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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侻之习：开元、天宝之际，诗歌的各种形式和艺术表现，通过前人的创作实践，已日臻成熟，盛唐人的作品活泼新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典故又用得少，确乎做到了雅俗共赏。但由于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丰富多样，各种题材都写到了，艺术达到了高峰，这就使人们在盛唐的巨大成就面前胆怯了，作诗拘于盛唐旧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大历以来的诗歌越来越陈熟，发展也逐渐停滞下来。白居易为了打破这种停滞窒息的状态，就想开创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简易之意），把作诗的要求降低一些，破除时人对诗歌创作的神秘感，改变盛唐旧法，随便写。对现实不满，可以写意激言质的讽喻诗；想卖弄才学，可以写千字律诗；如果只是发于一笑一吟、感于一事一物，可以率然成诗。有诗意更好，没有诗意也可以借诗的形式说理谈禅，大发议论。而且白居易还有意提倡俚鄙的诗境。盛唐旧法虽然也很明白如话，但有激情，有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浓郁的诗意。这种通侻是经过高度提炼之后达到的境界，所以盛唐诗富于极其深广的概括力，又能使人人易懂。而白居易提倡的通侻，往往以眼前事为现成话，信手拈来，或说句俏皮话，就成了一首诗。比如都是为旧时画像题诗，王维就说：“画君少年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崔兴宗写真》）。一往情深。白居易就说：“如弟对老兄”（《题旧写真图》）。都很平易，一雅一俗却不难见出。这样的提倡，好处是开扩了诗的境界，世间一切事都可以写进诗里，特别是生活小诗这一路，为宋人开了法门。坏处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过于浅俚则会平淡无味，甚至出现恶境界。
其次，接受中唐以来市人小说、传奇、变文的影响，在长诗中铺排敷衍故事。像元稹的《会真诗》三十韵、《梦游春》七十韵、白居易的《和梦游春》七十韵就是写元稹早年与情人欢会的事。元稹后来还将这次艳遇敷演成《莺莺传》传奇。白居易也与陈鸿合写了《长恨歌》并传。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最为世俗人所爱，流传也最广。《长恨歌》叙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叙事和抒情手段以及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描摹出来。歌行着重表现的是这一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当然也有一定的讽喻意味，但与其说这种讽喻是作者有意寄寓荒淫误国的政治教训，还不如说是故事情节本身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客观的启示。所以这首诗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安史之乱前唐皇重色、杨妃专宠的极乐情景，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渲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细腻地刻画他从奔蜀到还都一路上睹物伤情的心理活动。黄尘栈道、蜀江碧水、行宫月色、夜雨铃声、太液芙蓉、未央垂柳、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夕殿飞萤、耿耿星河，无论是乐景还是哀景，都一层一层将人带入伤心断肠的境界，从而千回百转、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主人公难以排遣的悔恨和痛苦。而这首诗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所虚构出的缥缈美丽的仙境，又进一步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到高潮。虽然我国古诗从《楚辞》以来就不乏描写仙境幻境的名篇，但这首诗中的海上仙山又有其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一段将贵妃含情脉脉而又寂寞凄惨的神情刻画得极其妩媚动人，使贵妃思念君王的心理得到充分的表现，实际是将经过诗人净化的一个忠于爱情的理想形象赋予贵妃的精魂，安置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之中，它本是就民间传说发挥想象，而诗中用优美的文笔所创造的这个幻境的艺术真实性又满足了爱听悲欢离合故事的世俗人的心理，使广大听众一方面为主人公的生死阻隔而唏嘘叹息，另一方面却也因双方能够精诚交感而得到宽慰，这正是中国俗文学的传统特色在诗歌中的表现。
《琵琶行》原序说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九江郡司马的第二年。秋天在湓浦送客，因听到舟中夜弹琵琶之声，邀请弹者相见。一曲奏罢，弹者自述从长安倡女嫁为商人之妇的身世，引起白居易的谪宦之感，遂写下这首长歌。诗里描写弹奏的一段文字，是形容琵琶的精妙之笔：“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细腻地刻画出弹者怀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神情，琵琶从开始调弦到渐入曲调的过程；以各种贴切的比喻传达出乐声时而流畅时而凝涩的感觉，以及在暂时间歇后突然升到高潮、戛然而止的曲终意境。与盛唐人善于展开乐境的想象不同，白居易是通过各种声音的比喻摹写琵琶演奏的听觉效果，这就更容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诗的第二部分为弹者自述昔盛今衰的故事，第三部分为作者自述贬谪九江的孤独闭塞，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名诗将两人的遭际联系起来。在盛唐乐府诗中，虽然借吟咏普通女子命运的变化来自叹身世或抒发不平的作品也不算少见，但一般只是采用第三人称的视点，作为间接的比兴，没有直接以倡女自比的。《琵琶行》抒写由市井倡女的命运所引起的士大夫的盛衰之感，虽然也只是类比，却真挚地表现了诗人在精神和感情上对倡女的同情和理解，因而这首歌行才会像《长恨歌》一样，越出士大夫的欣赏圈子，为世俗中更多的人所喜爱。
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杂律诗数量最多，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其中率尔成章、游戏之作不少，但也有不少作品如山峙云行，水流花开，极其清浅可爱。著名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在晚来阴阴欲雪的天色中，室内新酿的绿蚁酒，红泥砌的小火炉，使主人亲切的邀请，更觉温暖而诱人。随便的一问，写出了生活中平常而惬意的一幕情景，酿成了令人醉心的浓郁诗意。又如《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用平实的描写，浅显的比喻，绘出一个普通日子的暮江夜景，却构成了色泽浓丽而又新鲜可爱的意境，生动地表现出黄昏日落月出时江边宁静壮美的奇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写西湖的早春景色，先从孤山这处居于里湖和外湖之间的名胜展开视野，在湖面水平云低的背景上，捕捉了早春的几个信息：黄莺争抢向阳的暖树，新燕刚在啄泥作窝，说明春意初萌而天气尚寒；但杂花浅草的长势已经预示了草盛花茂的春天气象，最后才点出春行的立脚点在白沙堤，更将郊游的兴致写到十分。至于他的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则是传统的咏物手法：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诗人抓住所赋古原草生命力顽强的性格，写出在烈火中再生的理想，以朴素有力的语言概括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联名句，在咏物诗中表现耐人寻味的哲理，不但使送别者见春草萋萋而增离愁的常情变得新警，而且启发人在别情之外产生更丰富的联想。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贞元年进士。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后期热衷仕进，结交宦官，官至宰相，为时论所不满。他的诗歌成就不及白居易，形象不很鲜明，枯燥乏味者居多。《连昌宫词》是他最负盛名的讽谏之作，诗里借一个住在连昌宫边的老人之口，回忆了天宝年以来的盛衰变迁，并联系元和时代的政治局面，追溯安史之乱的原因，表达了人民盼望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愿望。但他写得最感人的倒是《遣悲怀》三首这样的悼亡诗。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
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元稹之妻韦丛逝世时，年仅27岁。十多年以后，元稹已经显达，追忆贫贱时共同生活的情景，仍然悲伤不已。这一首从回想当初关于身后之事的戏言说起，诉说今朝处理亡妻身后之事时的悲悼之情：按习俗死者衣服已将送尽，但旧时用过的针线仍不忍打开；因恋旧情转而怜念亡妻的婢仆，因梦亡妻而焚烧纸锭为送钱财。这些身后之事应验了昔日贫贱时的戏言，使诗人更为亡妻未能与自己共享富贵而无限怅恨。结尾两句沉痛地概括了当初贫贱时的种种悲哀，但将“此恨”拓展到“人人”所有，确实道出了人所未言的人之常情。其三结尾“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用鳏鱼不闭目的典故和自然工整的对仗，写自己彻夜不眠以报答亡妻愁颜的深情，也很动人。他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据考证也是为思念韦丛而作，由此可见元稹善写闺情的特点。但他的感人之作也有为友情而发的。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元稹先已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当他听到挚友也遭贬谪的消息时，心里的激动和悲愤是难以形容的。昏暗不明的灯光和黑幢幢的灯影渲染了消息传来时惨淡的氛围。而闻讯后竟然能使垂死的病人猛然坐起，又足见震惊的力度之强。然而坐起之后却惟有默默地独对寒窗风雨，这就比直抒悲慨更动人地表达出作者此时无可言说的内心感受。所以白居易读到此诗后非常感动。
总的说来，元白诗数量既多，涉及社会生活面又宽。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流传之广，甚至直到日本、高丽，因而能开出通俗诗派这一大宗，对中晚唐宋诗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 韩孟诗派
与元白诗派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同时体现中唐诗歌“大变”实绩的是韩孟诗派，这一诗派以奇险为主要特征。
韩孟诗派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初盛唐以来，像六朝那样由世袭的高门士族掌握高层政权的现象逐渐减少。由于科举制的稳固，寒族地主阶层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但新的士庶差别尚未消除，唐代的门荫制还在不断滋生新的士族，高官的子弟仍然比庶民子弟享有更多的入仕的特权。因而与科举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韩愈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武器，从政治、哲学、文学等各方面对门阀士族发起了攻击。他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以贵役贱、士庶有别的现象，要求恢复“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的周汉之道，实现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博爱和一视同仁，提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不是门阀等第，而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应当由科举出身的德才兼备者来担任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这种理论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要求凭道德修养和学问才能挤进卿相行列的政治愿望。而他自己的诗文也大多是为许多落魄的寒士们大发不平之鸣。当时围绕在韩愈周围的主要是一大群科场失意的寒族文人。韩愈之所以能成为他们政治和文学上的领袖，正因为他的儒道反映了这批人的政治要求。
韩愈的理论在中国儒学从偏重训诂辨义转向性理之说的重大转变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从消除士庶界限并扩大封建阶级统治基础的目的出发，给了儒道以新的解释，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他的古文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前提，也是他变革诗风的思想基础。
韩孟诗派的艺术特点非常鲜明。这一诗派以韩愈为首，代表人物有孟郊、贾岛、卢全、李贺等。他们的诗歌虽然也有一部分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但更多的是为自己穷愁潦倒的遭遇大声疾呼，鸣其不平，愤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于生活圈子狭小，生活趣味贫乏，他们失去了盛唐诗人的浪漫幻想和开朗心情。愤世嫉俗、褊狭狷介成为这些人的共性。激烈的科场竞争又造成了当时“轻寻常”的“时俗”和“力行险怪取贵仕”的风尚。因此追求新奇的表现手法，崇尚奇峭险怪、生涩奥衍的审美趣味，善于驰骋想象，在构思、命意上痛下功夫，在遣字造句上好难争险，就成为他们在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当然由于每人个性不同，他们又各有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上书论时事被贬广东阳山。宪宗时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因谏阻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官至吏部侍郎。他主张尊儒排佛，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并倡导古文运动，也是中唐奇险诗派的领袖。他博学多才，气魄较大。诗歌的主要特征是奇而豪，同时具有原道宗经、以才学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