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学术著作。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前言

王庆成

美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于1966年，但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内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著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呼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1849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第三篇研究1850—1856年间的“地方主义”，即宗族、秘密社会势力的增长和红巾军（天地会）造反以及广东的形势同太平天国起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外国入侵促使官府倡办团练，团练的兴起有利于地方绅士力量的扩张，同时又削弱宗族的血缘联合，增强穷苦农民之间的联系。太平天国的进展和天地会起义的失败，都进一步地发展了地方主义，最终促使清王朝垮台。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强调指出，即使朝廷下令要求采取集体行动以驱赶占领广州的外国人，“也不能消释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这一篇以“合作主义的政治”为题，探讨了广州被占期间的社会动态，认为这时绅士已把联军视为真正的对手，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也接受他们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并认为当时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四篇十九章所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看法丰富而又多头绪，作系统的简单概括是困难的。读者读了全书一定会发现不少精到的见解，足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全书广泛利用了英国的外交档案和有关的西文著作，也利用了不少中文资料书和地方志。这些资料是作者发挥自己见解的基础；同时，它们利用的若干西方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还提供了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当然，中国读书者不会完全同意全书的所有观点。外国侵略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与外国的种种矛盾，尽管有着文化冲突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植基于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近代中国的排外情绪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不会是一种与出身始源有关的种族观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多年的激荡，中国的官府、绅士、商人、农民等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不同程度的变化是存在的，但不变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所以冲突、抵抗、排外仍要继续下去。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青年时期的作品，出版时他才29岁。他出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去巴黎大学短期研究，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此后在该校执教，不数年即因成果优异而担任教授（1971）。1986年起出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迄今，仍保留该校教授职位。自1974年后多次来中国访问、研究，热心倡导中美学术交流，结识很多中国学者。魏斐德专长中国明清史、近代史，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史学著述宏富，间亦从事小说、戏剧创作。继《大门的陌生人》之后，续有《广东的秘密结社》、《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等专书和多篇论文出版，近年的新著有《大事业：满洲在十七世纪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两巨册，共1337页。尽管《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但这本书堪称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首先翻译出版这本书，希望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中美学者间的切磋交流。我相信，这也一定是魏斐德的希望。

2001年8月

导言

太平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以外。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损失超出了历史想像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1]相似，对这样的大屠杀很少兴趣。诚然，太平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中，使人口稠密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新的缓和。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从纵的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是军阀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不过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年代中形成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而言，或是对那些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重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像。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2]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范围之中。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不值得重视的，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期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也成为可能。克拉夫在普来赛的胜利[3]，展现了人类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诞生：“第三世界”的欧洲化。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4]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5]的人的遗蜕。

与此俱来，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不到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治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他的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即鸦片战争（1839—1842）及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及世界的——汇合，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全部的变化。由此，就是在同时代的人们中间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造反者不是只在外表上稍有不同的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绅士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绅士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绅士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我，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而不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无所不在的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源泉以证明他们的超凡的合法性，这一源泉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