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 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 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一颗好良心。我宁愿当一个开拓者，为他所开拓的东西而战斗，虽死不辞。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入侵这个国家，当地各民族都支持我们，我们赢了，但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噢，不，我们与国王握手言和，并把他的省份归还给他，而让我们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颗坏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先鼓励他们，然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点设备和一个玩具工业。”

“玩具工业？”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谈政治为了什么。政治并不吸引我，我只是个记者。我没有任何立场。”

“真的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争论一番——来消磨这个血腥的晚上，仅此而已。我不会站队。我只会坚持报道，不管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了，你就要报道谎言了。”

“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弯路可走的。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有多么受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里谈话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哨兵壮了不少胆子：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颜色的，黄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们白色的只是说话——会给人留下人数众多的印象，从而使得越盟的人离我们远点儿。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着往嘴里送，眼睛却沿着盘子的边缘望向派尔和我。

“那么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这不是重点，”我说，“我并不很希望你们取得胜利。我只想让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快乐一些——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在夜晚时，不用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

“为了自由，必须开战。”

“我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战斗。至于自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去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向那两个哨兵发问，“自由——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他们正低头吃饭，听见我的话后，瞪着眼睛望过来，什么也没说。

派尔说：“你想让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你这是在为争论而争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所强调的个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约克说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点呢？”我说，“四十年前可没人这么讲。”

“那时个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的也许没有受到威胁。噢，没有，但那时又有谁在关心稻田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员。他会坐在他的棚屋里，问他的名字，倾听他的抱怨；他会每天花掉一个小时去教导他——无论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是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别再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地去说关于东方的那套理论，什么对于个人灵魂的威胁。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一分子。”

“你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吧。”派尔不安地说。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否则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去做——因为在东方这里——好吧，我并不喜欢艾克[32]。我喜欢——嗯，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八点半刚过。”

“还有十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走了。”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冷战，“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我的车里有一条毯子。取回来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来？安全吗？”

“现在还早，越盟应该不会出现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习惯在黑暗里活动。”

我刚一起身，那两个哨兵便停下来，不再吃饭。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回来。”我的双腿从活板门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说来也怪，这样的谈论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别是这样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得周围这些怪异的环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刚从一间屋子里离开，还要回来拾起观点继续争论一样——这座哨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哨岗下面站了一会儿，好让我的眼睛适应环境。这里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见月光。月光让我联想到太平间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安灯罩的灯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静止，就像有人在这片广阔的空间试图传达出美好的愿景，甚至连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们爱着的一个女人，大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一个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对于我妻子那种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首心爱的赞美诗，或者一篇床边的祈祷文。我也像派尔那样打了一个冷战。其实那个晚上的温度并不低，只不过路两旁的浅水田给那种温暖增加几分凉意。我朝着车子那边走去，有那么一刻，当我站在路边时，我甚至以为车子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即便后来我才想起，车子是在三十码之外抛锚的。我忍不住弯着肩膀朝前走去——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方式，在黑夜里更为隐蔽。

我必须揭开汽车的后备厢才能取毯子，在静谧之中，揭盖时发出的咔嗒和吱呀声让我惊吓不已。那个晚上一定到处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发出的噪声成为唯一的声音。我把毯子搭在肩头，比从前更小心地关上后备箱。然后，刚一扣好，西贡那边的天空忽然一闪，隆隆的爆炸声便从公路那边轰鸣着传了过来。爆炸声还没过去，又传来两排轻机枪的扫射声。我想：“有人要遭殃了。”远处传来人的叫声，痛苦、恐惧的声音，也可能是胜利的喊叫声。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会沿着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公路发动一次袭击。那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们前面去，在我们与西贡之间。那仿佛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正朝着危险驶去，而不是远离它，就像我现在这样朝着危险的方向，向哨岗走过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为觉得走比跑发出的声音更小些，虽然我的身体确实很想跑。

到了梯子下面，我抬头向派尔喊道：“是我——福勒。”（即便在那时，我也还是不想对他用我的教名。）哨岗上的景象已经变了：装饭的盘子回到地上；一个哨兵将步枪倚在臀部，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跪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眼睛盯着那支轻机枪，那支枪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去，但停了下来。另一个哨兵的胳膊伸向那支枪——没有打斗或者威胁的痕迹，这就像是孩子平时会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人发现你移动过，否则就要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两个哨兵看着我，派尔一下子扑过去，将轻机枪拽到他这边来。

“在做游戏吗？”我问道。

“他们有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如果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有。”

“那很好。我也没用过。很高兴这里面有子弹——我们可不知道怎么装子弹进去。”

两个哨兵平静地接受了损失一支枪的事实。一个哨兵将步枪放低，横放在大腿上。另一个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别人便也看不见他。也许他内心很高兴，现在终于不用负更多的责任了。远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响起来——一连串三阵枪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第二个哨兵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用它。”派尔说。

“按理说，他们是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一针见血。”我说，“希望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怎么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远东日报》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座哨岗遭到袭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夺取。”

“你觉得在稻田里会更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