风中翻滚流转，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但却久久没能散去，给长期生活其下的人们，带去了异乎寻常的影响。英格兰的气候似乎改变了。雨下得更频繁了，而且多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疾风骤雨，汹涌而来又倏忽而去。没错，偶尔也能看见太阳，但由于密云缭绕，空气中满是水汽，阳光也显得黯淡无光，了无生气，一片呆滞钝重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十八世纪明丽而又生动的风景。在这片淤青、阴沉的天空下，卷心菜不再翠绿，白雪也显得泥污不堪。更糟糕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间房子——在所有敌人中，潮湿是最阴险的一个：炽烈的日光有百叶窗来阻挡，寒冷的冰霜可以被炉火消融，唯有潮湿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又无孔不入，趁我们熟睡时悄然而至，让木头受潮膨胀，水壶发霉，铁器生锈，石头长满青苔。潮湿隐蔽地、悄无声息地潜滋暗长，直到某天我们拉开某个抽屉或拎起某个煤桶，抽屉或煤桶在手里散了架，我们才开始察觉到潮湿这个罪魁祸首。
于是，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一刻，总之在不知不觉之间，英国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此鲜有觉察，但这种改变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过去，一位体格健壮的乡绅，可以坐在屋子里——那屋子可能是由亚当兄弟设计的，呈现出古典的庄重之感——美美地享用麦芽酒和牛肉。但如今此景不再了，他变得很怕冷，于是在膝上围毛毯，在脸上留长胡须，在脚踝的地方系紧裤腿。很快，这位乡绅腿上的寒意转移到了房子里。为了保暖，他将家具层层遮盖起来，墙上挂壁毯，桌子盖台布，总之，没有一处地方裸露在外。后来，他的日常饮食也彻底变了。发明了松饼和烤面饼，用咖啡取代餐后的波尔图葡萄酒。随后，咖啡引出喝咖啡的起居室，起居室引出玻璃橱，玻璃橱引出装饰用的人造花，人造花引出壁炉台，壁炉台引出钢琴，钢琴引出起居室抒情歌，起居室抒情歌又引出（我们跳过一两个步骤）无数小狗、垫子、陶瓷摆件……于是“家”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变得无比重要。
潮湿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屋外的常春藤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长，很快，原本光秃秃的石头房子，现在都爬满了繁茂的绿色藤蔓。所有的花园，无论起初设计得多么井然有序，现在全都灌木丛生、野草疯长，以至于不见天日，宛如迷宫。人们出生时，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带着几分自然的盎然绿意，但到人们成年后，窗外早已爬满了浓密的枝叶，仿佛棕色和紫色的毛绒窗帘，难得透进来一些阳光。而且，变化并不止于外部。湿气还侵入了人们的内心。人们感到内心寒冷，精神沮丧。为了竭力让自己蜷缩成一团的心灵感到些许暖意，他们不断尝试在种种伪装和遁词中寻求安慰。爱、出生和死亡，都局限于华美空洞的辞藻。两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流，只能小心翼翼地互相隐瞒，彼此逃避。恰似屋外潮湿的墙面上葳蕤繁密的常春藤一样，屋里的人们也表现出同样旺盛的繁殖力。对于一个普通女人来说，生活就是接连不断地生育：十九岁结婚，三十岁就有十五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双胞胎很多。就这样，大英帝国应运而生。就这样——因为潮湿无休无止，它如入侵木器一般，也入侵了墨水瓶——句子开始膨胀，形容词成倍增长，抒情歌谣变成了史诗，原来只够写一篇专栏散文的琐碎小事现在可以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然而，尤西比乌·查伯见证了这一切，知道它们会如何影响生性敏感者的心灵，但却无力阻止。在回忆录的结尾，他记述道：一天上午，他在对开本上连写了35页“全无意义的废话”后，拧紧墨水瓶盖，打算去花园里转转、散散心。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数不清的树叶在他头顶咯吱作响，闪闪发光。他觉得自己“脚下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