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严肃的面孔向他说了各种俗套话,比方,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等;何况,瓦莲卡长得不错,挺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更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亲热而诚心地待他的女人。于是他有点飘飘然,拿定主意,真要结婚了。”
“那么,这时他的套鞋和雨伞就该收起来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想象一下吧,这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把瓦莲卡的照片摆在了桌子上,而且常到我这里来谈论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儿也没有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使他染上了某种疾病似的,他变得更瘦了,脸色更苍白了,好像更深地躲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我喜欢瓦尔瓦拉·萨维什娜,’他对我说,带一种微微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要结婚,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切来得有点突然……需要好好想一想。’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我对他说,‘结了婚,就完事了。’
“‘不,婚姻是终身大事,首先得估量一下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以后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才好。这一点使我十分不安,如今我整夜都睡不着。说老实话,我害怕,她和他的弟弟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知道吗,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奇怪。她性格又很活泼,结婚以后恐怕难免会闹出点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没有求婚,一拖再拖,弄得校长夫人和我们的所有的太太们非常懊丧。他老是在捉摸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每天都同瓦莲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在他这样的处境下他应该这样做。他常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谈谈家庭生活。如果不是突然闹出一场大笑话的话,他后来可能就结婚了,从而也就作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了。在我们这里,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所事事,像这样结婚的有成千上万的例子。应该说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告密者,这样卑鄙的家伙。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啊!你们这里的空气要窒息人,坏透了!你们难道是教育家,是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里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并且散发出一股警察岗亭里的酸臭味。不,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们庄子里去了,在那里我可以捞捞鱼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我是要走的,而你们却要同你们的犹大留在这里。叫他倒霉去吧。’
“要不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眼泪。他时而用男低音,时而又用尖细的声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要上我这儿来坐着?他想干什么呢?坐着,两眼发直。’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我们没有对他说他姐姐瓦莲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有一次,校长夫人暗示他说,要是他的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可靠的、受大家尊敬的人结婚,倒是一件好事。这时他皱起眉头说: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行。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的事情吧。有一个捣蛋鬼画了一张漫画,画中的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正在走路。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膊。下面的题名是:‘热恋中的人’。您明白吗,表情画得妙极了!想必画家不止画了一夜,因为所有男中和女中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和官员们都接到了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了一份。这幅漫画给了他非常难受的印象。
“这天正好是5月1日,星期天,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员事先约好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外的小树林里去。我们都来了,他却愁眉苦脸,脸色比乌云还要阴暗。
“‘竟有如此恶劣、歹毒的人!’他小声说道,嘴唇都颤抖了。
“我甚至同情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能想象到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她满脸通红,消瘦了许多,可是开心,快活。”
“‘我们先到前面去了!’她大声喊道,‘咳,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极了!’
“他们俩一会儿就消失了。我们的别里科夫则从愁眉苦脸变成脸色苍白,好像是僵住了。他站住,望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道,‘也许是我看错了?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就让他们随便骑好了。’
“‘这怎么可以呢?’他叫喊起来,看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很惊讶,‘你在说什么啊?!’
“他大为震惊,于是不想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身体欠佳。还没上完课他就走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这样做,也没有吃午饭。尽管外面已完全是夏天天气,傍晚时他还是穿得很多,慢慢地往柯瓦连科家里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见到了她的弟弟。
“‘您就请坐吧。’柯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他的脸上睡意未散,午饭后他刚休息一会儿,心情很不好。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左右才开始说: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有一个卑鄙的人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与我们俩都很亲近的女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您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可以为这种讥讽做口实的事情,相反,我任何时候的行为举止都是一个完全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噘着嘴坐着,一言不发。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接着又用忧郁的声调小声地说:
“‘我还有一点事要对您说。我已经从教多年了,而您刚刚开始工作,作为一个老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对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游戏对一个青年教育者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男低音问道。
“‘这难道还要解释吗?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您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就只有用头顶着地走路了!既然当局没有通令允许这样做,那就是不行。昨天我大吃一惊!当我看见您姐姐时,我眼前都发黑了。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警告您,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前途远大,您要十分谨慎小心才成,而您却如此马虎大意。哎呀,如此马虎大意。您穿绣花汗衫,经常在大街上提着书走来走去。而现在又骑自行车。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让校长知道的,然后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干任何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干涉我的家事和家属的事,我就叫他妈的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了起来。
“‘要是您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那我们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求您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这样地谈论上司,您应该尊敬当局才对。’
“‘难道我对当局说了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道,生气地看着他,‘请您不要打搅我。我是个正直人,我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神经质地慌乱起来,急忙穿上大衣,脸上显出害怕的表情。要知道,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如此不礼貌的话。
“‘您要说什么,随便吧,’他一面说,一面走出前堂,来到楼梯台阶上,‘我只是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曲解和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要点,向校长先生报告一下。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顺着楼梯滚下去了,他的套鞋啪啪地响。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下面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碰碎没有。可是,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时,恰巧瓦莲卡回来了,还带了两位太太,她们站在下面并瞧着他——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哪怕是摔断了脖子和两条腿,也比成为取笑的对象要好些,因为,这下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并将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哎哟,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人家又会来一幅漫画,其结果就会命令他辞职……
“当他站起来时,瓦莲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揉皱的外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是他自己意外地摔下来的,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整所房子都听得见:
“‘哈哈哈!’
“这响亮的有节奏的‘哈哈’笑声把一切都结束了:做媒求亲的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也结束了。他没有听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他回到家里,首先是把桌上放着的瓦莲卡的照片拿掉了,然后便躺下来,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说他主人有点毛病。我便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不言语:不管你问什么,他都回答‘是’或者‘不是’,别的什么也不说。他躺着,阿法纳西则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满脸忧郁,愁眉不展,深深地叹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像酒馆里的烈酒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都去给他送葬,就是说,两个中学和一个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如今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顺、愉快,甚至高兴,好像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里,永远也不用再从套子里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天公好像也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暗,下起雨来了。我们全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放进墓穴时,她哭了几声。我发现,乌克兰女人总是不是哭就是笑,中间的心情她们是没有的。
“说实在话,埋葬别里科夫这种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种快活感。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大家的表情是谦逊而忧郁的。那种快活感就像我们许久以前做孩子的时候,当大人不在家,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哎呀,自由啊,自由!甚至哪怕只是一种暗示,一种可能得到自由的微弱的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后,心情很好。可是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生活又和原先一样了:严峻、厌倦、乱七八糟。这样的生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人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又点燃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布尔金又说了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什物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敦实的矮胖子,头全秃了,黑胡子几乎齐腰长。有两条狗也跟着他跑了出来。
“月亮,月亮真好!”他抬起头说。
已经是午夜了。从右边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长长的街道延伸得很远,有五俄里长。一切都进入了恬静的深深的睡眠状态,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丝儿声音,甚至让人不敢相信大自然竟会如此寂静。你在月夜看见宽阔的村街及其农舍、草垛和熟睡的柳树,心里就会变得宁静。在这个躲开了劳动、操心和悲伤而被夜色包藏起来的静寂里,村街显得那么温和、忧郁、美丽,似乎星星在亲热地、动情地瞧着它,似乎大地上已没有了恶,一切都非常美好。左边,村子的尽头,便是田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直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洒满月光的田野上,同样是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又闷气又拥挤;我们写一些无用的文章、玩纸牌——这岂不也是套子吗?我们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和愚昧的浪荡女人中度过一生,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各种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喂,您如果愿意听,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到该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都走进什物房,在干草上躺下来。他们俩盖上被子,刚要入睡,却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离什物房不远有人在走动,走了不远又停了下来。过了一分钟,又吧嗒、吧嗒响起来……狗叫起来了。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停止了。
“你看着听着人家撒谎,”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家就会因为你容忍这种虚伪而说您是傻瓜。你忍受人家的欺负和侮辱,不敢公开宣布你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人的一边,而且你自己也撒谎,还堆出笑容。这一切无非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窝,谋到一个一文不值的官职罢了!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得了,您离题太远了,伊万·伊万内奇,”布尔金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以后布尔金就睡着了。伊万·伊万内奇却翻来覆去,并且直叹气。后来他便起来,走出去,在门边坐下,点上了烟斗。
(1898年)
◎希腊语“人”的俄语拼音。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地理学派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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