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了,但我们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了。我们会结伴。我没有姑姑或叔叔,记得吧,因为爸爸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于他们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感冒。所以,我嫁给比利·卡托,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漂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使我开心,还(主要地?)因为他有卡托家和布莱克霍斯家黑夜一般的皮肤,以及布莱克霍斯家笔直的头发。就像索恩和多薇的头发一样,还像伊斯特和斯考特的一样。可惜他死了,比利死了,我便带上我的浅肤色但不是白肤色的婴儿,搬回到你的漂亮小房子,房后就是殡仪馆和你的墓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教着孩子,他们跟别人一样,用爸爸的姓氏称呼我为贝斯特小姐,我叫帕特·卡托的短短日子就此结束了。”
她的这些话早已写满了那页纸的背面,于是就换了张新纸,继续写下去:
“我还可以告诉你,除去你和K.D.的母亲,住在鲁比的人都还健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住在鲁比的人。他们当真骄傲地相信他们有福气,这全是因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后,人全都死在欧洲、朝鲜或镇子以外的什么地方。连斯维蒂的孩子们也都还活着,而上帝知道,他们本来没理由活下来的。嘿,这事虽然听起来荒唐,我却相信这种永生的要求是这个镇子与爸爸的殡葬生意格格不入之处。因为他只能干等着人在战场上阵亡,或者死在女修道院那边或在别处发生的事故中,除此之外,他的汽车只能用做急救车而不会充当灵柩车。(比利死的时候,除去‘影响’没什么可埋葬的,那还包括一枚金戒指,扭曲得无法伸进一根手指。)他们认为爸爸理应遭到非难,因为他率先破坏了血统规矩,而他们若是为了阻止爸爸成功就拒绝死亡,对此我也认为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阵亡事件和发生在其他镇子的死亡事故(费尔里小姐死于回黑文的路上;爱斯·弗拉德死于丹比的医院,但葬在黑文)就是爸爸接下的所有的活,可远远不够。急救车的活儿也不多,所以我就努力工作,让他相信,镇上为我教书付的钱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他不必以他的股份向迪克的银行借款,也应该忘了加油站这一切。”
帕特把两手叠在脑后,靠到椅子上,心里琢磨着,当更多的人像内森或娄恩一样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她父亲的手艺会不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会不会做他们走出路易斯安那后在路上做的事?一倒下便就地埋了。也许他们是对的?死神是不是被拒于鲁比之外呢?帕特丽莎此时已经累了,想要睡觉,但她一时还不能不去想狄利亚的事。
“从天上到这里,妈妈,有很长一段路呢。你和我,妈妈,身处那些瘦得皮包骨、皮肤黑得发蓝的人当中,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妻子都不看你长长的棕发,你有蜜色亮斑的眼睛。爸爸和你说过没有,不必担心你的头,那没问题?记得他们怎样需要你吧,利用你到商店去买日用品或是一听奶,而他们却挤在店外墙角处躲着?那是你的肤色唯一可以利用的长处。别的场合都只能惹麻烦。提醒他们黑文何以存在,一座新镇子何以建起来取代它。白人制定的‘一滴血法’(1910 年被列入田纳西州法律,规定任何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黑人血液即被视为黑人。),如果没人告诉你它的存在,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遵循。我们开车穿过一座镇子或者有警车在附近时,爸爸就让我们从座位上下来,趴到车子的地板上,因为对一个陌生人讲你是有色人种是没用的,说你是他太太只能更倒霉。索恩或多薇也是新娘子的时候,跟你有过女人间的谈话吗?你觉得你又怀孕了,她们也怀孕了,你们在一起谈过你们都有什么感觉吗?煮茶治痔疮,互相偷偷地给盐舔、给铜锈吃吗?我怀比莉·狄利亚的时候特别想吃小苏打。你怀我的时候也一样吗?别的有孩子的年长妇女,比如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阿伦的老婆萨莉,给你出过主意吗?爱丽丝·普立安呢——她丈夫当时还不是牧师,但他已经听到了召唤,决定做牧师了,因此他们在还算年轻时应该有些慈悲心,有些圣洁的感情。他们是不是当即就欢迎你,还是等到大炉灶被重新安装好,或在下一年潮流回来时给你洗了礼,以便他们能够与你直接交谈,与你面面对视呢?
“在那次锡安山祈祷野餐活动中爸爸对你讲过什么?就是为驻扎在田纳西基地的有色人种士兵举行的那次。你们俩是怎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话的?他讲路易斯安那话,你说田纳西话。音乐完全不同,声音来自身体的不同部分。准是像听两个不同的作曲家记在乐谱上的抒情曲。但当你们做爱时,他一定说了我爱你而你听懂了,这也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从那时起他眼中的绝望神色—不管他想出了什么投资生意。”
帕特停下笔,揉着中指上的茧子。由于握笔太紧,她的肩和肘都疼了。她听得见穿过房门、走道对面她父亲的鼾声。像以往一样,她希望他能做个高兴的梦——能够缓解白天不快的梦,能够补足他不快乐的日子的愉快的梦。除去娶了她母亲,她想不出他还破坏了什么规矩,使他得巴结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他有一次曾向她描述从军队回来时黑文的那副样子。他说,他坐在他父亲的门廊上咳嗽,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为我们哭泣了。他父亲福尔顿·贝斯特和他母亲奥利夫都在屋里悲伤之极地读着他给G.I.比尔基金会填好的申请书。他想接受高等教育,好进医学院,可他又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别的全都死于流行性感冒了。他父母无法忍受去设想他再次离家外出,或者待在除去心性各方面全都会永久衰灭的镇子里。他正在前前后后地看着主街水泥路面上的裂缝时,爱斯·弗拉德和哈珀·朱里朝他走来,说是有个计划。迪克和斯图亚特·摩根有个计划。听完计划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在战争中怀上他孩子的长着淡褐色眼睛和淡棕色头发的姑娘写了一封信。多亏他没跟他们说起我们。不然的话,他们会像后来劝阻米努斯那样不让他结婚。说不定他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只是捎信给我们。“亲爱的狄利亚,快来吧。马上来。这是汇款单。我会有不少麻烦,让我无法心安。你们全都到来之前,我会是个疯汉……”我们到达时,他们的下巴大概都气掉了,不过除去斯图亚特,没人直接说什么。他们根本用不着说什么。奥利夫上了床。福尔顿不停地哼哼唧唧,还一个劲儿揉着膝盖。唯独斯图亚特有胆子大声说出口:“他把我们撇下的破烂捡回来了。”多薇嘘住了他。索恩也是。费尔里·杜波列斯则骂着他:“上帝不喜欢丑陋的方式。当心他也会不认可你所爱的呢。”这番话多薇一定想过很多,直到一九六四年那番咒骂变成现实。可惜她们都是些女人,她们的话是很容易被那些勇敢的好男人在上天堂的路上忽略的。他们也去了那里,最终心满意足地看着那破烂被埋葬了。反正是大多数吧。也有一些还留存着,用一种他们长辈永远达不到的智慧教育他们的子孙。
帕特舔着牙,把贝斯特的资料放到一边。她挑了一个笔记本,既没做标记又没写引言,继续写下去。
“她不肯听我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她在丹比的一家诊所工作——我想是当清洁工吧,但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护士,因为她必须穿制服。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说她在一个好人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屋子,但我不信。反正不是全信。普尔家的一个男孩——也许是他们两个——去看了她。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家最小的女孩狄娜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哥哥指给她看了一座用圣诞老人和许多圣诞灯缀满前廊的房子。嗯,那肯定是鲁比之外的一处地方。她在说谎,而我宁可让蛇咬,也不愿意有个撒谎的孩子。我不想过分伤害她。我不知道我伤害过她。我只想制止那张撒谎的嘴,别告诉我她什么都没干。我看见他们了。三个孩子全在大炉灶的背后,她就在中间。再有就是我,在附近洗床单。”
帕特放下笔,不写了,并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把她眼见的和她怕见的隔开。床单和那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不该有血的地方有了血,或者在该有血的地方没有血呢?那是一年多以前,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间发生了打架的事件。事后,比莉·狄利亚跑掉了,在女修道院里待了两周零一天。她在上午课间回来了,当时帕特正在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她没待一会儿就要走。母女俩说了些愤恨的丑话,可谁都不敢离对方太近,以免像以前那样由动口而动手。她和普尔家的一个男孩走了便一去不回,直到今年年初才说及她的工作,写下她的地址。从那时起,帕特见过她两次:一次在三月份,另一次在阿涅特的婚礼上,那天她既是伴娘又是女傧相,因为阿涅特没有别人可找了,而且别的姑娘也不想得到和比莉·狄利亚一起走过通道的荣幸。或者只是帕特这么想。她只出席了婚礼,没去招待会,但她在大炉灶处看到了那些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目睹了全过程,什么也没漏过她的眼睛。她看到了她们。她看到了普尔家的那些男孩,也看到了比莉·狄利亚坐下来和其中一个姑娘像老朋友似的聊天。她看到了普立安牧师、斯图亚特·摩根和那几个姑娘争论着。等她们开车走了之后,她还看到了比莉·狄利亚把她的花束扔进安娜的垃圾桶里并走开了,阿波罗和布鲁德·普尔紧随其后。
比莉·狄利亚第二天就开着她自己的车走了,没和她提一句婚礼、招待会、女修道院姑娘的事或别的什么。帕特竭力想记起,那熨斗是怎么到了她手里的,又是什么话使得她抓着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用公司生产的叫作“皇室悠闲”的电熨斗,跑上楼去,砰地打到了她女儿的头上。她这个最重温情的母亲,只差几英寸就把女儿杀死了。她这个人宠爱孩子,不仅要保护他们不彼此伤害,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些背后中伤她女儿的太心狠的家长们的伤害。她这个人曾经要求自己要理智,要态度温和,要有判断力和自尊心,这次却从楼梯上摔下来,磕得周身青肿,只得停了两天的课。她上过学,也自修过,心里很清楚人人都知道那个长着浅色皮肤、没有姓氏的女人的杂种女儿不仅可爱,而且十分有用,价值不可估量。她在努力弄清自己怎么会抄起熨斗的过程中,才明白过来,还早在比莉·狄利亚是婴儿的时候,她就多少把她当成一种责任了。她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帕特丽莎·卡托那样的淑女了。是因为当街脱掉短裤那件事吗?比莉·狄利亚当时才三岁嘛。帕特深知,她女儿若是个八层石头,他们也不会抓住那件事来对付她。他们也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无非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做了件傻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但这个沉寂的夜晚,她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她是保护了比莉·狄利亚还是牺牲了她。她是不是还在继续牺牲她呢?她手中提着电熨斗跑上楼梯去揍的,是活在八层石头心目中的小姑娘,而不是她女儿。
帕特舔了舔下嘴唇,尝到了咸味,不知那泪水到底是为谁而流。
内森·杜波列斯,鲁比公认最老的男性,对听众表示了欢迎。他跟堂弟摩斯争论了一番每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事,然后说西蒙·加里牧师是个更恰当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被镇上的人说服了,因为加里牧师讲话太长,何况又不属于鲁比初创家庭,他搬来这里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与朝鲜战争有关。内森高大结实,和蔼可亲,连斯图亚特·摩根都佩服他。他娶了埃尔德·摩根的女儿摩丝为妻。由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他特别爱惜别人的孩子:主持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野餐,精心指导节目排练的时候兜里揣着咳嗽糖和提神丸来救急。
此刻,还带着刚跨下来的马的气味,他爬上讲台,环视着听众。他清了清喉咙,却大吃一惊: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想不起来了,而脱口说出的似乎适合别的场合。
“我五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离开了路易斯安那;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跳进了卡车,离开黑文来到这个新地方。我知道,要是摩丝还健在或是我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活着,我就不会那么做的。你们都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不剩地——在一九二二年被龙卷风夺走了。我和摩丝在一块陌生人的小麦地里找到了他们。但我从来没后悔来到这儿。从来没有。这片土地上的蜜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的都甜。我在一些地方砍过甘蔗,地里土的味道就像甘蔗,这种土还真不少。不,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分钟。但现在我心里有伤心事,也许在我主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我嗓子眼里的干渴,眼睛里存着的泪水。我知道我见识的岁月超过了上帝通常应允一个人的年限,可这种嗓子眼里的干渴是新鲜的。眼里的泪水也是。我把这情况想了一遍,我能想出来的只有我不久前做过的一个梦。”
在倒数第二排,娄恩·杜波列斯挨着理查德·米斯纳坐着,米斯纳的另一边是安娜。她前倾着身子瞥了一眼安娜,想看明白她是不是也走了神。安娜莞尔一笑,但没有转头看她,于是她便靠回去,忍受着老内森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境。
内森用手指捋着头,闭着眼,仿佛想把细节理顺。
“在豆畦里向我走来的是个印第安人。沙伊安人,我相信。豆蔓嫩绿。开满了豆花。他看着豆畦,摇起头,满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糟透了,水不好;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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