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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而她的目光则在苹果树和椴树的树叶之间飘游。
“波皮耶尔斯基地主……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米霞说。
波皮耶尔斯基小姐褐色的眼睛里泪光闪烁，宛如点点甘露。米霞猜到，这是她私人的、内在的时间流正在往回流，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么一种时间流，此刻过往的画面，在树叶之间的空隙里，像放映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在她眼帘。
波皮耶尔斯基夫妇当年去了克拉科夫，此后便一直受穷受苦，他们只好忍痛割爱，靠出售银器勉强度日。分布在全世界的波皮耶尔斯基庞大的家族亲戚们，为他们的族人提供了一点帮助，尽其所能地送给他们一点美元或黄金。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曾被指控与占领者合作，理由是他曾跟德国人做过木材生意。他蹲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最后考虑到他患有心理障碍而把他释放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贿赂的精神病学家稍许夸大了他的病情——但并不算太过分——这对他得以被提前释放不无帮助。
出狱后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在萨尔瓦多街狭窄的住宅里来回踱步，他从这边墙走到那边墙，固执地尝试着，在惟一的桌子上摆开自己的游戏。然而妻子以那样一种目光望着他，使他不得不把一切重新装进盒子里，并且重新开始他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时间流逝，地主太太在自己的祷告中留下一点空间，用来对时间表示感激，感谢它在流逝，在运动，从而也为人的生活中带来变化。家族，波皮耶尔斯基的整个家族，重新逐渐集聚起力量，在克拉科夫做起小买卖。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根据家族的不成文协议被分配来监督皮鞋生产，而具体说，是生产鞋底。他监督一个小工厂的工作，工厂里有台从西方引进的液压机，机器会吐出塑料的凉鞋底。开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并不太想干这份工作，但后来整个事业吸引了他，就像一个地主常有的那样——把他完全卷了进去。令他入迷的是，能为无定形、不确定的物质赋予不同的形状。他甚至开始满怀热情地进行各种实验。他制成了一种完全透明的糊状物，然后赋予它各种颜色和色调。后来，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女鞋流行趋势上，他聪明地感受到了时代精神——他生产的有着闪闪发光的、高统的塑料底哥萨克皮靴卖得就像流水一般。
“父亲甚至建了一个小实验室。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只要着手做某件事，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赋予这件事某种绝对意义。在这一方面，他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看他那股办事的劲头，似乎他的鞋底和哥萨克皮靴具有救世之功。他喜欢上各种试管，蒸馏器，总是在熬制什么，总是在给什么东西加热。
最后，由于自己的这些化学实验，他终于得了皮肤病。或许是由于烫伤，或许是由于放射性物质作祟。总而言之，他的模样看起来可怕至极。他身上的皮肤大块大块地脱落。医生们说，这是一种皮肤癌。我们把他送到住在法国的亲属那里，找最好的医生诊治。但皮肤癌无药可治，这里没有，那里同样没有。至少在当时是一种绝症。最奇怪的是，他对待这种——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致命疾病的态度。‘我在蜕皮。’他说，看上去他对自己非常满意，简直是自豪。”
“他是个怪人。”米霞说。
“可他不是疯子。”波皮耶尔斯基小姐赶紧补充说，“他总是心神不定。我想，是由于这场战争和迁出府邸时受到的冲击惊吓到他。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死了。他去世前始终神志清醒，泰然自若。那时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以为是由于疼痛使他精神失常。你知道，他非常痛苦。最后癌细胞扩散到全身，而他却像个孩子一样，一再说他只是在蜕皮。”
米霞叹了口气，喝完了最后一滴咖啡。玻璃杯底沉积了一层古铜色的咖啡渣，太阳的反光在上面搜寻着什么。
“他吩咐将那个古怪的盒子跟他一起埋进坟墓，可在操办丧事的忙乱中，我们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为此一直受到可怕的良心谴责，内疚我们没有实现他的遗愿。丧事过后，我跟妈妈一起去看了看那只盒子。你可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那是一块旧亚麻布，一个木头做的色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棋子：有动物的，人的，各种物品的，就像一些儿童玩具。我们还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小书，上面写的全是些无法理解的胡言乱语。我跟妈妈一起把那些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我们无法相信，那些小小的玩具对于他，竟是如此珍贵！至今我还记得那些玩意儿，好像是昨天才见到的那样：小小的黄铜塑像，有男人和女人、动物、小树木、小房子、小府第、各种微型物品，啊，比方说，只有小指甲大小的小书，带把手的小咖啡磨，红色的邮政信箱，带有水桶的扁担——一切都做得非常精致……”
“你们是怎么处置那些东西的？”米霞问。
“起先，所有的东西都搁在我们放相册的抽屉里。后来孩子们拿出来玩耍。肯定还在家里的什么地方。或许是在积木堆里？我不知道，得问问……我一直感到内疚，没有把这个盒子给父亲放进棺材里。”
波皮耶尔斯基小姐咬紧嘴唇，她的眼中又是泪光闪烁。
“我理解他。”过了片刻米霞开口说，“当年我也有过自己的抽屉，那里放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
“可你那时是个孩子。而他却是个成年男子。”
“我们有伊齐多尔……”
“或许每个正常的家庭都必须有这么一个正常状态的安全阀，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能承受所有的疯狂行为，就像我们所承受的这些。”
“伊齐多尔并不是他看上去的这种样子。”米霞说。
“唉呀，我讲这话并无恶意……我父亲也不是个疯子。难道他会是个疯子吗？”
米霞迅速摇头否认。
“我最担心的是，米霞，他的怪癖可能会遗传后代，或许会让我的孩子们中的某一个恰巧给碰上了。而我关心他们。他们都在学习英语，我想把他们送到法国的亲戚那儿去，让他们看看世界。我希望他们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到西方的某个大学学习信息学、经济学，学习某种具体的有点前途的专业知识。他们都会游泳，会打网球，都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你自己不妨瞧瞧，他们都是些健康的正常的孩子。”
米霞顺着波皮耶尔斯基小姐的目光望去，看到地主的孙子们正好从河上回来。他们穿著五颜六色的浴衣，手里都拿着潜水用具。这会儿正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地拥进栅栏的小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波皮耶尔斯基小姐说，“如今的世界已不同于昔日。变得更好，更广阔，更光明了。现在有预防各种疾病的疫苗，没有战争，人活得更长久……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米霞看了看残留有咖啡渣的玻璃杯，摇了摇头。
游戏的时间
在“第七世界”里，第一批人类的众多后代漂泊人间，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后来终于来到了一个美得出奇的谷地。“让我们继续干下去，”他们说，“让我们给自己建一座城市和一座直插云霄的通天塔，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而且让上帝也不能把我们驱散。”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建设工作，他们搬运石头，用焦油取代砂浆。就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诞生了，城市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塔，高得从塔尖可以看到“第八世界”以外的东西。有时，当天空晴朗的时候，那些在最高处工作的人们，为了不让阳光照得他们目眩，他们手搭凉棚，于是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脚掌，以及吞噬时间的巨蟒那巨大躯体的轮廓。
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试图用木棍伸到更高的地方。
上帝不时朝他们瞥上一眼，忧心忡忡地想道：“只要他们仍然是同样的人民，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将来他们就能做到他们脑子想到的一切事情……不行，我得下去把他们的语言搞乱，我得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样，他们彼此就会反目成仇，而我便会太平无事。”上帝也就这样做了。
人们分散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彼此成了仇敌。但他们的记忆仍留下了他们见过的事情，永不磨灭。谁只要见过世界的边界一次，这个人就会椎心地感受到自己遭受的禁锢。
帕普加娃的时间
斯塔霞·帕普加娃每个礼拜一都去塔舒夫赶集。每到礼拜一，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以至于常常绕过森林里的车站，不在那儿停车。于是斯塔霞只好站在路边搭顺风车。起先是美人鱼牌和华沙牌的小轿车，然后是大、小菲亚特牌的小汽车。她笨手笨脚地爬进轿车里，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同司机攀谈：
“先生可认识帕韦乌·博斯基？”
偶尔会遇上个把司机回答说：认识。
“他是我的兄弟。是位督察员。”
司机每每朝她转过脑袋，满腹狐疑地望着她。于是她又说了一遍：
“我是帕韦乌·博斯基的姐姐。”
司机不大相信。
斯塔霞老来发胖了，也变矮了。她那本来就引人注目的大鼻子变得更大，而眼睛却失去了光彩。她的一双脚总是肿胀的，所以只能穿双男人的便鞋。她那一口漂亮的牙齿也只剩下两颗。时间对于斯塔霞·帕普加娃是无情的，难怪司机不肯相信她是帕韦乌·博斯基的姐姐。
不久前，就在这么一个热闹的、赶集的礼拜一里，一辆小汽车撞倒了她。她从此失去了听力。在她头脑里，有一种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将世上的声响都淹没了。有时在这一片嗡嗡声中，也出现某种声音，断断续续的音乐，可是斯塔霞分不清它们来自何方——不知是来自外部，还是源于她自身。她一边挂着袜子，或是没完没了地修修改改米霞穿剩的衣物，一边凝神谛听这种声音。
晚上她总喜欢去博斯基夫妇家。尤其是在夏天，他们那里很热闹。楼上住着避暑的人们。这些人的孩子和孙子统统来了。他们在果园里，在栗树下边，摆上桌子，喝着酒。帕韦乌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他的孩子们也立即拿起各自的乐器：安泰克是键盘式手风琴，阿德尔卡在离开之前拉的小提琴，维泰克是低音提琴，莉拉和玛娅是吉他和长笛。帕韦乌用小提琴的弓子打了个信号，所有的演奏者便全都有节奏地活动起手指头，用脚点着地打起拍子。他们总是从《满洲里的山丘》开始。斯塔霞总是根据他们脸上的表情辨认出所演奏的音乐。在演奏《满洲里的山丘》时，米哈乌·涅别斯基会在孩子们的面部表情上出现片刻。“这可能吗？”斯塔霞寻思，“死去的人总能活在自己孙辈们的形象里？”将来她也能活在雅内克的孩子们的脸庞上吗？
斯塔霞思念儿子，他中学毕业后便留在了西里西亚。他很少回家，他像他自己的父亲那样，让斯塔霞在等待中望眼欲穿。初夏，她便给儿子准备好了房间，但他不肯多待一会儿，不肯像帕韦乌的孩子们那样，在家里度过整个暑假。他住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忘记带走母亲给他做的一整年的果汁。但钱他倒没忘记拿，那是母亲靠卖酒挣的。
她把他送到凯尔采公路旁的车站。在十字路口躺着一块石头。斯塔霞把石头搬开，请求他说：
“把手放在这儿，留个手印。好让我有点你留下的纪念。”
雅内克不安地环顾四周，然后总算同意让手掌的形状在石头下面的岔道泥土上保留一年。再往后，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从他那儿寄来的信，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开头：“我在这封信里首先向你禀告，我很健康，也祝妈妈身体健康。”
他的祝愿没有发生效力。多半是他在写信的时候，心里在想别的事情。某个冬日，斯塔霞突然病倒了。在急救车艰难穿过茫茫大雪驶来之前，她已一命呜呼。
雅内克回来晚了，他赶到墓地时，正好碰上人们在往墓穴填土，送葬的人都已散得差不多了。他走进母亲的屋子里，久久察看母亲的遗物。所有那些装满果汁的玻璃瓶、印花布帘、用钩针编织的披肩，用他在节日和命名日寄给母亲的明信片做的小盒子，恐怕对于他全都没有什么价值。外公博斯基留下的家具全都是用斧子砍出来的，粗糙、笨重，与他拥有的光滑漂亮的家具完全不配套。那些瓷茶杯不是缺了边，就是断了耳。雪从门的缝隙里挤进加盖的厢房。雅内克锁上了房门，把锁匙送给舅舅。
“我不要这幢房子，也不要出自太古的任何东西。”他对帕韦乌说。
他沿着官道向车站走去。在走到躺着那块大石头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犹豫了片刻之后，他做了年年都要做的那件事。这一次，他把手掌深深压进冰凉的、冻得半硬的土地里，在那儿停留了许久许久，直到他的手指冻得发僵。
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事物的时间
年复一年，伊齐多尔越来越认识到，他永远也走不出太古。他记起了森林中的边界，那堵看不见的大墙。那是他的边界。或许鲁塔能通过那条边界，而他则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这种愿望。
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在夏天，避暑的人们来了之后，才会热闹起来，那时，伊齐多尔通常都不离开自己的阁楼。他害怕陌生人。最近的一个冬天，乌克莱雅经常到博斯基夫妇家作客。他老了，而且变得更胖。他那张脸呈现灰白色，浮肿，眼睛由于酗酒而布满了血丝。他待在桌旁，看起来就像一堆变了质的烂肉。他扯着自己嘶哑的嗓门不停息地自吹自擂。伊齐多尔憎恨他。
乌克莱雅多半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像魔鬼一样慷慨大方，竟然送伊齐多尔一件礼品——鲁塔的照片。这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送的礼品。乌克莱雅专门挑选鲁塔的裸体照片，鲁塔赤裸的身子由于古怪的光线而分成了好几块，上面盖着他肥胖的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