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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仅仅在刑部没有任职的经历。
1838年，耆英由热河都统调盛京将军。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也颇卖力气，没有丝毫主和的气味。1842年2月24日，道光帝调其为广州将军。当他交代一切，依例于3月28日进京请训时，正恰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十可虑”奏折。我们不知道道光帝派他去广州的真实用意，但可以看出，他的到京日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作为满人，作为皇亲，耆英比起那些中过进士，入过翰林的正途官员，少一些儒教的气味。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无可争辩地是一大缺陷。或许也就是这种缺陷，使之在思考问题时也少一些性理名教的色彩，更具直接性和功利性。至浙江几天后，他便看穿战败的必然，不计“夷夏”之大义，一心欲与“逆夷”讲和。这与同为皇亲贵族的伊里布、琦善相一致。
在前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耆英对道光帝主“剿”的一系列谕旨不太放在心上，暗中保持与英方的联络，举止一如广东谈判期间的琦善。但他不像琦善那样直接，那么直率。大约他身边精明的伊里布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而到了最后，与琦、伊不同，他的一切行动都得到批准，这主要是形势使然，同时也让人领略到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巧。
就南京条约内容而言，耆英是违旨的。这从前引道光帝对条约的一系列谕旨中可以认定。1842年8月29日当耆英签约时，收到的仅是8月22日的谕旨。尽管他也派黄恩彤等人对英方交涉，要求不开放福州，但遭拒绝后便不再动作。至于谕旨中规定的各通商口岸不准“久住”、行商制度“毋庸更改”等项，他干脆就没有向英方提出。然而，若作为享有“便宜行事”权限的钦差大臣，耆英签约的行为似又并不违旨，因为从经典、律条、祖制中，都找不到对“便宜行事”四字的界定。
就历史的现实而言，南京条约虽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件，但作为签订人的耆英并无罪责可言。城下之盟，别无选择。作为战败国，再苛刻的条件也不能不接受。
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
但是，条约签订之后，两江总督衙署内的气氛并没有因此而缓和。耆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他还没有收到道光帝批准签约的谕旨），二是条约签订后的中外格局当如何办理。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条约内容是满意的，他也像刘韵珂、道光帝一样，正在思索下一步的种种问题。道光帝的谕旨中还有一段劝激的话：
是耆英、伊里布自诒伊戚，不惟无以对朕，更何颜以对天下。[13]
其实，即便道光帝不说，他也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份，其荣辱福祸系于“天朝”。很可能经历了再三的思量，他决计继续与英方交涉，对条约已经规定的内容和尚未明确的事项进行补救。
1842年9月1日，即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当耆英焚香拜折向道光帝奏明签约情况的同时，另一道致璞鼎查的照会也送出了两江总督衙署的大门。也就是，在他未收到道光帝命其继续交涉的谕令、未收到刘韵珂对条约内容充分忧虑的信函之时，便主动行动了。
杭州、北京和南京完全想到一起去了。
我在前面详细摘录了刘韵珂的信函，具体排列了道光帝的谕旨，在此还将更加详细具体地引用耆英给璞鼎查的照会。因为，在这些文件中，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耆英的照会尤为严重。它是我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
耆英的照会分正文和附单。正文提出了交涉的理言：
兹蒙大皇帝解嫌释惑，恩准照旧通商，于广州一处之外，又给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俾得广为贸易，实属体恤有加。贵公使所议和约各条，又经本大臣等再三奏恳，仰荷允行……惟贵国所定条款，期于永久遵行；而中国亦有盟言，必须预为要约。盖事定其初，后来可免反复。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
这段话的意思是，英方提出的条件，清方已答应了，为使条约能“永久遵行”，清方也有“盟言”，须与英方预先约定。言词中不无希望英方“知恩图报”的意味。看来，耆英对国际条约的意义似乎不太清楚，刚刚签字又提交涉。而“盟言”一语，又让人回想到古代“戢兵会盟”之形式。
照会所附清单中，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
一、通商五口中，除广州已给英人香港居住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应在港口建“会馆”，英船来港贸易时供英人居住，贸易结束后，英人应“回船归国”，“不必常年在会馆居住”。
［释评］ 此项交涉可见于道光帝8月18日和22日的谕旨。耆英想按照先前的广州模式来处理其他口岸英人居住权问题。文中的“会馆”即为商馆。按广州以往的做法，来华外国人只能在商馆区活动，贸易结束或冬季停止贸易时应回船归国或前往澳门居住。但是，耆英提出的方法，直接违反了南京条约第二款：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
我不知道耆英是没有弄清楚英方拟定的这一条款的含义，还是据道光帝谕旨要求修改了条约的内容。
二、今后如有中国商人欠英商款项情事，“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
［释评］ 此项交涉肇因于南京条约规定赔偿“商欠”300万元。道光帝8月22日和9月6日的谕旨皆要求下不为例。据耆英奏折，条约签订前，他曾派咸龄等人向英方交涉，获口头允诺。耆英怕不保险，此次想用文字的形式予以确认。
三、通商五口只准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奕”，五口以外地区，英方货船、军舰皆不得驶入。
四、清朝战后在沿海驻军及修复海防工事，“实为防缉洋盗起见，英国既相和好，不应有所疑虑，或行拦阻”。
五、广东、福建等地因不知已订和约而攻击英舰，不应成为“口实”，“以乖和好”。
［释评］ 此三项交涉依据道光帝8月22日的谕旨，而第三、四项又见于刘韵珂信函第八问和第六问。但是，按照国际惯例，第三、四项属国家主权，既然南京条约没有给英方这些权利，那么清方根本不必与英方商量。
六、和约订立并付清本年度赔款，英国应从南京、镇江撤军，退还闽、粤、浙等地。英方暂据的舟山、鼓浪屿亦“不便多泊兵船”，英军“仍宜在船驻扎，不必上岸别居”。
［释评］ 英方的撤军问题，南京条约第十二款已有明细的规定。耆英就此再度交涉，反映出他对英方能否履行条约的担心，这与刘韵珂的心情是一样的（见其信第二、九问）。南京江面的英舰，是耆英头上的悬剑，因而在条约已作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英方再次保证。或许，这都不对，他根本没有仔细研究墨迹未干的条约？
七、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侵夺于民”，也不得对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
［释评］ 此项交涉的前半部分，即丧失治权的清政府要求英方不扰害舟山、鼓浪屿的民众，当属正当要求；而后半部分已在南京条约第十二款作了规定，“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贸易”。大约耆英认为这些嗜利的“逆夷”不会见利不取，而刘韵珂对此更是大发议论（见其信第四问）。
八、“英国商民既在各处通商，难保无与内地民人交涉狱讼之事。从前英国货船在粤，每以远人为词，不能照中国律例科断，并闻欲设立审判衙门，如英国之呵压打米挐一样。但查乾隆十九年仏（佛）兰西人一犯，钦奉谕旨，令其带回本国，自行处置。即道光元年英吉利兵船水手打死黄埔民人黄姓之案，亦经阮督部堂奏请，令英国自行惩办各在案。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重点为引者所标）
［释评］ 此项交涉的利害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我不得不照引全文。耆英和刘韵珂一样，如何处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纠纷而不引发衅端，成为其心头大患。为了简单明了且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他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在他看来，如此中英各司其民，就不会再出现诸如林维喜案那样令人头痛的麻烦了。耆英由此铸成大错！
九、中国“奸民犯法”而“投入英国货船、兵船”，英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
［释评］ 此项交涉的触发点是南京条约赦免“汉奸”的规定。道光帝9月6日的谕旨对此有明确指示，刘韵珂信函第七问题对此亦极为忧虑。耆英虽未收到谕旨和信函，但心灵脉通，明确要求将投入英船的“奸民”交与清朝处置。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来，实际上也放弃了清朝到英船上搜查、逮捕中国罪犯之权力。船桅上的英国国旗成为不法之徒的保护伞。14年后的“亚罗号事件”即为一例。
十、英国除广州外，“多得福州、澳（厦）门、宁波、上海四处，系大皇帝逾格天恩”，今后若他国要求去福州等4处口岸通商，“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致生事”。
［释评］ 就当时形势而言，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与法国的军舰均在中国海岸活动，法国尤甚（后将详述）。刘韵珂信函的第一问就是他国“效尤”，道光帝9月6日谕旨亦称“他国之不免生心”，可知此事已引起普遍的警惕。而耆英的对策确实别出心裁，由英国出面“讲解”。也就是说，以后他国若向清朝要求往福州等4处口岸通商，让他们找英国去！
十一、福州等口岸关税税率不一，“自应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
［释评］ 此项交涉违反了南京条约第十款的规定，反映出耆英仍想沿用广州模式处理其他口岸的事务。由于关税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巨案，我拟放在下一节一并分析。
十二、清朝皇帝已同意在南京条约上加盖国玺，英方应同样办理。
［释评］ 南京条约第十三款仅称条约由双方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并未提国玺一事。但在先前的谈判中，英方提出加盖国玺，耆英奏准，为对等起见，故有此项交涉。[14]
由上可见，尽管耆英对南京条约的内容并不满意，尽管他也主动找英方交涉以作补救，但从十二项交涉中，我们找不到能挽回中国利益之处，即使是违反南京条约的第一、第十一项，若以今日标准度之，也毫无益处，而整份照会反潜藏着对中国利益的极大损害，其中第八项又是近代中国治外法权之滥觞。
一个半世纪后的今人，完全有理由指责耆英，埋怨他不应有如此拙劣的外交，但问题仅仅出在耆英一人身上？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不是正式谕令、杭州的刘韵珂又在暗谕他去交涉？耆英的十二项交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将之与刘韵珂信函中十个问题、道光帝前后谕旨中九项指令比较，能分出高下吗？
因此，我在前面不厌详细地摘录刘韵珂的信函和道光帝的谕令，不是想减轻耆英的罪责，而是为了指出，整个统治集团同病。
如果我们离开耆英的十二项交涉、刘韵珂的十个问题、道光帝的九项指令之具象，抽象地思考问题，就会发现：真正使耆英、刘韵珂、道光帝陷入困境的是南京条约有关通商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我在前面说明难以用平等或不平等界定的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等内容。
联系后来的历史，自然会很清楚，南京条约是一座界标，使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了条约时代。按照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由清初建立起来的（有些做法可追溯至更远）至道光初年已密织如网的“天朝”对外贸易的种种规定，全然被废除，具体详尽严格的“防夷章程”也不再有效。各通商口岸需要实行一种新制度。尽管南京条约在文字上，对这种制度未作详密过多的具体规定，但从精神上理解，应是当时西方社会愿接受的那种商业制度。
因此，若从当时西方人的眼光观之，南京条约已是相当具体的，若在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都不会有执行中的困难。
然而，鸦片战争虽然击碎了“天朝”的威严，但“天朝”的观念却不能随之更换。即便是对战败体会最深，已从“天朝”梦幻中探出头来的耆英者流，手捧南京条约，迷迷然，感到面对着一大堆全新的难题。原先“夷人”的去处仅为一地——广州；其居住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商馆；交易的商人是指定的——行商；接触的民众是少量的——仆役（包括买办）；管理的手段是间接的——经过行商……现在，这些限制统统没有了，那又怎么管理这些桀骜不驯嗜利如命的“夷人”呢？
我们若从这种思路一直追到最深处，就遇到了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差别。在西方，商业活动已不再受官方的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从法律即可；而从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大皇帝的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很难想象脱离这种治理之民。国家设官治民。既然中国官府无法治理这些英人，把他们交由英国官府来治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耆英放弃对英人的审判权，在这种思路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种思路本身应别作评价。
因此，由英方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