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在垂死之际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被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这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波斯尼亚青年党”（Mlada Bosna）成员，而这一行动是泛塞尔维亚主义秘密帮派——黑手党（the Black Hand）一手策划的，并随即受到塞尔维亚秘密服务组织的资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街头，子弹无情地击中了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爆发。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这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改变了一切：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国家、两性关系、诗歌和音乐、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想象、人类的灵魂。引用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战壕回忆录的标题来形容这场大战，便是《向一切告别》。

战争已经在欧洲徘徊了几十年并且从未离开，欧洲各国的头目们按部就班地滑向大战边缘，而不是竭力阻止大战的爆发。欧洲旧政治精英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工业和金融相辅相成的道理、认为战争可以大赚一笔的想法此刻得以发挥作用，不过，跟每个国家在战争爆发中所必将失去的一切相比又是那么不值一提。

战争显然是荒唐的，不过还是降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混乱、无能和盲目也在情理之中。奥匈帝国的将军们已经被自负和渴望冲昏了头脑，认为只有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速胜才能挽救大厦将倾的君主制，不管这会不会遭受俄国人在东线的致命打击。

在沙皇签署动员令后，庞大的俄国军队便动员起来。沙皇说道：“这是人民的愿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签署这项命令，那么沙皇政权可能危在旦夕，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蠢蠢欲动；而如果他签署的话，也许会天降奇迹，这个政教合一的罗曼诺夫王朝将得到拯救。法国著名外交官儒勒·康邦（Jules Cambon）深知，法国为了维持法俄联盟将不得不应战，虽然法国出于切身利益并不值得为俄国的巴尔干利益冒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在第一轮交战结束后，剩下的一切就只能“听天由命”。德皇虽然经常大放厥词，但也曾提议一旦德国突然陷入东西两线的作战态势，德军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法国在西线的攻击。不过，他的总参谋长却告诫他，这么做会导致德国一支建制完整的军队都没有，而只剩一堆残兵败将。

一系列事件随着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迅速演变成1914年8月的炮火。人类不可阻挡的愚蠢，令人回想起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的描写：

导致这些民族和国家灭亡的既非盲从也非无知，而是不久前他们全然不考虑自己行进的方向。鞭策他们的只是内心深处无尽的欲望，而那些欲望既是先天使然又受到后天熏染，驱使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向前冲，直至他们耗尽身体的能量。幸运儿是那些能控制自己的人。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毁灭，不过，他们还是照旧选择义无反顾。

奥地利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大战初期的场景，这无疑再现了兰克曾经描述过的一切：“那场战争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认为那场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战前40年积聚起来的内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量势必演变成一场剧烈的爆发。”

当然，奥匈帝国不也可以用其他大公们来接替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那位，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前进吗？这个庞大且民族成分混杂的帝国可以侥幸发动一场不论规模大小的战争，只因为害怕自己治下的各民族会发表独立声明，打破这个由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本就不牢固的平衡；因为民族主义理想必须直面凌驾于这个王朝之上的精英阶层、官僚阶层、军官阶层和贵族阶层。一方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未被德国人视为德奥同盟的朋友，他的死亡被公认为“无足轻重”，一位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如此说。但是，另一方面，塞尔维亚族人的刺杀不单单是一场冷血的毫无意义的谋杀。这是公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挑衅，乃至对它虚弱的嘲讽。因此，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不过，无论奥地利外交官和将军们怎样打算，德国国家利益现在已然受到了威胁。而且，对于多瑙河畔的奥匈帝国来说，德国才是它指望得上的可靠盟友——另一个盟友意大利是绝不敢出来迎击把持地中海制海权的大国们的。

奥地利要么向塞尔维亚政府表现政治上的谦卑，那么事情可以解决；要么主动来一场逼迫塞尔维亚屈服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那样也是合情合理的。威廉二世赞许地在维也纳递来的战书空白处如此挥笔：“要么现在开打，要么永远不打”，“塞尔维亚必须退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这些外交战略失败，同时俄国也向德奥两国宣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这场战争不由德国挑起，而由奥地利来挑起。因为如果由德国挑起，奥地利人不可能如约履行他们的义务。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仍不能被忽视或者排除，但只要前两阶段的战役目标能够从容不迫地完成，那么剩下的任务就可以听天由命。不过，局势却被“施里芬计划”弄得恶化了，因为在作战细节上，德国不可能先进攻俄国再进攻法国，所以奥地利一直有一种疑惑，即将由谁单独承担东线的战事。不过，奥地利人不知道，鉴于德国对西线的闪击计划，必须由他们单独承受俄国人的猛攻，并且他们得不到德国的任何援兵。此外，要是他们不能收买意大利加入联盟的话，那么奥地利也将陷入东、南两线作战的绝境。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过后，俄国秘密警察（Ochrana）不断散播所有斯拉夫兄弟要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口号。然而，此时德国政府则向奥地利人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力挺奥地利，这完全背离了俾斯麦的政治智慧。德国现在鼓动奥地利人冲杀在前，并依靠奥地利人陈腐的外交机制来践行这一切，意味着德国的生死存亡现在不由自己的利益左右，而由奥地利的利益所左右。

虽然一年前欧洲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制止了1912—1913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的继续恶化，但是在战前的三阶段未能出现任何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在第一阶段，各国普遍未能意识到当前的危机有可能恶化为世界大战。在第二阶段，关键战略部署已被同盟国和协约国开打后如何维持两大阵营内部的凝聚力、保障阵营中最弱的成员——奥地利和俄国的考量所取代。在第三阶段，俄国正在快速进行军事动员。

德国人越来越濒临绝境。因为他们意识到奥地利的外交进展非常缓慢，以致未能在俄国采取军事动员之前先发制人，而且对被他们轻视的塞尔维亚政府造成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但是，正如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坚信的一样，胜利尚存一线希望，因为沙皇会收回成命、法国会提出议和，这样一来，协约国集团便不攻自破。英国虽然在协约国集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已被国内的爱尔兰内战弄得自顾不暇，英国内阁甚至未能通过开战议案，因此，德国还有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然而，德国开启的大战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因为各大列强都相信，这场世界大战早晚都会爆发，而他们只需花精力寻找良好的开战时机并维持他们的联盟体系，而非维护世界和平。因此，这两大不以阻止战争爆发为己任的集团让世界大战变得无法避免。最终，每个小成员国都抱着防御的姿态，跟在那些发起主动进攻的大成员国后面。彼时还是青年军官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很快被抽调到血腥的凡尔登战场。30年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这样的总结：他称其为“欧洲在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第七章 死亡圆舞曲

赫尔穆特·冯·毛奇常常告诫属下，筹划得再好的作战方案在接敌之后也会一无是处。这一冰冷的告诫显然在1914年8月的德国军队身上一语成谶。德军先大举向西，冲破默兹河畔比利时列日要塞的重重阻碍，直逼法国北部的凡尔登要塞，最后向南大幅迂回占领巴黎，全然不顾及比利时的中立。那不过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轻描淡写道——德国此举正好给了英国远征军出兵的借口，而这正是“施里芬计划”不愿看到的。“施里芬计划”也不允许比利时人对列日要塞的防御超过两天，不过德军最终还是花了十天才攻下它。原因千奇百怪，可能是比利时人学会了铁路机动运兵，也可能是德国后备兵团的军人们穿着不合脚的长靴妨碍了正常行军。并且，德国人也未按“施里芬计划”将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到位。此外，各路进军部队的行军路线被交叉阻碍，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官们指挥失误，情报一团乱，攻击发起缺乏纵深，前沿阵地的法军只是溃退而不是被彻底歼灭。当首支德军骑兵部队抵达马恩河前线时，法军正使用汽车把最后的预备队由巴黎运往前线。这场马上被法国人以“马恩河奇迹”为名而进行庆祝活动的战役，在德国人看来是自己宏伟战略计划的失败。德国的战略主动权自此丧失；协约国的防御态势自此压倒同盟国的进攻态势。重型火炮迫使攻守双方都退回到战壕里面。战壕里的士兵们不仅仅要应付来自战场另一边的敌军，还要与雨水、烂泥、蚊虫、寒冷、黑暗、孤独与绝望做斗争。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主人公被冷枪打中死去，而那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战后文学的另一个极端来自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一位职业陆军军官，曾获授用来表彰在战斗中英勇无畏、象征普鲁士最高荣誉的“蓝马克斯勋章”。他曾在小说《钢铁的暴风雨》中试图歌颂这种混战，并试图发掘和着血水和泥巴的英雄主义。从比利时的伊普尔战役延伸至法国的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再从法国的凡尔登延伸至法国的孚日山脉，两大战壕系统并列在一起，敌对双方士兵的战壕相隔咫尺，最多不超过一位优秀掷弹手的投弹距离，而狙击手则会如死神般专找对方麻痹大意的士兵的碴。

在西线，德军的作战计划被无情地挫败了，因为他们没能实现原定六周内击败法国的计划。但是，在东线战场，德奥两军的战况却比预期要好。俄国军队必须绕开德国人已经加固多年的波兹南要塞，以便向东普鲁士进发。俄军在那里遭遇当地人有组织的袭扰，那些人以广大沼泽、湖泊和水网为掩护与俄军周旋。他们死命保卫的不单单是皇帝与帝国，更是良田与家园。德国人充分利用他们的复杂地形来迟滞、围困直至打败前进的俄军，那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技术和情报上处于绝对下风。成千上万名俄军士兵被俘虏，指挥东普鲁士作战的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被捧为德意志民族英雄。南部战场上，在同驻守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军队的对战中，俄军取得了胜利。然而，双方在戈罗多克一战中皆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仅仅过了几个月，东线战势也陷入僵局。在有能力单独顶住攻击压力并夺回战场主动权之前，奥地利军队不得不依赖德军支援。东线战场的惨重伤亡给这个多民族帝国带来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和奥地利永远不可能在彼此的宏伟战略目标上协调一致，这使得奥地利不得不重新审视德奥同盟，导致德奥相互猜忌。两国也将大难临头。

尽管付出鲜血与金钱的代价，抑或是因为鲜血与金钱的缘故，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没有放弃战争、单独议和的打算。恰恰相反，各国都在努力拓展武器的使用领域。火炮集群与机枪阵地、迫击炮、火焰喷射器、毒气和坦克等新式战法与武器都被一一设计出来以突破敌方战壕，不过都收效甚微。大战的扩大还体现在海上。德国军舰曾经代表德国世界扩张野心的急先锋，除了日德兰海战和几次英勇的海上游击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军港里。日德兰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装备火力更强，却被德国海军打得鼻青脸肿；不过，德国海军自此一役便被封锁在了港口，很难再有作为。德国海军将重心转移到潜艇战。德国U型潜艇一直高效地袭击着往返于北大西洋至地中海的协约国运输船，直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采用护航制度才终结了这一威胁。

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切断了大西洋的出口，切断了德国人的补给线。但是，德国潜艇发射鱼雷时，很难借助潜望镜直接从水下识别他们的目标。1915年，一位德国潜艇舰长下令击沉了英国载有上千名平民乘客的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载有的100多名美国人丧生，这坚定了美国加入协约国集团的决心。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赌博，因为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迟早会把美国拖进战争的。但是，在1917年的春天，德国海军部忽视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迅速的政治决策，继续义无反顾地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