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并以《古风》其一总结了开元全盛之世诗歌革新的理论：
大雅久不作〔2〕，吾衰竟谁陈〔3〕？ 王风委蔓草〔4〕，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5〕，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6〕
扬马激颓波〔7〕，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8〕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9〕
我志在删述〔10〕，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11〕。
诗意是说：歌颂王道圣明的雅诗久已不兴了。孔子那种感叹盛世衰落的心情向谁陈述呢？周朝的王政已经像委弃在荒草中一样衰微，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乱使各地荆棘丛生。诸侯之间龙争虎斗、相互吞并，战争一直延续到狂暴的秦朝。和平中正的歌声是多么微弱遥远，这时文坛上震响的只有《离骚》那样哀怨的歌吟。扬雄和司马相如这些汉代的辞赋家激扬起颓靡的末流，开创的华丽文风从此流荡后世。此后政治的盛衰虽然千变万化，但是诗歌应讴歌治世之音、反映王者教化的法则从战国以后就日益沦丧了。自从建安以来，诗歌愈趋绮丽，更不足珍贵。当今圣明之世恢复了上古的政治，像尧舜那样垂衣而治，推崇淳朴自然的风气。当代的才子们生逢盛世，乘着时运各展才能，一起像鲤鱼那样跃过龙门。诗歌创作文质兼备，相互辉映。众多的诗人像繁星般罗列在秋夜的天空。我的志向是像孔子删诗那样总结一代文化，使自己的光辉声名照耀千古。如果学习孔圣人真能有所建树，那么也要像孔子修订《春秋》一样，竭尽毕生的精力。这首诗把时代的兴衰和诗风的颂怨、文质相联系，指出从战国以来，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文风都是政治衰亡的反映，赞美了盛唐统治者扭转时风和文风的努力，以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为标准，肯定了元古文王之治在当代的复兴，表达了开元诗人欣逢盛明之世的自豪感、乘时而起的共同愿望，以及使“文质相炳焕”的歌声在当代复兴的责任感。
把歌颂盛明转化为歌颂乘运而起、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使之与建安气骨在精神上取得一致。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便是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但是当李白看清了天宝年间政治愈趋黑暗的现实以后，他又继承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传统，写下了《感遇》、《古风》、《拟古》、《感兴》、《寓言》等一系列咏怀组诗和大量乐府歌行，运用比兴抒写理想、抨击现实，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社会危机，大大深化了开元诗歌风骨的内涵，这就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在同样的背景下汇入了这一高潮。他们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病的新题乐府诗，以“忧黎元”的主题深化了盛唐诗歌的浪漫精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还纠正了当时人在理论上只重建安气骨、否定初唐“四杰”的偏颇，在否定齐梁轻薄伪体的同时，又强调在艺术上学习齐梁清词丽句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分析六朝文风的标准。他和李白的理论和创作反映了盛唐诗歌革新的最高成就。因此概括盛唐诗歌革新的过程，可以说，它是由张说导向、以张九龄、王维为核心，由一批开元诗人共同完成，最后由李白加以总结并进一步深化的。尽管天宝诗坛和开元诗坛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在天宝时代李白、杜甫和岑参的诗里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开元精神是盛唐气象的核心，也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
二 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
盛唐诗在开元十五年以后形成声律风骨兼备的风貌，可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理解。这一时期的诗歌以抒写积极进取的理想和表现日常生活的感受为两大基本主题。前者多反映在边塞游侠、感怀言志一类题材中，后者多反映在山水行役、别情闺思一类题材中，但这两大主题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盛唐诗人虽在艺术上各有偏精独诣，但以兼长各类题材者为多。而他们所讴歌的风骨则体现在各类题材中，大体说来，盛唐诗的风骨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首先，诗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初唐诗人往往将探究天人变化的思维方式融会于诗歌中的人事感叹，这种思维惯性也一直延续到盛唐。从张说、张九龄、王维到李白，都能在对于天道变化、人事兴废的思考中观察时代，审视自我。但是山河长在、生命不久的清醒认识所激起的是对于生命和光阴的加倍珍惜，以及及时建功立业的坚定决心。这种明确的人生目标，驱散了笼罩在初唐诗里的朦胧和惆怅，使他们的诗歌情调更为爽朗，境界更为高远。
其次，诗人们在追求建功立业的热情中显示了强烈的自信和铮铮的傲骨。进取的豪气和不遇的嗟叹相交织，讴歌盛世的颂声与抗议现实不平的激愤相融合，给他们继承的建安风骨带来了新的时代内容。“济苍生、安社稷”，向往建立不朽功名的积极进取精神，虽是从建安以来就贯穿在进步文人诗中的一条红线，但盛唐诗人的理想又有其时代特色。由于唐代开国一百多年以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加上统治阶级又给各阶层的士子开放了进入政权的大门，并采取多种措施造成推崇济世之才和王霸之略的社会空气，这就培养了一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也大大激发了他们起于屠钓、风云际会的幻想。因此盛唐诗歌中充满了布衣的自尊和骄傲，以及凭个人才能和毅力可以取得一切的希望和自信。他们的怨愤往往是“耻作明时失路人”的牢骚，在仕途遇到坎坷时，他们的不平之气主要是针对那些权贵和出身高门的“纨绔子”而发。即使当他们觉察到社会存在的弊病时，也没有失去对时代的信心。可以说，对理想政治的讴歌，追求功名的热情，蔑视权贵的自信和英雄失路的不平，是构成盛唐诗人浪漫理想的主要内容。
再次，赞美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品质，在出处行藏的选择中大力标举“直道”和“高节”，使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减少了庸俗的成分，增添了理想的光彩。开元诗人普遍将节操和干进联系起来，看重进取功名及显达之后所应具备的操守。以“玉壶冰”和“澄水”、“清泉”比喻清白的品格，成为开元诗里最常见的比兴形象。无论进退仕隐，都要保持清白和正直，这就是他们反复歌唱的“直道”。“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历代文人诗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在盛唐诗歌中则表现为在处世上保持独立不媚世的人格和内心世界的自由。盛世的安定繁荣给大多数寒门地主展示了光明的政治前景，同时提供了尽情享受人生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因此不论个人目前遭遇如何，都能以健康开朗的心情，从容达观的态度，充满青春活力的想像体味人生，欣赏自然。他们在隐居、羁旅、交友、宴游等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崇尚真诚纯洁的道德理想，爱好淳真朴素的审美趣味。这与魏晋士大夫矫情任放的名士风度以及南朝士大夫庸俗空虚的精神状态恰成鲜明的对照。盛唐诗歌的动人力量正来自这种远大的理想、高尚的人品和真挚的感情。
盛唐诗歌声律的完备也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声律完备主要指律诗体裁的成熟和普及。五言律诗在初盛唐之交定型以后，至盛唐逐渐打破对仗呆板和句式单调的局面，出现了在五律五排中破偶为散的趋向，参照古诗句法，使律对从拘谨板滞变为自由活泼，可说是盛唐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正说明人们驾驭声律对仗已经从必然走向自由。七律的形成原晚于五律，在武则天后期到中宗时的宫廷应制诗中才开始得到发展。开元年间七律仍然不多，基本上处于由歌行体的流畅向工稳过渡的状态中，到杜甫手里才完全成熟。但这种特殊形态给盛唐七律带来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声调之美。
其次，古体的兴起及其与律诗的判然分界，与提倡建安风骨有关，但也反衬出声律的完备。从陈隋到初唐，古体渐渐律化，古体和律体几乎不分。陈子昂、宋之问虽然写作了许多汉魏式五古，但神龙至开元初，五古仍较少有人问津。开元十五年以后，张九龄首先创作大量咏怀的五古长篇，在诗坛上崛起的一批新进诗人也多用力于五古的写作，其中王维、李颀、王昌龄、高适、储光羲等数量最多，到开元后期，五古已形成以散句为主，间以偶句、风格清新秀朗的特色。天宝年间，又出现了创作七古的高峰。李颀、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的七古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改变了初唐七古与七言歌行不分的状况。此外，八句体五古的独立、五言绝句中古绝的增多，也是盛唐诗坛古诗兴盛的征象。
再次，歌行和绝句的兴盛，是盛唐诗达到高潮的最重要的标志。初唐的七言歌行将七言乐府重叠复沓、反复咏叹的特征发挥到极致，使这一时期的歌行和乐府一样，以其声调的宏畅流转之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盛唐的七言歌行沿着初唐后期“稍汰浮华，渐趋平实”的方向发展，由繁复丽密转向精练疏宕，减少了初唐歌行常用的顶针、排比、回文、复沓等手法，转为以散句精神贯穿全篇，因而不再以悠扬宛转的声情见长，而以气势劲健跌宕取胜。篇幅则由初唐的尽情铺排转为节制收敛，从而形成骨力矫健、情致委婉、繁简适度的艺术风貌。此外，杂用古文楚辞句式的杂言歌行也更加自由活泼，雄逸豪荡。盛唐歌行在李白和杜甫手里发展到极致，纵放横绝，极尽变化，“几于鬼斧神工，莫可思议”（朱庭珍《筱园诗话》），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绝句一跃成为盛唐诗坛上最活跃的表现形式。五言绝句有古绝、律绝和介乎二者之间的齐梁体三种形式，其中律绝的数量最少。七绝则大多为律绝，从而形成了五绝格调偏于古、七绝格调偏于近的特点。盛唐绝句恢复了与乐府的联系，篇幅短小、意味深长、语言纯净、情韵天然。它们大都能学习民歌直接发自内心的自然音调，以及单纯明快、不假思索的新鲜风格，又比民歌更自觉地将个人的感受结合于民族共同情感，用平易凝练、朴素流畅的口语概括出人们生活中最普遍最深沉的感情，从而为人人理解，代代传诵。
总的说来，盛唐诗歌兼取汉魏兴寄和齐梁清词，主张在丰满的形象描绘中体现出风骨性灵。除直抒胸臆外，各种题材都可以有所寄托，许多边塞诗就是抒写立功理想和不遇之慨的言志诗。它们将魏晋边塞诗中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和齐梁诗中哀怨之情多于英雄气魄的特点结合起来，歌颂了真实而有感情的英雄。很多山水诗乃至闺情宫怨诗也是有所寄托的咏怀诗，它们兼取魏晋诗偏重言志寓意和齐梁诗极貌写物的表现艺术，形成融情意于鲜明形象的特色。许多赠人送别诗延续了齐梁诗多写日常生活的传统，但善于在普通的生活中提炼人情的普遍现象，以透彻明快的语言概括人生的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汉魏诗气象浑沦的长处与齐梁诗情致委婉的特点相融合，英雄气魄和牧歌情调的统一，使盛唐诗形成了壮丽雄浑和天然清新的共同风貌。
三 王、孟与山水田园诗
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和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在南北朝基本上分道而行，到唐初王绩开始合流。至初盛唐之交，描写山水别业的风尚盛行于朝野，沈宋、吴越诗人、二张在山水诗创作中取得的成就已为盛唐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因而山水田园诗在各种题材中最先得到发展。当然，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繁荣，还有它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基础：
首先，盛唐取士的路径较多，除了科举以外，征召辟举也是一种辅助的办法。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一些文人怀着起于屠钓〔12〕、风云际会的幻想，把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当作求官的一条终南捷径〔13〕。
其次，繁荣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为大多数地主提供了寄傲林泉的物质条件和安逸环境。盛唐的隐居有多种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高蹈避世的隐居。有的隐居是为入仕做准备；有的隐居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者罢官以后暂时赋闲、待时再选；有的隐居只是在假日的“休沐”，因为朝廷经常鼓励百官在假日寻找风景优美的地方游乐，并供给食宿，这在当时被称为“朝隐”，也就是亦官亦隐。而所有这些隐居方式的前提是山林别业在官僚地主阶层中的普及。从初唐到盛唐，均田法逐渐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朝的官吏多有郊馆山池以享受边官边隐的雅趣；连一般地主也有别业山庄，作为他们求仕之前或失意之后暂且“独善其身”的隐居之所。
再次，唐代南北统一，交通方便，文人游学观览的风气十分流行，当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诗人不曾做过长途旅行。各地州县官又大多爱好文学，所到之处，总有文人聚会迎送，赋诗留别，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山水田园诗的兴盛正是盛世气象最突出的表征。
盛唐山水田园诗继承了陶谢山水田园诗的精神旨趣，在大自然中追求任情适意、快然自足的乐趣，领会老庄超然物外、与大化冥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