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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西方的习惯，路易—腓力普的名号为国王。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概念，国王低于皇帝，只有真命天子方可称皇帝。拉萼尼要求条约中写明路易—腓力普为“大佛兰西国大皇帝”，以能与“大清国大皇帝”平起平坐。耆英对此十分不满，但交涉不成便作了让步。[125]结果，他在私下作了技术性的处理，在其进呈的条约文本中，将“大佛兰西大皇帝”、“大佛兰西皇上”与“大清国大皇帝”、“大清国皇上”等字样，统统删去，一律改为“咈哂国”和“中国”，[126]以免引起道光帝审阅时的不快和京官复审中的麻烦。
从现存资料来看，耆英从未就条约的内容请过旨，仅在一份夹片中顺便提到一句：
至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127]
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可见这份条约在其心中的地位。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关涉有着1600余字的记录，却对条约内容及谈判过程未置一词，仅在最后附带说了一句：
佛国亦有贸易条约三十五款，与英、米两国无异，其所重不在贸易也。[128]
大约他觉得中法条约平淡无奇，根本勾不起他的回忆。
因此，尽管中法条约谈判持续了十多天，但双方的心思都没有放在条约本身上，而是注目于基督教弛禁问题上（后将详述）。由于法方已将中英、中美条约的“优点”全部融于新约，又由于清方仍不知自身利益而慷慨应允，至10月20日，双方已确定了条约的全部条款，只差签字了。
此时，反是法方不愿立即签字，而要求在广州黄埔江面的法舰上另行仪式，摆摆威风。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一行登上法国最新式的蒸汽动力战舰阿吉默特号（Archiméde），与拉萼尼签署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法黄埔条约。在这一炫耀铺张的仪式结束后，双方都在为“友谊”而举杯痛饮香槟酒。
拉萼尼由此领略了两年前南京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的全部风光，他为他的国家赢得了一项全无缺点的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虎门、望厦条约中的一切权益，包括片面最惠国的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军舰出入口岸等等。[129]而耆英呢？他迟至一周后方上奏汇报签约情况，附呈条约送审。而随折的一片中，他又保举了此次交涉“出力”官员9人补官、加衔、撤销处分！[130]
中法黄埔条约是“天朝”的奉献，而“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当耆英将中法黄埔条约抄本封交驿递时，心中充满自信，认定道光帝及军机、部堂们会顺利批准条约。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时，让他忐忑不安的是，不久前奏请基督教弛禁一事，道光帝又会如何批复？[131]他已经下了保证。
这就涉及到耆英、黄恩彤对法交涉的策略。
耆英等人认为，法国对华贸易数额较小，以8艘军舰来华，目的绝非一项通商条约，“而必有意所专注之处”。[132]10月5日和6日两轮政治性会谈，耆英等人拒绝了法方的全部提议，唯恐“夷”人另有动作，便在10月7日晨，即条约谈判的第一天，派人给拉萼尼送去一份私信，好言安抚。该信最后一段话值得玩味：
本大臣不会让阁下为缔约这件小事徒劳往返。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除了通商条约外，他还将另有酬值。[133]
拉萼尼一下子便领悟出话外之音，但吃不准耆英打算在哪些方面让步，时任使团翻译的加略利，以其传教士的职业本能，立即向拉萼尼提议，要求清朝对传教士弛禁。
尽管法国政府训令中并无宗教方面的指示，拉萼尼未奉到这一任务，但在此大好时机面前，不愿坐失，同意加略利就此进行交涉。
10月8日，在法方的多次诱导下，黄恩彤提出，在通商条约之外，另缔约一项军事互助条约。加略利立即表示原则上接受，并乘机提出反条件：既然清朝欲在战时获得法王的帮助，就得对法王信奉的宗教表示亲善。
加略利的这一举动，反过来将了拉萼尼一军，他没有缔结军事条约的授权，便否决了加略利的承诺。而加略利并不罢休，仍不停地要求弛禁。10月12日的会谈中，他还提出割让琉球，而其日记又透露出其真实的目的：“是想以割让琉球，胁迫中国人在解决传教问题上改变以往的态度。”[134]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西交往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当时中国懂外语的，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买办，粗俚贪婪，难充政府的正式帮手。西方各国的翻译，主要是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内情有着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交涉中的主力。清朝官员因无外部知识，常常将他们误视为“谋主”，如郭士立、马儒翰等人。此次也不例外。耆英、黄恩彤特别看重加略利，曾专门派人去做工作。加略利在弛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执着，又使他们误以为是法国政府一项重要条件。既然“天朝”不能在其他方面（譬如进京）通融半步，那么也不妨在此“曲示羁縻”。[135]
可是，禁教政策已实施120年，且有大清律等诸多限定，如何说服道光帝同意基督教弛禁，又是一件棘手难办之事。10月15日，加略利来访，耆英想出一个办法：让拉萼尼将康熙帝1692年准许基督教传教的敕令照抄一遍，连同要求弛禁的照会一并交来，再由他上奏请旨。耆英打算与拉萼尼联手，逼道光帝让步。
10月16日，在加略利的操纵下，拉萼尼照会耆英，要求基督教弛禁。加略利的口头声明无异于最后通牒。
如果耆英顺利地接受这个要求，并不做任何改动，他今天可以给拉萼尼先生发照会，从此，一切麻烦事就都结束了……假如在传教问题上支吾搪塞，这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不熟悉去北京的路，并且我们知道你们有不少多余的领土，我们也知道你们同意俄国人待在你们的国土上。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比今天更严肃的口气，同你们交涉。
在此威胁下，耆英为尽早结束中法交涉，便表示同意，当晚按加略利口授的意思照会拉萼尼：
……我当然有责任尽快奏明皇上，使中国人以后可以公开地在内地信奉此教，使教徒不致因信教获罪……[136]
按照加略利与黄恩彤的约定，拉萼尼收到照会后应予“回执”。10月17日，拉萼尼应邀至耆英寓所，并无答复。10月18日，清方致函加略利，附上由黄恩彤起草的复照提纲，让拉萼尼照办。在加略利等人的劝说下，拉萼尼终于签了字。而在这份复照中，有两样耆英急需的东西：
本大臣即敬录康熙三十一年的奏礼部议准弛禁原案送上查照……
谅此事（指弛禁）本大臣于所议事宜（指条约）经圣恩准定交互执照（指批准互换）之日，亦必邀圣恩准予矣。此时本大臣所有诸事毕完，庶可以回国矣。此后两国再无衅隙，不挠万年之好……[137]
前者是用来对付道光帝的祖训；后者是让拉萼尼作出保证，清朝一旦同意基督教弛禁并批准条约，便赶紧回国，不再生事。
10月18日，耆英一收到拉萼尼的复照，便立即上奏，作为铺垫。10月22日，耆英在离开澳门准备赴黄埔参加中法条约签字仪式前，上了一道长篇奏折，并附有一片，要求批准基督教弛禁，编造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窃照佛兰西夷使拉萼尼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弛禁一节，请求甚坚，并呈出碑模，刊载康熙三十一年礼部议准成案，援为口实，以致相持不决。当经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指18日奏折），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当诘以碑模传自何人，得自何处，既不能指证确凿，何足为凭。据称伊呈出碑模乃系先年从中国流传，伊国故老素所宝藏，由来已久，其纸色字画均可查照，非为伪造。至伊国昔年并无能书汉字之人，亦不解刊石立碑之事，何能凭空撰出？复诘以碑文所载成案，即使属实，惟事隔多年，应以现行定例为准，未便执古例今。据称以碑文而论，中国康熙年间亦曾禁止天主教，因西洋人徐日升等恳请，始行弛禁。佛兰西与西洋同为一教，何以于伊国现求弛禁之处不为奏请？哓哓辩诉，莫可究诘……（重点为引者所标）
耆英于此给道光帝上演了一出自编自导的戏，其有声有色，丝毫不逊于三年前的杨芳、奕山。他说明了法方保证除此之外不再妄求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恩，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
在附片上，他又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若过为峻拒，难免不稍滋事端。[138]
这或许是他内心中对形势发展的一种判断，但说给道光帝听，又明显是一种威胁。
道光帝收到此折片后，当日对此发下两道谕旨。一是由“军机大臣字寄”，宣布清朝并未指基督教为“邪教”，亦未“严申禁令”；二是由“军机大臣密寄”，称法方若有“不肯转移之势”，由耆英“相机办理”。[139]
坚冰开始松动，缺口随即打开。此后，法方又有多次交涉，耆英又有多道奏折，道光帝终于在1846年2月20日明令宣布，基督教弛禁。[140]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宗教自由当属基本国策；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一国也不得干涉他国的宗教政策。但是，当时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不相同。
当时的中国是儒教至尊的国家，而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除了唯一的上帝外，激烈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这在文化观念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当时的中国是由官、士、绅结成一体的控制网络，民间又有地下的会党组织；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不仅仅是宗教势力，而且同为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当西方的传教士以母国的方式行事时，势必损害其他社会、政治集团的利益。这又在社会组织上造成水火不容的局势。当时的西方列强经常以“保教者”自居，用战舰去拯救受难的教徒，几乎是信奉上帝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在中华大地上，酿成了数以百计的教案，最后汇成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狂飙；而西方列强（主要是法国）不停地以军舰干涉，八国联军的铁蹄致使中国陷于上世纪末最大的灾难。
毫无疑问，耆英、黄恩彤并不喜欢基督教，他们只是从法方各项要求中选择对“天朝”损害最小的一项。可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事实恰与他们的判断完全相反。他们认定允法使进入北京城觐见道光帝是最危险的；而他们认定最安全的弛禁，却在半个世纪后使道光帝的儿媳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在日暮的昏暗中，坐着马车，仓惶逃出了北京城。
尽管我们可以认定，主持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以及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但是，若不是英国挟战后之威武，清朝自忖难以应付，若不是美国、法国开来了战舰，并表露出不惜动武的种种威吓，清朝是不会签订这些条约的。因此，今天的人们，称这些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这一结论并不为错。
但是，这一结论又实在不能成为替“天朝”辩护的理由，我们可以看三个例子：
一、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耆英不仅向美、法两大强国宣布“皇恩”，而且同时让啿啵国（很可能是汉堡）、荷兰商人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并准备让即将来华的吕宋（西班牙）等国商人享有此种权利。[141]在实际操作中，英、法、美三大国在条约中获取的权利，一切西方国家来华商人，后来都可“一体均沾”。
二、1844年底，比利时驻马尼拉总领事兰瓦（J. Lannoy）听从拉萼尼的建议，未得国内授权，来华谋取最惠国待遇，拉萼尼为此还给耆英写了一封“介绍信”。耆英由此请旨获准，于1845年7月25日，致送一道正式公文给兰瓦，传达上谕，“将五口通商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我们虽不知道兰瓦获得的是哪国“五口通商章程”，但准许照现行各条约办理是确定无疑的。[142]不久后，丹麦派领事来华，为“安分贸易”，耆英又请旨颁给“五口通商章程”，道光帝仍予以批准。[143]
三、1847年，瑞典和挪威（是时两国结成联盟）派公使李利华（Carl Fredrik Liljevalch）来华，要求按英、美、法三国条约“议定通商条约”，耆英见其送来的条约草案，完全抄袭中美望厦条约（仅将国名变更），便“允其照缮约册，盖用钦差大臣关防”。由此，这两个北欧小国也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的条约权利。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144]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众多中小国家又如何不动枪炮轻易攫取不平等权益，“天朝”中的人们又如何看待和对待令我们今天痛心疾首的不平等权益！
时光过去了许多年。
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