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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度过童年的地方。一开始，我跟大伯住了几个月，像是试用期，后来社工人员才让大伯签了文件，让他变成我的法定监护人。
我很清楚，利托大伯对我一点义务也没有，他甚至什么都不用做。要是听到我抱怨大伯的事，请你记好这一点。
问题是，人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最好搬远一点，尤其是当你只想摆脱过去的时候。五十英里不够远，无法完全脱离以前的生活圈，也难免会碰到认识你的人。
米尔佛德这个小地方——现在的流行语叫“都更新市镇”，在以前，只是个蓝领阶级的小城镇，只有一条歪歪扭扭的干道穿过铁路高架下面。不管路边架了多少看板、警告标志和标语，平均一个月都有两三场车祸事故。随便哪个喝酒开车的笨蛋都可能出事，喝得醉醺醺的，一头冲过急转弯，撞上旁边的水泥护墙，光是大伯的客人就不知道有几个。大伯的酒店在铁桥旁边，就叫利托酒店，隔壁是一家叫“热火”的小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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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的尽头有个小公园，里面只有生锈腐朽的秋千和单杠，哪个笨蛋去碰，铁定会得破伤风。公园后面的斜坡下就是贺朗河，河里有旧轮胎，还有翻倒的推车和成捆的旧报纸。河对岸是一家银行，银行就在铁路桥下。桥下是高中生晚上鬼混的地方，喝啤酒抽大麻，把汽车音响开到最大声。
我知道，你八成觉得我吹牛。要是你看到今天的米尔佛德，一定觉得我疯了。现在这里都是高级社区，房子盖得很漂亮。干道两边不是古董店就是卖健康食品的餐厅，再不然就是精品店。公园里有一座白色的大型露台，夏天可以办演唱会。要是想在铁路高架桥下面抽大麻，警察铁定三秒钟就到了。
我只是想说，那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特别是对一个九岁小孩来说，那真是个寂寞无趣的地方。爸妈死了，还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利托大伯在酒店后面有一间平房，房子不大，锡制的壁板还是薄荷绿色。大伯从后面的小房间清理出一张牌桌，腾出来当我的卧房。“我想以后大概不能打牌了。”大伯第一次带我去看的时候这样说，“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输钱比赢钱多，所以应该要感谢你。”
大伯对我伸出一只手，后来我很熟悉这个动作：像要拍我肩膀，或是死党之间玩笑性的一打。你也知道，男人的互动多半就是这样，不过伯父的动作不大，应该是不想太用力吓到我，或者他只是想试试我会不会靠近一点，让他有机会伸手抱我一下。
我知道大伯很努力适应有我在的日子。有好几次，他说：“我们一对单身汉……快活过日子，对吧？要不要去热火吃点东西？”好像那家小餐厅的菜就能够让人“快活过日子”。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通常坐对面，大伯会把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说给我听：卖了多少瓶酒，要进多少货。我就一直安静坐着听。当然，我听进去多少其实不重要。大伯总有办法唱独角戏，讲个不停，只要醒着他就能一直讲。
“麦可，今天是不是要洗衣服了？你觉得呢？”
“该上工啦，麦可。开门才有钱赚，对吧？我得把店面弄干净，你先到后头坐着好啦！”
“麦可，该进货了，我们得去批发商那里一趟。既然要出门，干脆请几个小姐回来，大家开派对乐一乐，嗯？”
大伯会这样说个不停。我不管到哪里，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人天生就爱讲话，碰到我，通常要花一分钟适应，不过一习惯，话匣子就打开了，一打开也就合不上了，天晓得什么时候会安静下来。
不过安静的人就不一样了。我通常会让他们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不能跟我比。我比任何人都要安静，不管人在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说到保持沉默，冠军非我莫属，绝无异议。我只会安静坐好，像不说话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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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现在我要自怜一下。放下笔，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这招每次都见效，不信的话你自己试试。下次被关在铁笼子里好几年的时候，就试试这招。话说回来，我不会拖着你回想我看过多少医生。所有的语言治疗师、心理医生我都看过。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是他们梦想中的特殊案例。不管谁看到我，我都是一样忧郁、安静、失落，顶着一头乱乱的鬈发，两只褐色的大眼睛看起来很悲伤。从意外发生以来，虽然我逃过一死，却再也没说过任何一个字。要是有适当的治疗、正确的指导、足够的关怀和了解、充分的鼓励，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心理医生，都觉得终究会找到钥匙，打开我受伤封闭的心灵。到时候我一定会崩溃大哭，他们就会把我抱进怀里，摸我的头发，告诉我以后一切都会很好。
所有的人都要我这样，每个人都是。相信我，他们什么都办不到。
每次去看过不同的医生，利托大伯就会得到不同的诊断，在回家路上还会说给自己听：“选择性缄默症”、“心因性失语症”、“创伤导致喉头麻痹”……到最后，全部都差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是决定不说话了。
只要别人知道我在卖酒的小店长大，就会问我被抢过几次。每次都是这样，绝无例外，这就是一般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只有一次。
那是我搬去跟大伯住的第一年，一个夏天温暖的夜晚，停车场空荡荡的，只剩下大伯的双色水星马奎斯轿车，车后面的保险杠还撞凹了一块。
那个人走进店里，很快绕了一圈，确定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停下脚步，看到我站在通往后面的走廊。坦白说，当时我确实不应该在店里。我才九岁，而这家店卖酒。可是利托大伯也别无选择，起码晚上只能这样。我多半乖乖坐在后头的房间里，那是我的“办公室”，利托大伯是这样说的。四周堆满装酒的纸箱，大概有五尺高，还有一盏台灯。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看我的漫画书。那些书多半是从街角的商店买来的，每天都这样，看到要回家睡觉的时候。
就算我当时不应该在那里出现好了，可是我还是每晚都在。城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事，也知道大伯已经尽力养我了，完全不靠别人帮忙，所以大家都不打扰我们。
那个人站在那边好久，低头打量我。他脸上长满雀斑，还有一头颜色不深的红头发。
“老兄，需要什么吗？”利托大伯的声音从柜台传来。
那人什么都没说，只对我点个头就离开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身上有枪。
关于这一点你得相信我，虽然我只有九岁，可是我就是知道。你大概觉得，我现在是事后回想才这么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自然以为自己知道结果，纯粹是回忆作祟。可是我对天发誓，就算时光在那一刻停止，我也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会怎样——他会走到前面去，右手拿枪指着利托大伯的头，让他把收银机里的钱都交出去，就像漫画里的情节一样。
一等那人转身，我就关上门。后面房间里有电话，我过去拿起话筒拨了报案电话，响了两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你好，有紧急事件吗？”
紧急事件——或许只有这样才行，说不定这样我就能开口说话了，等到必须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出口。
“喂？听得到吗？需要帮忙吗？”
我紧紧抓着话筒，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说话的。这我很确定，不过当下也注意到其他的事——恐惧，那种我每分每秒都感受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全部消失了，一点都不剩，起码当时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我第一次一点都不害怕，尤其是经过六月那件事以后，于是我决定要做下一步。
接线员还在讲话，我由着话筒掉下去，在电话线的一头晃荡，声音也变成听不清楚的嗡嗡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报案这样就够了。只要打过去，接通了不挂断，警方就会追查。不过在这天晚上，等警察找到这里来，恐怕也已经太晚了。
我打开门，走进店里，隔着长长的货架，我听到一个急促尖锐的声音在说话。
“没错，全部都要，全部的钱都放进去，就是现在。”
利托大伯的声音低了八度，“老兄，放轻松，没人会做傻事。”
“那小鬼在后面干吗？他要去哪里？”
“你别管了，他跟这里没关系！”
“把他叫过来好了！我现在很紧张，你总不希望我紧张失手吧？”
“就算我叫也没用，他听不见，他又聋又哑，你放过他就是了！”
这时我从转角走出来，看到他们两个。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景象，每个细节我都记得。利托大伯手里拿着纸袋，另一手拿着收银机里的钞票。他背后是展示用的酒瓶，柜台上还有咖啡空罐贴着我的相片，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要大家捐钱帮助“奇迹男孩”。
另外那个人——那个抢匪，就站在那里，右手握枪，一把左轮手枪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发光。他很害怕，这我看得很明白。一枪在手，照理说应该是什么都不怕，掌控情势，结果却刚好相反。那个人怕到无法思考，对我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情境教育，虽然我那时候才九岁，那一幕我却会一辈子记得。
抢匪打量我两秒，在下一秒拿枪对着我。
“麦可！”大伯吼道，“该死的快走开啊！”
“我以为你说他听不见。”抢匪说。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衣服，我立刻感觉到头上抵着一把枪。
“你在干吗？”大伯质问，“我不是说会照你说的做吗？”
抢匪的手在抖。大伯脸色惨白，两手前伸，好像想把我拉开，拉到旁边。我不知道当下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害怕。不过我说过了，我自己倒是一点也不怕。或许会怕其实是优势，毕竟总是有其实要害怕的时候，突然间应该要怕了，却没什么感觉，确实不是好事。
大伯颤抖的手把收银机的钞票塞进纸袋里。“全拿去！”他对抢匪说，“看在老天分上，拿走就快滚！”
抢匪把我推到一边，左手抓着纸袋，右手还拿着枪，轮流比着我们两个。我，大伯，再换到我。接着他往后退，退到门口，还经过我身边。我没有动。等他距离我大概两尺远的时候，还低头看我。
我没试着阻止他，也没想要把钱抢回来，或抢那把枪，我也没把手指伸进枪口对他笑，我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把他当成水族馆的鱼。
“怪胎！”他用左手肘顶开门出去，抓住袋子跑上车开走，开到大街上的时候轮胎还在打滑。
利托大伯从收银机后面跌跌撞撞跑出来，跑向门边。等他到门口，车子早就不见了。
大伯转身看我，现在他肾上腺素高涨，整个人都在颤抖。
“你到底是怎么啦？”他说，“这到底是……”
大伯坐下来，就这样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吸急促，警察来的时候还坐在原地。大伯一直盯着我看，什么都没说。他心里一定是有太多问题，这一点我很确定。可是问了也没有答案，何必问呢？
我在大伯身边坐下，想跟他做伴。突然感觉有一只手搭上我的背，我们俩就这样坐着等，享受片刻的宁静。
第四章 纽约市，1999年底
这家中国餐馆位于一二八街，是一栋八层公寓的一楼，这地方就像是世界的尽头。餐厅老板一家本来只租了一楼做生意，楼上七层应该是锁死的，据说房东有意要好好整修，但是日期未定。结果，钉在楼梯口的门板被拆了，楼上也住了人。一开始是餐厅老板的亲戚住，姑表兄弟姐妹之类的，这些人来美国打工，每周工作九十个小时。不久后也有外人来住，一定是餐厅老板信得过的人，每个月付一点钱当房租，一切都要保密，当然也得付现。
卖给我身份的人介绍我来，他也是先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再由这朋友介绍给朋友的朋友，最后我就到了这里来。我的房间在三楼，脑筋正常的人不会想再往上去，再往上，厨房的热气到不了，何况延长线也牵不到更高的地方。上面又黑又冷，而且早就给老鼠占去当窝了。
我还没想到要变装，那是后来的事。不过我现在是密歇根州的逃犯了，违反了假释的条件，而且还收钱犯罪……我现在是无法回头了，所以才弄来纽约的驾照，上面的名字是威廉·麦可·史密斯，年龄是假的，已经二十一岁。我当然不会用这证件去逛酒吧，相信我，我只会窝在这里，尽量不出门。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每个警察都等着要抓我，晚上听到附近有警笛的声音，我就真以为要被抓了。
每个星期都越来越冷，我待在房间里画画，也不断练习开锁。吃的东西是楼下餐厅老板给的。每个月我付给他两百块的现金，住在不是他的房间里，用餐厅后面的浴室洗澡。我只有一盏台灯，插在延长线里用，身边有画纸和画画的工具，机车行李袋里面装着所有的衣服，还有我的锁头和开锁工具，以及呼叫器。
呼叫器总共有五个，全放在一个老旧的鞋盒里面。呼叫器上贴着不同颜色的胶带，有白色、绿色、黄色和蓝色，最后一个是红色。鬼老大告诉我，要是前四个响了，就照上面的号码回电，听对方讲话，他们就会知道我不说话。要是还不懂，就知道不是合作的好对象，趁早把电话挂了。要是听起来没问题，先听清楚要去哪里见面，要是一切顺利，没什么好怀疑的，就可以跟对方合作。一定要小心处理，正确应对，这样才能皆大欢喜。他们也会对我很好，要是不这样，下次再来电，我就不会接了。
他们也会记得付一成的“使用费”给底特律的老大，因为大家都还想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