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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运兵船可能会在星期三将他带向战场、带向爱神、带向荣耀的殿堂。
他穿过黑暗，徜徉在潮音拍岸的海边，聆听着海潮拍打码头缆桩的声响，呼吸着鳕鱼的浓香，看着巨大的运输船在炫目的灯光里缓缓浸入水中。夜空中回响着大型起重机隆隆的声音、绞车突然松弛的嘎嘎声、监工们的喊叫声，以及装卸卡车在码头上来回奔忙的轰隆声。
有史以来，他的伟大的祖国第一次整装待发，重拳出击。周围的空气里充满了厮杀的气氛，充满了骚乱、破坏的冲动，好像一触即发。
在这个城里，大街小巷充斥着来自各地的流氓、恶棍、无赖和流浪者——有来自芝加哥的黑帮杀手，有得克萨斯州的黑鬼歹徒，有纽约包瓦黎区的游民，有面色苍白、手心绵软的犹太店主，有从中西部来的瑞典人，有从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有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来的山地人，还有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娼妓。对这些人而言，战争是一只肥硕的大鹅，不停地给他们下着金蛋。至于今后怎样，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过问。大家只知道有个胜利的“现在”。超越现在的生活都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只知道疯狂地攫取，疯狂地挥霍。
从佐治亚乡下来的年轻人，傍晚时分结束了他们在码头、军营和船坞里的工作，穿得焕然一新，出来炫耀一番。夜幕下，他们站在街头，脸和手被白天的阳光晒得黝黑。他们的脚上蹬着18元一双的黄牛皮鞋，穿着80元一套的西装和8元一件的红蓝条纹丝质衬衫。这些人是，或者自称是木匠、泥水匠、工头；他们自称每天能挣10元、12元、14元甚至18元的工钱。
他们不停地更换工作，今天在这个军营，明天在那个基地，做一个月的工，挥霍一个星期，在海滩或者妓馆里碰到女人就随便买笑，享受短暂的欢娱。
那些身体结实，长着猩猩般的臂膀、黑豹般爪子的黑人，每个星期能挣到60块钱，只需要一夜工夫，就会在疯狂的放纵中，把挣来的钱财全部花在黑白混血女人的身上。
在这群人里，也有生活节俭、性格沉静、头脑清醒的年长工人。他们都是真正的木匠、泥水匠、机械师——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精明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有来自弗吉尼亚沿岸的渔民，有来自中西部、做事谨慎的庄稼汉。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挣钱、攒钱、发战争财。
在这些熙来攘往的打工者中，到处都能见到象征了英勇、流血的服饰；街上成群的水兵，有的穿着蓝色的水兵制服。他们宽大的衣服随风飘动。有的穿着白色的衣服，看起来一尘不染——他们个个干净整洁，皮肤粗糙。海军陆战队员则神情傲慢，两人一排挺着腰，迈着大步。他们的袖口上佩戴着军阶标志，裤管上镶着直边，看上去英姿飒爽；人群中有头发灰白、神情严肃的指挥官，有忠于职守的海军士官，还有刚从军校毕业的、文雅的海军少尉。他们的身旁往往站着一位花枝招展的金发女郎。跟他们一起并驾齐驱的还有那些头戴红纽扣软帽的法国水手，也有经历丰富、狂妄自大的英国水兵。
尤金走在人群中，好久没有修剪的头发垂在额前，盖在眼睛上面，一绺绺头发从绿色呢帽的破裂处钻了出来，在脏兮兮的脖颈上卷成了厚厚的一块。尤金神情专注地看着，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吞没似的。
在这个流浪汉和游民汇聚的大本营里，他迷失了自己。在孤独中，他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他周游四方的渴望——萦绕在美国人这个游牧民族心头的那种渴望——在战争的旋涡里得到了一半的满足。
他在人群中迷失了自己。他想不起经过了多少日子。他随身带的那点钱也越来越少。他从一家廉价的、每晚充斥着淫声浪语的旅馆里搬了出来，找了一幢宿舍楼，住在楼顶的小屋子里，楼顶由松木板制成，上面涂了柏油，白天太阳一照，屋内热得就像火炉。后来，他又从这家小旅店搬到了青年旅社，一张床只需50美分，每天晚上付了钱便和屋里40多位鼾声如雷的水手们共同入眠。
他的钱终于花光了，他每晚只能睡在通宵营业的小吃店的地板上，直至被人轰出去为止。他有时候会睡在朴次茅斯的渡轮上，有时候躺在腐烂的桥墩上，枕着哗哗的潮声入眠。
晚上，他悄悄地徘徊在黑人聚集的地方，倾听他们高声地打情骂俏；他有时候也会到水手们经常光顾的教堂街去，卖身女子往往出现在这些地方。他满怀青春的兽欲，徘徊在暮色中，他孩子般单薄的身体汗臭扑鼻，他滚烫的眼睛烧穿了黑暗。
他一直饿着肚子，太渴望食物了。他的钱都花完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饥渴是饮食无法餍足的。在他昏乱的脑海里，时常闪现出劳拉·詹姆斯的身影。她的身影笼罩了整个城市，笼罩着他的整个人生。他正是为了这个来到这里来的。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豪情，他不想再去找她了。
他的内心一直纠缠着一种幻想，总认为能在人群中，能在拥挤的大街上、街角处见到她。如果能碰到她，他也不打算跟她说话。他会神情傲慢、漠不关心地与她擦肩而过。他不会正眼瞧她一眼，只当没有看见她。但是她会看见他的。她会看见他勇敢的瞬间，看见他正在接受美丽的女士献过来的爱情和尊敬。她会走上前来同他搭话，他不会理睬她的。她会遭到沉重的打击，并因此痛苦不堪，她会哭喊着向他请求爱情和怜悯。
就这样，尽管他浑身肮脏、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又饿又疯，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仍然是一位英武、勇敢的胜利者。他的这个幻想快要使他发疯了。每天有十多次，他都以为真的碰见了劳拉：他的心儿激动得快要停止跳动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该怎么办才好；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待在原地还是拔脚跑掉。他一连数小时神情沮丧地呆望着电话簿上她的住址。他坐在电话机旁，激动得浑身哆嗦。因为只需抬一抬手，这个具有神奇魔力的东西就会响起来，不用一分钟，他就可以和她搭上线，声音对声音，直接倾诉衷肠。
实际上他曾经前去寻找过她的住处。她就住在离市中心很远的一幢陈旧的木制房子里。他轻手轻脚、小心谨慎地跑到她家附近，在距她家一个街区的地方，从前到后，偷偷地斜眼观察着那幢房子。他就像小偷，心儿扑通扑通地跳着，紧张得令他窒息，但是他从来没有从房子的正面走过去，从来没有直接走向这幢房子。
他浑身又脏又臭，他的鞋底都快磨穿了，脚底生出了老茧，但仍然不停地走在热乎乎的路面上。他的身上开始散发出臭气。
过了好久，他终于开始找工作了。工作机会倒很多——但是以前人们传说的高工资并不好找。他无法冒充木匠或者泥水匠，他不过是个肮脏的大孩子，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很慌，于是只好到朴次茅斯的海军船坞、诺福克的海军基地、“布什车站”等地方找活干——到处都有活干，而且多得不得了——都是四块钱一天的体力活。他倒乐意干这种活，但是后来才发现两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第一笔工钱，而且第一个星期的工钱还要扣下来，以防生病、出走或者发生别的麻烦。
他的身上已经一文不剩了。
他来到一个犹太人开的当铺前，把伊丽莎送给他做生日礼物的那块手表当掉了，只当了五块钱。然后，他再一次搭船去了“新港讯”，从那里再乘电车沿着海岸来到了汉普登。在谣言满天的诺福克，他曾听人说汉普登的飞机场里有活可干，工人们吃住都在机场，全部由公司承担。
飞机场需要跨过一座长桥才能到达，桥的这一端是专门为雇工使用的简陋小木屋。尤金在这里登了记，接受了守卫的全身搜查，连行李箱也接受了检查。然后，他吃力地提着那个沉重的箱子穿过了长桥。那只箱子里塞满了他的脏衣服和各种杂物。他一步一步费劲地走过长桥，膝盖不时碰在鼓起的箱子上。
他一路摇摇晃晃走了很长时间，最终终于来到了公司所设的简易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一位30岁左右、皮肤苍白、面部刮得干干净净、无精打采的男子。他头上戴着蓝色的遮光眼罩和臂章，说话的时候嘴边还衔着一根软塌塌的香烟。
尤金颤巍巍地把刚才拿到的雇工条子递给了他。那个人随便扫了一眼。
“大学生，是吗，小伙子？”他瞟了尤金一眼。
“是的，先生。”尤金回答。
“以前有没有干过体力活？”他问。
“没有，先生。”尤金说。
“你多大年龄了，小伙子？”那人又问。
尤金沉默了一会儿。“我——19岁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又转念一想，既然要撒谎为什么不干脆说20呢。
负责人无精打采地微笑着。
“这里的活都很苦啊，小伙子，”那人说，“干这些活的都是意大利人、瑞典人、匈牙利人。你要和他们住在同样的简陋工棚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这帮人都脏得很啊，小伙子。”“我没有钱，”尤金说，“所以我会努力干活的，我不会生病。请给我这份差事吧，求求你了！”
“不行，”那人说，“不行，我不能给你这份活。”
在失落中，尤金转过身正欲离开。
“你听我说，那这样吧，”负责人说，“你就当个监工吧，算作办公室的职员。你干这个才合适。你可以和他们住在简易工棚里。这些人都很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都和你一样，是大学生。”
“多谢你了，”尤金说完，激动地握紧了手指，“多谢你了。”
“我们这里的监工辞职了，”负责人说，“你明天早晨和他到马房里去领一匹马。”
“马——？”尤金问。
“你只有骑着马才能当监工啊。”负责人说。
尤金听后又惊又喜，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兴奋感，他又开始想起几年前学骑马的情形来。他转过身打算要走，他几乎不好意思再开口谈钱的事了，但是最后还是结结巴巴开了口。
“多——多少工钱？”他问。
“刚开始每个月80块，”这位负责人宽宏大度地说，“如果干得好，我们会涨到100块的。”
“那么伙食呢？”尤金低声问。
“当然都由公司包了！”负责人说。
尤金提着手提箱，摇晃着走开了，简直心花怒放。
这几个月来，尽管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但是尤金——这位迷茫孩子的所有经历只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了。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逃离与流浪的故事——值得在此一提只是因为它是漫长生命旅程的开始。这些经历是未来自我放逐的前奏，他可怕的经历和混乱的生活别无其他意义，只是一个人在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盲目探索。
尤金在飞机场里干了一个月的活。他每天要骑三次马去工地检查干活的人数。这些人一天到晚都在修整地面，从松软的土地里炸出粗糙的老树根来，然后没完没了地填满那些沼泽地里的土坑——一个个张着大口，好像无底洞，无休止地吸吮着劳动者的体力。这些做工的人就像处在噩梦里一样，拼命地、不知疲倦地劳作着。他们的种族和各种背景都不一样：有葡萄牙黑鬼，皮肤黑得像油亮的檀木，他为人忠诚、天真。他们呲着牙齿微笑着欢迎他，人人都用手指着自己身上佩戴的白色徽章，上面印着自己的号码，同时还怪腔怪调地叫喊着，“五丝九、九丝六”等等；还有从纽约包瓦黎区来的流浪者，他们身上穿着沾满了油污的斜纹哔叽布衣，头上戴了一顶破烂的圆礼帽，手里很不情愿地握着鹤嘴锄柄，脏兮兮的手掌已经磨出了血痕——他们坚毅、奸恶的脸上留着污迹斑斑的胡须，青一块黄一块的，就像桶底下腐烂的东西一样。也有来自弗吉尼亚沿岸的人，他们说起话来拖着长音；有从佐治亚州以及南方诸州来的高个子黑鬼；还有意大利人、瑞典人、爱尔兰人——都属于混血美国人。
很快，他就和这帮工人和工头混熟了——他们都是一群粗野的莽汉，有些人头发花白但却生性好色，行动敏捷，言语滑稽可笑。
尤金坐在马背上，一颠一簸地活像个玩偶。他害怕骑马，所以眼睛老盯着天空，有时候几乎意识不到身下这匹机器一颠一颠、富有节奏的起伏。弗吉尼亚碧蓝的天空不时飞来“鸟人”驾驶的自由式飞机。
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后，尤金又开始渴望见到诺福克的舰船和那些面孔了，于是便辞掉了这份差事，并在诺福克和弗吉尼亚的海边过了一个星期浮华、逍遥的日子，把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钱全部挥霍光了。他的口袋里再次一文不名了，他的脑海里只有千条街道的喧闹、万盏灯火的炫目光辉、狂欢节里的零乱灯火和刺耳的声音。他又返回新港讯去找活干。这次，他又结识了一位新伙伴，是一位来自阿尔特蒙的年轻人。这个人和他一样花钱毫无节制，也想在战争期间找一份活干。他们俩是在海滩上结识的。他的名字叫辛克尔·乔丹，比尤金大三岁，是一位面容俊秀、举止粗鲁的小伙子。他的个头不高，一只脚因为玩足球而受了伤，到现在走起路来还有些跛。他生性软弱、反复无常——做什么事都不愿意付出努力，只是一个劲地怪自己的运气不佳。
这两个年轻人把身上的所有钱凑起来也只有几块钱。不过他们倒很乐观，在新港讯一家当铺里他们购买了一套木匠使用的基本工具——钉锤、锯子、丁字直尺等。他们离开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