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明显了吧。”
托罗脸上显出不易察觉的尴尬,“拂石先生还是给我们留点儿面子吧。真实的情况想必您是知道的,我们计算出来的值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没有数学算法上的突破,单靠计算机的蛮力效果很差。经过努力,精确度有所提高,但仍然有数百光年的误差。唔,刚才您提到‘微连续’,我们相信那会是一项非凡的数学成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数学才是一切的根本,就像我们此刻的通话内容采用了数字加密技术。会谈开始前,专家对我保证说,除非发明全新的算法,否则即使动用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一起工作到宇宙末日也不可能破译。所以——”托罗眼里闪过期待的光芒,“既然‘微连续’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天年’的特征,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亲自验证它。”
杜原的神色变得有些奇怪,他沉默了一阵,“‘微连续’并不是一个最终完成的数学体系,即使它计算出的值恰好落在了所谓的中心处,我依然不能肯定它就是完备的。毕竟我们都知道,数学定理只有经过完全证明才算成立,现在的‘微连续’尚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觉得贸然发布它是不妥当的。”
这时一个衣着随意、头发蓬乱的人突然从托罗的旁边进入屏幕,似乎因为急切,他没有做自我介绍,“拂石先生您多虑了,现在恐怕没有太多时间留给我们。”
杜原表情一滞,陷入了沉默当中。一方面是因为对方的突兀,同时也因为耳机里传来的简短却令人震惊的提示:怀尔斯,英国数学家。杜原尽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死盯着屏幕,好些年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他的容貌看上去比当年上新闻时苍老了许多。杜原瞬间就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人面前自己不可能支撑太久。怀尔斯在1994年终结了一场长达三百五十年的超级数学竞赛,一举解决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想不到现在他竟然在为美国政府工作。
耳机里传来提示:“对方对江哲心用到的数学工具所知有限,但对得出的推论非常认同。他们希望能拿到背后的公式进行验证,但从国家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守住秘密。底牌在我们这里,所以请保持冷静,原方案继续有效。”
杜原镇定了些,提示说得没错,底牌依然在自己手里。不管怀尔斯说什么,自己必须坚持。在这样的谈判中,双方的目标其实是相同的,就是以尽量小的代价从对方那里得到尽量多的利益。诚如冷淮所言,美国人实际上是在同中国进行一场不平等的合作,对他们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美国人做事情要么是因为眼前看得见的好处,要么是因为所谓的“美国长期利益”。像现在这种短期内占不到便宜,而长期内估计也难以掌握主动的谈判,对美国人来说完全就是头一遭。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一下对怀尔斯先生您的敬意,您在数学上的贡献人所共知。”杜原不卑不亢地说,“但您作为卓越的数学家,应该知道严谨并且完全的证明对于数学理论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目前贸然发布‘微连续’的内容是不适宜的。我不否认的是,我的确依靠这套数学工具推导出了一些结论,我自己,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非常愿意和贵方共享这些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希望你们能从中体察到我们的诚意。”
耳机里传来新的指示,杜原听出来是靳豫北的声音:“非常好。”
怀尔斯沉默了两秒钟,眼睛直直地看过来。杜原心里突然有些发慌,他第一次发现数学家也会有这样的眼光,这一瞬间的锐利甚至远远超过了杜原见过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谈判专家,也许这就是人类最顶尖智慧的力量,“拂石先生,您说得虽然没错,但不适于现在的形势。”怀尔斯很肯定地说。
“数学只关乎真理吧。”杜原勉力让自己迎视着那道睿智的目光,“跟形势有关吗?难道形势紧迫就一定会有个人站出来一举证明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淡淡地笑了一下,“牛顿提出微积分之后,不断有人指出这种方法在数理逻辑上存在硬伤,当时的人们甚至称微积分中用到的‘无限小的不为零的量’乃是一种数学上的鬼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逻辑瑕疵,以牛顿这样的天才也无力解决,可想而知它有多么棘手。实际上,这个难题一直存在了近两百年,然后才由法国数学家柯西等人最终解决。拂石先生您应该知道这段历史吧?”
“当然。”杜原面无表情地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在这个难题彻底解决之前的两百年间一直使用着‘不完美’的微积分的那些人,否则的话,人类的进步必将滞后很长一段时间。”怀尔斯话锋一转,“所以我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不应该不如几百年前的人们吧。”
杜原一言不发,独自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之前他们设想了种种情况,分析了美国人在近年来的谈判中用到的各类手段,本以为可以保住己方的底牌,可以为今后的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没想到出现了怀尔斯这样的突发情况。怀尔斯不是谈判专家,他的方法不是什么计谋,更像是一种智力强攻,是一种纯粹的基于逻辑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方法似乎很奏效,至少从耳机里一直保持的沉默来看,杜原知道自己身后的专家们此刻一定也感到棘手万分。
怀尔斯倒是保持着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没有流露催促之意。
“允许启用应急方案,重复一次,允许启用应急方案。”
耳机里的指示将杜原从短暂的失神中拉回来,他慢腾腾地从一旁抽出几页纸。这套资料是谈判前冷淮交给他备用的,据说是由一群中国最顶尖的数学家从江哲心留下的资料中整理而成。杜原将资料逐一展示在镜头前,“这是‘微连续’的部分内容,由四个定理构成。当初我是为了处理射影代数簇问题而创建了这套工具,后来用在了对天年的数据处理上,整件事情其实带有一些偶然性。”
怀尔斯一言不发地盯着那几页纸,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下来。在怀尔斯的眼中,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存在,他的目光在纸页上纠缠灼烧,像是要从中萃取出什么东西来,又或者是想注入些什么进去。过了足足二十多分钟,他的眼光才重归正常,像是从一场梦中醒来,“原来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做变换。”然后他转头对着不知什么人哈哈大笑,“我觉得这和霍奇猜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这一次中国人走在前面了。”
因为怀尔斯的首肯,托罗的神情变得愈加郑重。虽然展示的只是“微连续”的部分,但显然没有人再怀疑理论的正确,或者说,美国人也许还不能确定“微连续”是“完备”的,但它肯定是“有用”的,就同微积分当年遇到的情形一样。这时屏幕上的托罗突然侧耳聆听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惊奇之色。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杜原沉住气问道。
托罗回过头,“是这样,美国能源信息署刚刚查到了拂石先生您的一篇关于球状闪电的论文,虽然刊载的刊物级别不高,但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极其富有创见,并且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能源实验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看来拂石先生您涉猎的领域很广啊。”
“哦,那是我在气象研究中偶然产生的观点,算是副产品吧。”杜原有些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托罗直了直腰板,“我刚刚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的授权,从明天开始,美利坚合众国将结束对‘太平门计划’的预案论证,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美方将倾全国之力投入其中,希望贵国亦能信守之前的全部承诺,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
杜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态,耳机里传来指示:“请露出笑容。”杜原愣了两秒钟才明白谈判大概是结束了。他点点头,咧开嘴,心想,反正我是完成指示了,至于这个笑容自不自然不关我的事。
“但是——”托罗话锋突转,“在我接到的指示里还有一点:虽然与中国的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但我们仍然需要对‘拂石猜想’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现在仅仅看到了一些扼要的结论,但我们都知道,就一个命题而言,中间证明的过程也无比重要。”他死死盯着杜原,“我知道贵方还掌握着许多重要信息,希望今后会晤时你们能够提供,我想这也是双方能够长期合作下去的基础。”
耳机里没有传来指示,显然托罗这个突然的转折让中方谈判专家们有些措手不及。看来美国人对于“拂石猜想”还希望知道得更多。
杜原平静地开口:“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提供的信息也许不够完全,但我只想说一点,合作本来就是双方的,今天中方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您了解中国,应该知道中国人信奉的一条准则: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美方执意想知道更多的话,就应该拿出分量相称的东西来。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托罗一怔,脸上的表情瞬时定格。
24.银河系支架
浩瀚星辰,无边无际。
由于权限提升,杜原对于现在自己进入的“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严格说来,这套系统的关键并不是SKA,整个SKA系统只是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实际上,SKA原本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许多国家都可以使用SKA进行自己所需要的观测活动。但是美国人不同,他们在使用SKA的同时启用了“脑域”系统。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都向对方开放了更多的技术机密,其中就包括像“脑域”这种仅存在于传闻中的技术。
“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依赖于SKA的观测数据,全部视界每隔十二秒钟更新一次。表面上看,“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就是一个观察目镜,但真正奇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拥有“意识”的目镜。
量子力学可能是迄今为止带给人类最多困惑的一门科学。人们最初通过引入量子概念,解决了诸多困扰科学界的问题,但很快便发现,量子力学给人类带来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曾说过一句殊难理解的话:“如果有人说他懂得了量子力学,那么恰恰表明他根本不懂量子力学。”而在量子力学的众多谜团当中,所谓“观测者意识”则是最难理解的。按照至今仍被视为正统的哥本哈根解释,物质只有被“意识”所“观测”的时候才存在,当没有被“意识”所“观测”的时候,物质便会弥散成量子叠加态。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段话与量子力学的预言有惊人的巧合,他在《传习录》里曾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但这显然会令人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甚至对“意识”和“观测”的定义都会成为问题。用眼睛看显然是“观测”,但盲人挥动拐杖显然也是一种“观测”,海豚发出声呐应该也是“观测”。人类有“意识”,但谁又能肯定黑猩猩和乌鸦的某些复杂行为不是基于“意识”?将来,结构足够复杂的计算机算不算有“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连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薛定谔也错了。谁能断定被他关进存有放射性物质的盒子里的那只猫就真的没有“意识”呢?最多只能说猫的“意识”比人低级一些罢了。显然,对“意识”的定义绝对不能划定某个阈值,否则有朝一日,在拥有更高智能的外星生物面前,人类岂不是也会被贬为无意识生物?
出于对“观测者意识”的抗拒,爱因斯坦同玻尔之间进行了一场跨度几十年的大论战。而随着惠勒延迟实验、贝尔不等式、EPR佯谬等几个重要思想实验最终在现实中被验证,这场争论的胜利者被证明是玻尔。但恐怕就连玻尔自己也想象不到整个事件会走到哪一步,有些激进的学派甚至提出包括宇宙的存在都是基于“观测者意识”,也就是说,在“意识”使得万物从量子叠加态中脱离,成为真正的现实之前,我们的宇宙并不存在。但这很快就会导致一个终极问题:当智能生物尚未演化出来,这个宇宙中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它的状态是怎样的呢?难道说,第一个有意识的生物的出现才使得从创生起至那一刹那的宇宙历史在一瞬间成为现实?难道说“意识”的参与可以在那一刻改变过去,而这个“过去”甚至包含了“意识”自身的演化历史?
显然,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仍然隐藏在遥远的未来。但是,没有最终答案并不妨碍人们用量子力学解决现实问题,它依然是一件很锐利也很好用的工具,只是人类尚不知道是谁把它打磨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人类正如刘思茅所说的那只偶然捡到了傻瓜相机的猴子,能够拍出有模有样的作品,但对于相机本身的运行原理却还一无所知。
根据总参部门掌握的情报,“脑域”原系统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苏枫的华裔脑科学家,其基本概念是通过技术手段将数量巨大的人脑联入一套协同系统,形成能够进行统一思维的“超脑”。在这个系统中,绝大多数普通接入者只是提供“脑当量”,他们的脑细胞成为系统可以调配的资源,而少数精英则使用这具超脑来完成各种复杂的演算工作。
由于其基石是人脑,所以脑域系统具有此前任何巨型计算机都不具备的优势:意识思维。如果随机找一个具有普通科学常识的人,问他所能想到的宇宙间最大的数字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会回答是宇宙里微观粒子的数量,比如质子数、光子数等。这个答案听起来靠谱,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根据简单的计算,整个宇宙所拥有的全部质子数量大约是10^80,光子的数量比质子要多十亿倍,而电子、中微子等轻子的数量也在相近的量级范围内。这些数字的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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