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灾甚重。”玄宗大惊,问曰:“何象?”对曰:“当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进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内一人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十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走赴,群众惬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风忽起,画舸平沈,声伎、持篙楫者不知纪极,三十八人无一生者。(《独异志》)
一船皆死的都是新科进士,除了李蒙外,还包括裴士南、梁褒、李捎云等人。可以说是当年最大的事件,让唐朝的人才库损失惨重。
开元五年的“曲江沉船”事件,在唐朝另一部笔记吕道生的《定命录》中也有记载,当是前传:“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翙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说的是李蒙赴京前于华阴算命,已被指出有难,后来游于曲江时,当日江水暴涨,李蒙于船上写得《曲江游宴序》,其他进士都欲先看,为此争抢,导致船体倾斜,最终覆于美丽的曲江。
卷四 奇怪的县尉
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独异志》)
故事其实很简单:
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779年)中,首都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名叫侯彝,其人好侠尚义,有一次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即所谓“国贼”。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负责治安,以这样的身份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
我们接着看: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再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见侯彝如此强硬,怒道:“那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侯彝听后,遂揭庭下之砖,猛击自己的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现场人等,皆不忍视。但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呢?”
御史大惊,遂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其藏身的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后的唐代宗时期,为期八年的大动乱,涤荡了整个国家在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在唐人内心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即价值观念的变迁,比如对“义”的看法。以本故事为例,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犯罪,但却拒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这种观念在“安史之乱”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动乱后却出现在很多传奇小说中。究其因由,无非来自于大动荡给人们心里留下的深深的烙印:大唐王朝的概念模糊了,“忠”的对象已难以承载“忠”的字眼,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尽管有以上解释,这个故事仍是奇特的,说的是朝廷的暧昧态度: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其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的任上调到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没变化,还是县尉。
卷四 唐朝的吉尼斯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吗?
淮南程干,本富人,三年间为水火焚荡俱尽。妻茅氏,连八年孪生十六子,相持行乞于市。 (《独异志》)
淮南人程干,大约是个商人,原本家境富有,但后来不走运,财产为火灾、水灾焚荡而尽,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事情还不算完,他的妻子茅氏,在随后的年岁中,每年都给他生一对双胞胎,连续八年,总共给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这样的日子算是没法过了。
于是,在唐朝淮河以南的一些城市,总能看到一支沿街乞讨的队伍,为首的是程干和他的妻子茅氏。跟在身后的,是那十六个双胞胎孩子。
在古代,因妻妾成群,一个家庭中,男主人有十几个孩子不新鲜。比如在《唐朝的黑夜I》中提到的段成式、李商隐和温庭筠,就都在家中排行第十六,三人又在文坛上齐名,所以被唐朝人称为“三十六”。但像本条中程干的事例:八年连续生八对双胞胎,却实在罕见。不仅在当时罕见,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也没有第二例,可谓创造了一项吉尼斯纪录。
卷四 火灵库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吏部侍郎韩愈,病倒在长安靖安里的府邸。
秋九月,韩愈病情趋重,以此去职。入冬后十一月的一天,韩愈正昏卧床上,恍惚中见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长剑,腰佩弓箭,仪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视着韩愈,良久开口:“天帝命我与君商量一件事。”
韩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见大王?!”
那人说:“威粹骨蕝国,与韩氏世代为仇敌,今欲讨伐该国,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韩愈支撑着身子,说:“我愿跟随大王征讨威粹骨蕝国。”
那人点点头,忽地消失不见。韩愈凝神,感到是一场梦,又如幻觉,凭着记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写下来。再行观看,而不能解其意。到了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韩愈死去。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宣室志》)
威粹骨蕝国?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字退之,他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的藩镇割据,只说思想上,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佛,在其代表作《原道》和《师说》中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韩愈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为理想的努力和奋斗中度过的。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可能是一个转折。
这一年,藏有佛骨的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举行一次。宪宗皇帝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此举遭到韩愈的坚决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著名的《论佛骨表》,极力劝阻此事,并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韩愈态度坚决如此,这让皇帝感到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遥远的南方的潮州刺史。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时,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在当时的孤独。
中唐时代,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念念不忘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时期于佛教文化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或者说,自魏晋以来,至于唐朝,儒学的元气就一直没恢复过来。而韩愈一生的所为,就是力求叫儒学重新回到正统的地位。唐以儒、佛、道三教立国,在韩愈看来是荒唐的。在唐朝的另一部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思想传统遭遇的揪心和悲伤。
事情还没完。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当然不是去寻找什么威粹骨蕝国,而是说,这样一位维护儒学道统的先生死去了,死因却引起后世议论。五代十国时的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一如春药。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名《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他们的先驱,所以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而且按记载,此人死于丹药。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为大家,但二人关系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所以白居易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愈。持这样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春药。
但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性质又非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白居易诗《思旧》里的“退之”也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韩愈。况且,大人物的另一面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诱惑。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遭失败,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啊。
卷四 五百头羊的悲剧
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牛李党争”绵延了近半个世纪。在唐武宗为帝的时代,“李派”首领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李德裕为政甚为刚健,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高门,他的贵族作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说到宝物,按史上记载,李德裕“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可以说是古代的一位文物收藏家。放到现在,他所收藏的随便一件东西想必都价值几百万元。举一个例子:有一年盛夏,大臣们在他家聚会,当时天气甚是闷热。李德裕说这不妨事,随后把大家带到一个小屋,屋子四壁之上均是前人的名贵字画。诸位入座后,顿感清凉无比,于是问其故,才知道屋内有一件稀世宝物白龙皮,为新罗人所献,将其浸入水中后四周则清凉如秋。这只是他收藏的宝物之一,此外还有诸如暖金带、壁尘簪等皇家也没见过的东西。
唐宣宗即位后,深恶李德裕,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奢华,而是因为他孤傲严肃、不怒自威的个性风格以及在武宗时代对自己的打压。按史上记载,每次上朝时,看到李德裕后,宣宗皇帝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所以,没几天,皇帝就将李德裕贬到南方。在“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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