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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伞有伞套子，怀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时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戴上黑眼镜，耳朵用棉花堵上……总之，他总想用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他怕现实生活的刺激，老是称赞过去，甚至把思想也极力地藏在套子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这种描写不是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正如作品中的布尔金所说：“我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契诃夫塑造的这个典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一面镜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幸福的庸人。他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庄园，庄园里栽上一些醋栗树。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阳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里有自己的小鸭子在泅水，四处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庄园主，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作者通过他哥哥伊万的口对这种“幸福”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姚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个堕落知识分子的形象。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姚内奇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他来到省城行医后，跌进了省城庸俗、闭塞、空虚的染缸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打牌、吃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若对他说“人必须工作”，“生活缺少劳动不行”，那他们就会生气，会把这些话当作训斥。只要话题不是吃玩，比方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他们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讲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来。久而久之，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把姚内奇仅有的一点热情和思想也销蚀了。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除了吃饭打牌外，就只会清点钞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种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纯正、憧憬未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万·伊万内奇、《不安分的女人》中的狄莫夫医生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告诫人们的一个警句。还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开始觉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丁、《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他们觉醒后才惊讶地感叹道：“我的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呀？！我被庸俗，庸俗包围了。无聊而渺小的人们，一坛坛的牛奶，一缸缸的酸奶油，蟑螂，愚蠢的女人……再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令人感到屈辱、更使人苦恼的了。得从这里逃出去，今天就逃，否则我就要疯了！”
五
契诃夫从萨哈林旅行回来后，便全家迁到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村居住。由于他扩大了接触面，密切关注社会各阶层生活，创作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了。除知识分子主题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和妇女等许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写出了《农民》、《宝贝儿》、《在峡谷里》和《新娘》等后期的许多重要作品。
《农民》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民悲惨的生活景况。在沙俄，自从宣布取消农奴制以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贫困化了，因为农民进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民》写的虽然是一家农户的状况，反映的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峡谷里》则主要表现了俄国农村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同时揭露了农村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她本是一个普通妇女，但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可以吞噬人的灵魂，她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贪婪、残忍的杀人犯。为了夺得家产，她竟残忍地用开水把小侄儿活活地烫死，并把年迈的公公撵出家门，使他沦为乞丐。作品还安排了与之对立的另一个形象丽巴，她善良、勤劳、老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中，她是一个牺牲者。不过，丽巴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未免过于软弱、无能了，连一点点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这使人联想到《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她也是一个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主见，只满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个“驯服的奴隶”。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对奥莲卡采取的却已经是批评、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新娘》中，作者一反过去忧郁、深沉的调子，发出了一种坚定而又响亮的声音。《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个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琐、庸俗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义无反顾，坚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这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但却在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写的最后一个重要短篇小说，这时他的情绪空前高涨，作品的风格也变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满激情。这无疑与二十世纪初俄国高涨的革命氛围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契诃夫便于1904年7月2日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契诃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所著多为短小精悍的精品，然而作品的题材极为广阔，思想内容精深博大，就是说，他通过细小的、微不足道的、最普遍最平常的生活素材，揭示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内蕴及其本质。从审美意义上说，是从微观的具现，即从一人一事，甚至一个生活碎片，不夸张，不修饰，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加以描写，达到了宏观的总体把握，即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基本的艺术手法。
从艺术风格上看，契诃夫的早期创作多为讽刺性作品，如《胜利者的胜利》、《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等，诙谐幽默，都是喜剧或悲喜剧。中期作品的基调转为冷峻、忧伤，特别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描写小人物的小说，往往都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接着是一批揭露小市民知识分子庸俗生活的作品，如《套中人》、《醋栗》等。晚期创作则开始走向明朗，富于时代气息，如《新娘》等，只是时间不长，刚刚出现就熄灭了。
契诃夫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他把质朴、简练看作是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说过，“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简练是才能的姊妹”。。他的作品，篇幅都不大，有的作品只几百字。他没有写长篇小说，曾经试写过，但没有成功。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害怕“冗长”，而“对一切短的东西却有一种狂热”
情节淡化也是契诃夫简朴的特点之一。他的作品都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它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性格冲突，也没有故意安排的悬念，更没有插科打诨的噱头。它只写日常生活，笔调舒缓、平和，从容不迫，甚至使你感到有点漫不经心，但掩卷之余，你的心却不能不为之而颤动。
文字洗练是达到作品简朴的主要手段。不论是节约篇幅还是淡化情节都离不开文字的功夫。契诃夫的语言文字是极其简洁、紧凑的，他要求做到字斟句酌，不允许有一个多余的字；他要求“无情地删削”，“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真正达到言简意赅。托尔斯泰认为，在这方面，契诃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尔基则把他同普希金、屠格涅夫等艺术大师相提并论：“作为文体家看，契诃夫是不可企及的，将来的文学史家在谈到俄国语文的成长的时候会说：‘这种语文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
六
剧本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戏剧创作的最初的尝试，是写一些短剧——独幕喜剧、戏剧小品等。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写多幕剧、正剧和讽刺喜剧。1887年契诃夫创作了第一部正剧《伊凡诺夫》，随后是几部讽刺喜剧如《蠢货》（1888）、《求婚》（1889）、《纪念日》（1891）等。这些剧本故事诙谐，情节轻松，把抒情、幽默、叙事、悲剧、喜剧因素都糅合在一起。从这里可以看到契诃夫戏剧艺术革新的端倪。
契诃夫戏剧革新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海鸥》（1896）。《海鸥》的成功，第一次把契诃夫与莫斯科剧院的名字联系了起来，第一次把他与俄国戏剧革新运动联系起来。继《海鸥》之后，契诃夫又连续写出了《凡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几部堪称经典的戏剧佳作。从此戏剧家契诃夫的名字蜚声世界文坛。
就内容而言，契诃夫的上述剧本主要写知识分子，写平凡无奇的生活，通过最平常的现象，反映现实的本质。在《没有意思的故事》、《醋栗》、《不安分的女人》等许多中短篇小说里，契诃夫已经描写过世纪末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形象。在这些剧本中继续了这个主题。具体地说，写的都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悲剧命运。如特里波列夫和特里果林（《海鸥》）、沃伊尼茨基（《凡尼亚舅舅》）、普洛佐罗娃三姊妹（《三姊妹》）、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樱桃园》）等，都属于这一类人物形象。
《海鸥》中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有朝气，有才华；他不满于戏剧界的现状，反对文艺界的保守派，要求革新，创造新型艺术。但是他脱离现实生活，只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思想内容上却悲观、空虚，实际上是用形式主义去反对形式主义。由于方向不对头，他终于在艺术上走进了死胡同。他后来不得不对妮娜承认自己的失败：“你已经找到了你的道路，你知道了向着哪个方向走了；可是我呢，我依然在一些梦幻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为谁写。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妮娜曾与他真心相爱过，但后来看清了他，对他失去了信心而离开了他。特里波列夫遭到了艺术上和爱情上的双重失败，终于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海鸥》里还有一个与特里波列夫不同类型的人物——特里果林。他是一位名作家，艺术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本接一本地出书。然而他却沉溺在庸俗猥琐的小市民生活圈子里，缺乏一个“中心思想”。在作者笔下，他也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正像他自我嘲讽时所说的：“我像一只鸭子被一群猎犬追逐着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地往前跑，可是越跑越觉得落在生活和科学的后边，就像一个乡下人追不上火车似的。”
与《海鸥》写于同一年的《凡尼亚舅舅》同样是一出“生活琐事的悲剧”。主人公沃伊尼茨基（凡尼亚舅舅）是一个忠厚、勤劳的知识分子；他有才干，热爱生活，也有过美好的憧憬，但他胸无大志，没有崇高的生活目标。他经营庄园，辛勤劳动二十多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劳动原来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契诃夫以饱蘸同情的笔触描写了他的不幸，指出他的才能在旧制度下如何被埋没，他的人性如何被扭曲、被糟蹋了。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就精神实质而言，《三姊妹》的主人公们亦是俄国世纪末的“多余人”。普洛佐罗娃三姊妹奥尔加、玛莎、伊里娜以及她们的哥哥安德烈都是有教养、有知识的人。三姊妹聪明伶俐，热爱生活，有过抱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充满无聊、懒散和虚伪，“冷静得和在沙漠里一样”。所以她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失望。她们都被“向往美好生活而不得”的苦闷煎熬着。她们最终也成了生活的失败者。她们与凡尼亚舅舅不同的地方只是：后者是一个毫无出路的人，明知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却又不得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而普洛佐罗娃三姊妹虽然被逐出了家门，但毕竟还是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后来的生活将会怎么样。
《樱桃园》是契诃夫生前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在这部剧作中，作者终于把俄国文学中的最后一批“多余人”送入了历史的博物馆。《樱桃园》的主人公们是俄国末代贵族的遗少。郎涅夫斯卡雅和哥哥加耶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单纯、热情，但是他们从小娇生惯养，只知道吃喝玩乐，过寄生的生活。这些少爷小姐们坐吃山空，终于把家产花完了，最后把樱桃园也抵押了出去，而且抵押期就要到了。这意味着，他们就要离开这座“亲爱的、甜蜜的、美丽的樱桃园”了。对于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来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一方面通过樱桃园的拍卖，显示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没落和人们对旧生活的告别，同时反映了旧的封建制度正为新的资产阶级所取代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描绘成一个既精明能干又凶猛残忍的暴发户。这就表明，作者既没有为贵族阶级的哀亡唱挽歌，也没有把新兴资产阶级视为未来生活的真正主人。这正是作者的英明之处。
樱桃园的毁灭无疑是旧制度崩溃的象征。但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却不是惋惜、悲怆，而是乐观的人们对灿烂明天的憧憬。它告诉读者，旧制度、旧生活的根基的确已经动摇了，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去建立真正美好的生活。樱桃园本身是美的，就像落日晚霞的美丽那样。但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