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186]，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187]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188]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189]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190]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

[1]关于这些事件的可信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B.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第10章，伦敦，1910;Edgar Holt: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9—10章，伦敦，196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见《清华学报》，1931年10月6卷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W.H.Hall和W.D.Bernard: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 “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国防部档案WO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2]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6.1: 46页，n.3（1941年3月）。夏燮：《中西纪事》，台北，1962，卷6, 10上。梁廷坍《夷氛记闻》，1874，卷3。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者）。E.H.Parker: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

[10]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他们将产品卖给商贩。尽管一旦纺好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却很少见。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近代广州》，第1、2章。G.Allgood: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伦敦，1901，第23页。A.J.du Bosch: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巴黎，1860，第204—214页。《广州指南》，第5页。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B.C.Henry: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伦敦，1886，第59—60页。《支那省别全志》，1∶156页。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4—175页。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好的英文描述，见Gunther Barth：《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章。

[12]1819年，顺德、南海两县的桑园占地共15000英亩，有成千上万的人家从事农桑。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北京，1957，第431—432页。

[13]FO17/272，“威妥玛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19日。

[14]《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6页。

[15]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上海，1954，第4册，第21页。

[16]Au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第109—110、186—19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影印，1963，卷29, 23上、23下。

[1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1957，第734—736页。

[19]《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7页。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1963，第1册，卷6, 1下。

[20]J.Elliot Bingham: 《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1842，1: 231、232页。《卧乌古子爵》，1∶126页。D.Mcpherson: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伦敦，1842，第148页。

[21]《广州府志》，卷81, 39上。

[22]FO17/40，“德庇时—巴麦尊”，1848年2月8日。

[23]《卧乌古子爵》，1∶155页。

[24] 《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4页。

[25]《夷氛记闻》，卷1。

[26]这段叙述依据下列材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州，1956。《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949页。《中西纪事》，卷6, 11下；卷13, 8上。《夷氛记闻》，卷3。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见《史学杂志》，62.10: 1—29页，1953年10月。《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6—738页。《鸦片战争在中国》，第129—130页。《卧乌古子爵》，1∶180页。《英国在华作战记》，2∶242—323页。《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中国丛报》，5∶192—193页，1836年5月—12月。

[2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

[28]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1872，卷26, 6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

[29] 《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在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中，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30]《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5—36页。（此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译者）

[31]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今据英文回译——译者）。见FO17/32，快件37，附件2, 1839年8月。在这一告示发布之后不久，林则徐向地方官员发了一道命令。见《林文忠公全集》，卷6, 9上—9下。

[32]在英文方面对中国团练历史的更详尽的考察，见Philip Kuhn（孔飞力）杰出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3），我由此受益匪浅，十分感激。还有：铃木正：《明代家丁考》，载于《史观》，37: 23—40, 1952年。

[33]例如，在近代的第十九路军中，有4/5的人都来自广东。他们当中，10%来自北江地区，30%来自东江地区，60%来自这个省的西南角。见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110页及附录，表31。

[34]即今中山县，位于珠江西岸的贫瘠的县，一直延伸到澳门。

[35]《广州府志》，卷81, 14上—14下。

[36]1809年，清政府曾禁鸦片输入广州。这一危机得到了解决，而且英国人后来还帮助镇压海盗，但大多数的方志中仍把海盗的兴起同外国危机联系起来。

[37]《广州府志》，卷81, 16下—17下。田明耀：《香山县志》，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