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征调的援军，后来也没有赶上浙江的战斗，被奕经派往江苏战场。
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关于这一点，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说明。我只想补充一点，由于战争是由南向北逐次展开的，而各省统兵大员缺乏英军装备的知识（稍具认识者，如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又先后被革职），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设施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没有英军火炮知识且初历如此迅猛炮火的清军官兵，缺乏心理准备而在战场上陷于恐惧，大量逃亡。恐惧心理是近代战争中常见的问题，对士气的影响不能低估。在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真正被英军火炮毙伤的清军官兵数量并不多，大多在敌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主“剿”官员的最根本的立论根据为英军不善陆战。当这一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时，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础，主“剿”官员亦随之动摇。
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此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转“抚”的主要依据之一（详见第三章 第二节）。刘韵珂此时此地提出此一话题，自然会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忆，因为他才是此论的真正倡导者。
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刘韵珂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说法截然相反。1840年底至1841年中，刘韵珂在安置定海难民和组织定海防御工程建设时，看到了“民心固结，响义可嘉”，并在奏折中称赞“各岙乡民，共募敌忾同仇之义，极形踊跃”。[19]可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又会有如此之变化？
在鸦片战争中，官、民皆与“夷”敌对，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官出于利害关系。民则出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对英国的侵略要求会给他们的利益产生何种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详见第四章 第三节）。在此种情势下，民众的情绪有如弹簧，英军的压迫重一些，反弹力就会大一些，反之亦然。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20]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毁。英军的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民众和清军暗下捉拿单个英兵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大体上出现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21]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更有甚者，清军此期的军纪败坏，致使他们原本为解救民众的“救星”身份坠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各省援军到处勒索，敲诈地方。在绍兴，清军的“抢食”，使当地“罢市绝粮”；在上虞，兵勇竟公然抢劫自己的粮台。[22]林则徐称：清军“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23]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得知奕经在浙东兵败后再请各省援军，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征调纷纭，彼糜饷糈，沿途扰累不可胜言，庸臣误国乃至此耶！”[24]江苏是过兵省份，具有良知怜悯百姓的官员作如是说，而真正的受害者，战区的老百姓又该作何感受？
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25]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因此，刘韵珂此论在立论基础上虽有谬误，却也道出了当时的真情。
其七曰：“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
这里说的“攻剿”，是指收复宁、镇、定三城；这里说的“防守”，是指从乍浦、海宁至杭州的钱塘江防卫。前者已被浙东反攻失败所证明；后者将会被下一节将要提到的乍浦等战役所证明。刘韵珂此时向道光帝明白直陈：“倘有逆船数只，突然内窜，必致（杭州）全城鼎沸，不战自溃。”
其八曰：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
漕粮时为大政。清朝北方缺粮，京师每年需漕米400万石。就某种意义上说来，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浙江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三分之一，关系不为不大。可刘韵珂的焦虑并不以此为止，他还奏称：“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江苏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一半。若漕运一断，京城必然动摇。后英军占领漕运咽喉镇江，朝廷即刻屈服。
不能说漕运中断清朝即刻就会崩溃，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清政府的河运亦中断，仅靠上海等处的海运，漕粮数量大为减少。太平天国之后的商业性的南粮北运，使漕运名存实亡。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以守成为归的道光帝尽管平生不爱冒险，但此时敢不敢以漕粮不济、京城动荡为代价继续进行战争？因此，就漕粮影响面的结论而言，刘韵珂的言论有些夸张，尽管就漕粮将短缺的事实而言，刘氏是毫不夸张的。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这番话说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病处。官民对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内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自然灾害，物价上涨……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后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战，证明了这一点。而此时湖北钟人杰为首的民众造反，又提示了这一点。刘韵珂于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镇海、宁波失陷后，他一面请派援军，一面要求将裕谦生前在河南、安徽等处招募的乡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邻省乡勇，必须本省有精兵劲旅，控制铃束，庶可收该乡勇协助之力，而不致为非现在本省已有土匪抢掠滋事，民心摇动，弹压颇为不易，倘再招集邻省凶徒，则引盗入室，必将勾结贻患，为益甚微，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赞赏他的敏锐性，朱批曰：“所见大有深意，朕未见到。”[26]浙东反攻失败后，刘韵珂又饬令地方官将溃散雇勇的兵器收缴，以防持械滋事。[27]又恐浙江未能收齐，移咨苏、皖、豫、鲁等省巡抚“一体巡查”，“以免事端”。[28]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一语，是对道光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施加的最有效的压力。
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刘韵珂此论完全错误；但若从王朝利益的角度来判别，又当别作他论。
其十曰：七省防费甚钜，“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战争须以金钱为其后盾。再锋利的刺刀，若抽去作为中坚的军费，即刻软如灯芯草。战争期间，最使道光帝心烦意乱的，恐怕还是军费问题。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29]就我所见的档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报销数字：
浙江 7480521 两[30] 江西 224016 两[31]
广东 6244760 两[32] 四川 167370 两[33]
江苏 1302400 两[34] 陕西 115851 两[35]
湖北 333567 两[36] 广西 90720 两[37]
以上八省，共计1637万两。当然，实际开支要比报销数字更大，因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报销数字中并未包括该省捐输银钱（可不列入报销），而据我见到的远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苏两省捐输银达476万两，钱达85万串。[38]
上述八省中，缺少了花费大量银子防堵英军的福建、山东、直隶、盛京四省区的数字。这里提供并不完备的拨款数字，以资参考：
福建 450万 两[39] 直隶 约230万 两[40]
山东 约48万 两[41] 盛京 约10万 两[42]
毫无疑问，除了拨款外，这些省区亦有数量可观的捐输银两。[43]
河南、山西、安徽、甘肃、湖南、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察哈尔等省区也有出征兵丁，其中一些省份亦有过境兵丁，而这些省份既无报销数字亦无拨款数字，我们似可从前引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广西的报销数字中，推测其用度。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的军费约2500万两，若包括来自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远远超过英国远征军的侵华费用！[44]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战后赔款上狮子开大口，索要赔款2100万元，其中战费1200万元，仅合银900万两。
本土作战的清军，为何支出如此之巨？我们不妨做一番细究。
一、我在第一章 中已经说明，清军平时的粮饷不敷用度，战时征调作战需支付三笔钱：甲、俸赏银，军官为俸银两年，士兵为6至10两。[45]乙、行装银，此为借支，战争结束后分年扣还，其数额从6两至500两不等。[46]丙、盐菜口粮银，此系出征兵弁的伙食费，官兵每日给米8合3勺或麦1斤，盐菜按品秩每月从0.9两至12两不等。[47]也就是说，清朝每年以银上千万两养兵80万，仅仅是平时的费用，一至战时，又得支出不亚于平时费用的另一笔战时费用。
单位：镑
二、由于承平日久，清军的兵器及防御工事至战时需要大规模的改造。如浙江镇海铸炮117位，共用银10.8万两。[48]各地的数字集合一起就相当可观。
三、清军长途调动增援，又有人夫车马行船路粮等开支。《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对此有着十分繁细的规定，而从这些规定中很难得出具体印象，让我们看看广西省的实例：
云南兵500名赴广东 3735两
贵州兵2500名赴广东 18271两
云贵兵由广东撤回 6801两[49]
鸦片战争中，共计5万余名官兵跨越全国的大调动，其费用之巨不难想见。
四、雇勇。由于清军兵力不敷，须大量雇勇。仅浙江省就有“随征水陆壮勇”2万余名，“沿海各厅州县巡防壮勇”3.7万余名，[50]开支就相当惊人。
此外，还有大量的浪费和贪污，[51]无疑是在伤口上抹盐，使清王朝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不堪承受。
鸦片战争初期，道光帝还颇为大度，向各省拨放军费。1841年秋厦门失守后，福建请款300万两，户部已经是东拼西凑。[52]是年11月，为寻找军费来源，户部和吏部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下发“海疆捐例”，将清朝平日卖官售爵的捐例，“酌减十分之五”，以示鼓励。[53]是年底，户部又向道光帝亮出红灯，警告存银不多，无法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54]就在刘韵珂的“十可虑”上奏不久，1842年4月20日，道光帝据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提议，下令各将军督抚熟筹军费良法，“条议具奏”。[55]但是，在中古式的财政体系网络中，财源枯干，各将军督抚不可能有新的思路，也无有见地的对策，其具体作法不过是勒捐而已。可以说，在战争后期，清朝的军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捐输维持的。[56]
由此可见，且不论别项，仅军费一项已将清王朝逼入死胡同。我们虽不能说清王朝已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清廷财政更加困难，但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民众生活的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