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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开始，李渊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这次在病床上听说唐军在西部的大胜，李渊笑了，他的笑容很像孩童，单纯，没有一丝杂念，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只要能够繁荣昌盛、四方来贺，自己也可以瞑目了，而先前的不甘心，随着他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一切都已释然。
只是，在他的心中，似乎还有些遗憾，今天的盛世局面本应该有更多的人看到，李建成、李元吉、裴寂、李智云、李玄霸、平阳公主，以及自己的妻子窦氏夫人，甚至还有刘文静；想到这里，李渊的眼角淌下了一丝泪水。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真的很难做到彻底的了无牵挂！
“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这是李渊留给世人最后的八个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六日，李渊逝世于垂拱殿，年七十一，十月埋葬献陵，庙号高祖！
李渊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的灵魂是不会安宁的，因为李世民篡改了历史。
李世民是通过杀兄逼父取得皇位的，为了极力证明自己才是合法的皇位继位者，他让大臣们篡改史书，为自己辩护，百般诋毁李建成和李元吉，而且竭力抹杀李渊建立大唐帝国的丰功伟绩。
《资治通鉴》上评论李渊时说：“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就是这句话，千百年来，成为很多人对大唐开国那段历史的定论，而且后世的小说家、戏剧家门也按照这个路子来塑造李渊的形象，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渊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一个胸无大志、沉湎酒色的庸才。
但是，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对歪曲的史实和诸多历史细节加以辨析后，李渊的真实形象也随之而出：
胸有大志，韬光养晦，抓住时机，晋阳起兵，当机立断，进军长安，适时称帝，统一全国。
为贞观盛世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然，李渊也有很多缺点：赏罚不当，赦杀不当，性格犹疑，最终造成诸子自相残杀的局面。
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不能否认的是，李渊是大唐帝国的创建者，历史已经给予他公正客观的评价。
历史是强大的，更是公正的，它不允许任何人去亵渎。
所有的人都不例外！
第六章：群智生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一一毛泽东
贞观之治的出现，除了李世民居功至伟之外，簇拥在李世民周围的还有很多充满智慧的人才群体，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人，再加上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共同合力促成了贞观盛世的出现，在这些人才群体中，荟萃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在前边我们介绍了很多武将，例如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人，这些人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但一个盛世的出现除了武功，还有文治。
建立武功需要武将，治理天下则需要文臣。
不可否认，贞观时代的文臣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人气，这是因为他们除了具备治世的才能外，更加具有不同的个性，而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间接地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贞观新风，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的认识一下其中的部分人。
1、魏徵
自从李世民即位之初，与魏徵那番颇具玄机的对话之后，魏徵便得成为李世民的谋臣，而在不久后的那场“施政大讨论”后，魏徵从此更是得到了重用，大家都知道，魏徵在贞观时代，以敢犯颜直谏著称，纵观他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基本上都在和李世民“唱反调”，可以说，他是贞观时代犯颜直谏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魏徵成为一个勇于和皇帝“作斗争”的人呢？
李世民的开明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养成这种坦率、快人快语、不掩饰的性格，是和他幼年受到父亲的影响有关。
魏徵的家族本是河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魏显义，文武双全，在中原一带很有威望，祖父魏彦士人出身，具有很高的文才，父亲魏长贤早年曾在河洛一带求学，准备入仕，但却因上疏讥讽当时北齐政府的荒淫无道，而遭到弃用，一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但是在魏长贤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魏长贤并没有因为不能入仕，而刻意改变自己，他认为做一个正直的人远比拥有一个官位重要的多，在他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文人的操守，不能有损于“为子之道，事君之节”是他一生的理想。
魏长贤去世时，魏徵还很小，但在魏徵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打下了父亲那正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烙印，虽然在父亲去世后，魏家逐渐衰落，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魏徵始终没有忘记，他立志继承父亲的品行，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魏徵年幼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句话是超级有道理的！
成为李世民的重臣后，魏徵继续发扬父亲的优良品行，在贞观时代实现自己的理想，仅在贞观初年就先后向李世民进谏二百多次，对当时朝廷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谏臣，而魏徵作为其中的首席代表人物，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敢于直谏之外，就连李世民的个人生活和皇室的内部事务他也不放过。
再受重用的大臣，也是只是臣子。
魏徵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没错！不仅要管，而且必须照我说的做！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长乐公主即将出嫁，长乐公主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一直被李世民视为掌上明珠，公主出嫁是朝廷的大喜事，为此李世民赏赐很多珍贵的宝物给长乐公主作嫁妆，据史书记载，这次的赏赐超过了高祖当年给永嘉公主（李世民的妹妹）赏赐的一倍。
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会提反对意见来，因为大臣们都明白，皇帝嫁女那是相当高兴的，多给些赏赐也是正常的，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但是有一个人却在李世民最高兴的时候，泼了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魏徵！
魏徵的理由很充分：天子的姐妹封为长公主，女儿封为公主，长公主比公主辈分高，而且地位更尊贵，即使陛下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坏了规矩，所以给长乐公主的赏赐不应该超过当年高祖给永嘉公主的。
这实在是太过于钻牛角尖，当时就连房玄龄、文彦博等人都说魏徵是小题大作，但魏徵却不这样认为。
其实魏徵所看重的，并不是赏赐有多少，他看重的是这次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法则——礼法！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在奉行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古代，对于礼法是相当看重的，而作为全国老百姓带头人的皇室成员，必须要为所有人作出表率，如果连领头人都坏了礼法，那这个国家将会逐渐的崩溃。
魏徵正是以超越常人的敏感，时刻提醒着李世民，类似于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多，可以说，魏徵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做到了大事、小事，事事进谏。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性格因素之外，其实还与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那就是：既要做忠臣，更要做良臣。
早在贞观元年就有人向李世民告发魏徵以权谋私，李世民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证明并不属实，但文彦博却提醒李世民说，既然有人告发魏徵，说明魏徵言行肯定有不妥之处，于是李世民就让文彦博提醒魏徵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凡事要少说多做。
正是李世民的这次提醒，魏徵很多天没有议论朝政。
魏徵的反常行为，让李世民觉得有些纳闷，所以没过多久，他主动和魏徵进行了一番长谈。
“爱卿最近没有之处朕的什么过错啊？”
魏徵答：“前几天皇上让文御史提醒臣注意自己的言行，臣认为这话似乎不对，君臣本为一体，没听说不在乎公道，只在乎言行的，如果整个国家都以此为准则，那国家未来是个什么状况，可就不好讲了啊！”
李世民：“朕和文彦博说完，也觉得有些不妥，爱卿不要介意，以后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魏徵：“臣明白！臣已将自己交给了整个国家，今后一定会直言不讳，绝不隐瞒，但愿陛下让臣做个良臣，而不仅仅是做忠臣！”
“哦？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所谓良臣，不仅仅使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还要使君主博得好名声。而忠臣仅仅是自己博得美名，历史上的比干是忠臣，在历史上他的行为留下了美名，但却使君主落下骂名，而且最终页没能挽救国家，这样的臣子我魏徵坚决不做。”
千百年来，关于如何做臣子的问题，魏徵的分析堪称经典，仔细品味魏徵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话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要做良臣除了臣子自身的因素之外，君主也是重要的因素。
比干想做良臣，但商纣王不给他机会，所以比干只能是忠臣。
当然，魏徵说出这番话，是源于自身的经历，从效忠李建成，到效忠李世民，魏徵想博得忠臣的美名也不可能了，所以只能用“良臣”的概念来说服李世民。
不过魏徵这番关于“良臣和忠臣”的论述，直到今天为止，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正是凭借着这番论述，使魏徵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代表人物。
魏徵的美名源于自身的努力，更源于贞观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设想魏徵如果在杨广的手下，恐怕早已经是人头落地。
魏徵的理想与李世民的现实需要可谓是一拍即合，正像我前边所说的，君臣二人的共同协作，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魏徵以其鲜明的个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新面貌，那就是犯颜直谏，而这也是贞观时代独有的政治风貌，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标志。
自古以来，都是君明臣直，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2、房谋杜断
所谓房谋杜断，是指房玄龄的“谋”和杜如晦的“断”。
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李世民手下的老资格成员，甚至可以说是嫡系，除了很早就已经投靠李世民之外，两个人在玄武门事变中是首席功臣，所以想不得到李世民的重用，都很困难。
和魏徵相比，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李世民智囊团中另一类人物，房玄龄擅长谋划，杜如晦擅长决断，有人说“房谋杜断”是专指李世民在夺取皇位的道路上，所展现出来的实际内容，我并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事实上，两个人在贞观初年同为良相，国家的许多典章制度、政策措施、都是两个人牵头研究制定。
史书上将两个人比作管仲、鲍叔、子产、罕虎，可见两个人的配合是相当的默契。
两个人的团结协作，同时也赢得了李世民对他们的绝对信任，相对于两个人的才能，李世民更加看重臣子之间的团结，因为只有君臣一心，团结协作，才能使国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
可以说，在所有的臣子中，李世民最放心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之间的配合。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房玄龄和杜如晦分别被任命为尚书左、右仆射，两个人同时撑起了李世民的宰相班子，上任之初，李世民就将选拔人才的重要事情交给了两个人，而且是绝对的信任，李世民对两个人说道：
“你们身为宰相，一定要广求贤良之士，依据个人的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这是你们的职责。”并且下令：“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听两个人的安排，有大事需要请示朕的，先请示两位仆射。”
要知道，房玄龄和杜如晦可是刚刚被任命，在宰相这个位置上，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而李世民对他们的信任就已经超过了对其他人的信任，我想除了他们是李世民的嫡系、除了两个人的才能之外，李世民看重的是两人良好的协作所产生的那股“合力”。
同年十二月，在房玄龄的主持下，制订了官员考核法，确定了以“四善”、“二十七最”等九个等级的考核办法，为贞观时期吏治清明做出了贡献。
虽然，杜如晦在贞观四年不幸病逝，但在我看来，“房谋杜断”的这种精神并没有瓦解，相反由于杜如晦的不幸早逝，让李世民更加坚定将“房谋杜断”的精神不断发扬，后来李世民选拔出来的很多知名的官员，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杜如晦病逝后，李世民悲痛不已，有一次忽然梦见和杜如晦探讨国事，而且杜如晦的形象和生前没有差别，醒来后，李世民都为之流涕，立即派人慰问杜如晦的妻小，并且宣布保留杜如晦生前的那些官佐。
对一名已经亡故的大臣，恩遇不变，千百年来还真是少见，相信也只有贞观时代才这样，同时这也是贞观时代君臣一体的真实写照。
此后，房玄龄继续一如既往的对李世民竭尽忠诚，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逝世为止，期间制订《贞观律》，与褚遂良撰写《晋书》，阻谏李世民东征高丽，这一切都尽到了一个老臣的义务。
史书记载：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
当然，房玄龄优点很突出，同时性格上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决断力太差，总是顾忌太多，这就使他在某些时候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角色，魏徵可以犯颜直谏，长孙无忌凭借着自己外戚的身份，可以与李世民探讨一些敏感的问题，而房玄龄因为性格的原因，只充当一个办事员的角色，尽心尽力地完成李世民交给的任务，而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房玄龄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很低调，干了不少事情，却好像不如魏徵那样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或许他知道太多李世民的秘密，所以为了自身考虑，不得不隐藏自己。
关于房玄龄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道，这里暂且就说这么多。
不过总体来看，“房谋杜断”和魏徵的犯颜直谏一样，都是贞观时代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