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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来巴黎访问演出的时间、地点、场次，音乐会的名称就叫《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这部交响乐是著名作曲家易海峰的代表作，易海峰本人也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戴梦岩说：“你做火机贴章，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我刚从安保公司出来，他们制订了一套方案，车辆、保镖、包厢都是保密的，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来巴黎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你的形象有利，也让外界看到你跟我是在一起的。”
叶子农看完，略带歉意地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
戴梦岩满心期待叶子农的惊喜，却不料是这样的反应，诧异地问：“你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去不合适。”
戴梦岩说：“是怕花钱？还是怕人看见跟我在一起？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钱已经付过了，很多，你去不去都要不回来了。”
叶子农说：“一锅粥，就别让我解释了，一解释你准得跟我干仗。”
戴梦岩说：“不解释才干仗。你说吧，说不出正当理由你必须得去。”
叶子农问：“你保证不吵架？”
戴梦岩说：“不吵，你说吧。”
叶子农说：“一个躲在鼠洞里偷生的人，就别去糟践那支曲子了。”
戴梦岩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理由。这就是说，是她让叶子农变成了躲在老鼠洞里偷生的人，以至于听一场《我的祖国》都是糟践了那支曲子。她盯着叶子农，气得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叶子农，你太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看，还是吵上了。”
戴梦岩质问道：“你做火机贴章怎么没说糟践？国旗就不伟大吗？”
叶子农说：“那个没有公示性，不涉及社会观感，反映的是我的真实态度。这个是招摇过市的，当个人私事涉及了社会观感，你的顾及半径就得延伸。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保护，这不是我的真实态度，也不能表达这个态度。”
戴梦岩愤怒地说：“你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来巴黎的不满，当初就不该答应我。我一直是仰着脸看你的，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不会虚伪。”
叶子农起身说：“我回避一会儿，我去厨房抽支烟，你冷静一下。”然后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到厨房。
戴梦岩说：“这又是发泄不满。”
叶子农说：“这是不激化矛盾。”
戴梦岩匆匆到厨房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过来，说：“就在这里抽吧，我不冷静，也冷静不了。我说过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叶子农慢腾腾点上一支烟，平静地说：“我以前有个女朋友钱包被偷了，她就骂，骂小偷出门就被车撞死，外带全家都不得好死。我说骂两句娘消消气就算了，不必用那么恶毒的诅咒。结果她说：我知道你烦我了，是男人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别像个娘们儿拐弯抹角，真没劲。你还能说什么？把混淆逻辑当法宝用，你觉得这可以表示女人率真吗？”
戴梦岩说：“不许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
叶子农说：“嗯，我错了。”
戴梦岩说：“你是说我跟那个女人一样？你说我没素质？”
叶子农说：“你看，你又提了。”
戴梦岩说：“我可以提，你不可以。”
叶子农说：“哦，那我又错了。”
戴梦岩说：“好吧，我不混淆逻辑，你说吧。”
叶子农问：“如果你的混淆与不混淆是可控的，那你就是故意混淆逻辑了？”
戴梦岩又想发火了，压制一下，说：“我有那个本事吗？你能不这么阴险吗？”
叶子农说：“那就是没个准了，随时可能一锅粥，这理还有的讲吗？”
戴梦岩“噌”地站了起来，说：“我现在真觉得你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不是故意的，但你是知道有混淆逻辑可能的，既然知道有可能，就冷静一些，别急着干仗。讨论问题是要有基础的，咱先端正个态度，拿出点气量。”
戴梦岩又重新坐下，故意夸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说：“好了，我拿出气量了。”
叶子农停了片刻，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你了解吗？”
戴梦岩说：“这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叶子农说：“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以鸦片战争为节点的，你要想不一锅粥，就得从鸦片战争这个节点说起。如果你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一点不了解，我就别费那个劲了。”
戴梦岩回答：“不敢说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知道一点吧。”
叶子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衰落以后，除了挨打受气没别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路子。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可以让人骂娘的事也很多，但瑕疵、错误和问题都不颠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子是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你知道一点历史，你愿意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吗？”
戴梦岩说：“你要给我洗脑？”
叶子农说：“如果你的脑子谁一洗就成什么样，你还有脑子吗？”
戴梦岩忍不住笑了，说：“那就成水桶了，倒进去什么是什么。”
叶子农说：“我没能力给谁洗脑，你就看到什么说什么。”
戴梦岩说：“嗯，那我承认。因为内地发展得好，很多港台艺人都去内地发展了。”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已经不再是徘徊的幽灵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已经20多年了，一个研究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自由地走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大街上，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一个能让中国一天天变好的政治基础，我这个所谓的研究者连承认这个政治基础的正当性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什么底气谈祖国？这脸子我觍得下去吗？”
戴梦岩质问：“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叶子农只是抽了一口烟，没有回答。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你也别拿大理论吓唬我。你的态度能挡住人家反对共产主义吗？没有你的态度中国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
叶子农说：“谈不上挡什么，我要有那能耐先把地震洪灾挡了，扯得着吗？这不是跟谁作斗争，我也不是哪党哪派，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架斗殴干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干过，可你赶上了这种事，就是地痞流氓也得有个底线。”
戴梦岩说：“既然你的态度什么都挡不住，你这个态度就是没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态度去拿命冒险，你傻呀？”
叶子农说：“就这点而言，人类不是因为聪明而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是因为傻，人类傻到除了食物还要讲尊严、人格，还可以为这些不惜生命，在其他生命看来是够傻的。”
戴梦岩说：“那我就是那个其他生命了？你骂我。”
叶子农说：“本来这个不属于傻不傻，你要非用这把尺子，就只能这么解释。”
戴梦岩问：“那属于什么？”
叶子农说：“不傻，也不聪明，是就这德行，说文绉点叫价值观。”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那就是我傻，傻死了。是我让你来巴黎的，我以为只要把你保护好就没事了，原来我已经罪大恶极了，我妨碍了你的态度，我让你钻老鼠洞了，我还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我罪大恶极。”
叶子农说：“你看，又干仗了。这刚拿出点气量就掖回去了，咋这么抠门呢？”
戴梦岩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死了算谁的？”
叶子农说：“想避免麻烦，可以不见布兰迪，可以不去纽约，可以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以不回国应讯，可以就任政治部长，可以签了政论片……只要修改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都可以避免现在的果，不缺这点智力。这就不是算谁的了，是就是我这种德行的，遇到这种事我这种人就这副德行。”
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子农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入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
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
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
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啰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2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来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