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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任，一位坐镇厦门，一位长驻镇海，皆为军事要地。他们的抗战言论最坚决，在一班力主“剿夷”的官吏士子中，深孚清望。他们的筹防措施最彻底，分别在其防区，建起了坚固无比的壁垒。他们是道光帝以及朝野官绅心目中的长城。
但是，当英国的军舰鼓浪而来时，东南的壁垒倾塌了。
一 璞鼎查的东来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1841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若非伦敦比北京更远，杨芳和奕山面前的对手，就不再是这位义律，而是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璞鼎查，爱尔兰人，生于1789年。14岁去国，赴印度。15岁参加东印度公司的陆军，两年后获少尉军衔。他一生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是，1810年，他志愿调查印度与波斯的边境地区（即今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的交界地区），乔装为当地土著的马贩子，行程2500余公里。此后，他名声大振，升迁机会频频招手。1840年，他结束长达37年的海外生涯，回到童年时所生活的英国，受封爵士、位居东印度公司的陆军少将。[1]
至迟在1841年4月初，巴麦尊就决计换马了。复活节的到来给义律多留了几天的机会。4月30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而从印度回国不久的璞鼎查，再次被派往远东，接替全权代表一职。巴麦尊显然颇看重璞鼎查在东方的经验、手腕和勇气，相信为英国权益找到了一位“能手”。[2]
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收到巴麦尊的最后一份训令。6月5日，他离开伦敦，搭船入地中海，由陆路过苏伊士（当时运河尚未开凿），于7月7日到达孟买。他在孟买待了10天，与印度当局协调侵华事宜，再于7月17日出发，8月10日到达澳门。[3]与他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巴加（William Parker）。
从伦敦到澳门，璞鼎查在途中仅用了67天。这一破纪录的速度，使当时在华的商船主们大为吃惊。很可能义律也在吃惊的人群之中，因为，5月3日发出的召其回国的指令，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而两天后继任者便站在他的面前了。
璞鼎查的快速到达，表明了英国此时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这比起林则徐由北京到广州花费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几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买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
然而，璞鼎查此后展开的军事行动，速度更快，显示出与义律迥然不同的风格。
义律的罢斥，是英国政府认为他没有照章办事，璞鼎查接任此职，亦接手了英国政府先前的各项训令。除此之外，巴麦尊还特别指示：
一、英军重新占领舟山。
二、不在广东进行交涉，谈判地点应在舟山或天津。
三、交涉对象应是中国皇帝畀以全权的代表。
四、赔款总额（鸦片、商欠、军费）不低于300万英镑（约合银元1200万）。
五、劝说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4]
根据上述训令的原则，璞鼎查不应在广州多作停留，而应迅速移师北上，将战火燃及北方。
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两天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北上的军事行动计划。8月21日，英军除留一部占领香港外，主力向北开进。8月22日，璞鼎查本人亦搭上了北攻的战舰。[5]
英军此番的第一个目标，仍是义律策划已久，终未如愿的厦门。
英军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清廷仍是蒙在鼓里。因为，奕山再次行骗。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当天，向两广总督祁发出了两道照会。[6]8月13日，璞鼎查的秘书麻恭少校（G. A. Malcolm）将之送往广州。8月14日，麻恭与余保纯会谈。[7]
尽管当时英人在照会中的汉语水平仍未有很大的提高，由此而可推论双方在会谈中亦有词不达意之处，但是，所有的史料都证明，奕山等人至少在下列五点上是明白无误的：
一、璞鼎查是奉有英国君主“敕书”的新任“全权”“公使大臣”，并兼任驻中国“领事”，义律即将回国。
二、璞鼎查只与清方的“全权”“大宪”谈判，并以“结约”来结束中英战争。
三、双方谈判的基础仍是《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各项要求。
四、谈判在未获英方满意的结果之前，英军将由粤“北上”，不停止其进攻。
五、要求广东官员将以上情况报告朝廷。
毫无疑问，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将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
我在第四章 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的照会前往澳门，[8]与璞鼎查交涉。
在“天朝”以往辉煌的对外交往史上，从来就是“天朝”官员不屑于接见“夷目”。义律谋求已久的两国官员直接面谈，终于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派出余保纯后而成为平常。从此之后，义律从未拒绝过“天朝”官员的求见，不管局势如何有利于英方而不利于清方。此次，身为“夷目”的璞鼎查，却反过来摆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见任何清方没有“全权”头衔的“天朝”官员。8月18日，余保纯抵达澳门，没见到璞鼎查，接待他的还是秘书麻恭。
可是，这一切，到了奕山等人的奏折中，味道就全变了。
1841年8月23日，即璞鼎查北上的第二天，奕山、齐慎、祁、怡良[9]四人联衔上奏，施展了种种障目手法：
首先，他们隐匿了璞鼎查的主要职务——全权公使大臣，即全权代表，仅谓英国更换“领事”。按照当时的术语，“领事”是指管理来华商贾船梢事宜的“对华商务总监督”，又据邓廷桢先前的解释，它与“大班”名异实同。全权代表一职的隐匿，实为要害，因为可隐匿璞鼎查来华的真正使命。
其次，他们隐匿了璞鼎查拒见余保纯的事实，谎称新领事于8月15日便乘船出洋（整整提前了7天），由此不仅瞒住了受辱的真相，而且从时间顺序上来看，8月14日麻恭至广州，8月15日璞鼎查放洋，奕山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机会见到这位新领事，弹指间便推卸了未能及时劝阻“夷目”北行猖獗的责任。
再次，按照他们的分析，义律的撤职是因其“连年构兵”而获罪（天晓得这一罪名是怎么想出来的），他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不告诉璞鼎查已获准通商的恩旨。璞鼎查不明实情，也不等待祁的复照，“出洋北驶”是上了义律的当。璞鼎查若北上“恳求马头”，极可能开炮启衅，而一旦如此，通商再断，兵衅不息，他就犯了与义律同样的错误，义律正好“为己卸职”（这真是一个让今人叹服的想象力极丰富的大胆“分析”）。
至于此事的处理，奕山等人奏称，余保纯向“副领事”麻恭（莫名其妙由秘书升职）传谕，大皇帝已恩准照旧通商，“何能别有干求，再行北往”，而麻恭听到这番劝谕，频频“点头称善”，但又称璞鼎查出洋之后恰遇连日南风，恐已行远，如能“中途赶上，定当遵谕传知”。接着，余保纯又传谕前领事义律，义律亦称将“遵谕寄信劝阻”。[10]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11]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谎的胆量和才华。
就在奕山等人在广州苦心构思奏折的当日，北京的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谓：听闻英军有北上浙江报复之讯（仍是先前义律的计划，与璞鼎查无涉），要求浙江不遵7月28日的撤兵谕旨，不撤退防兵。完全为奕山摆布的道光帝，对此说法根本不信，谕旨中严词驳诘：“试思该夷果欲报，岂肯透漏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12]在这段圣旨中，我们不仅可看到专制君主的强词夺理，而且可测出道光帝对奕山谎言的中毒程度。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收到前叙奕山等人的奏折，自然无法看清局势之严峻，谕旨“加意防卫”，[13]但仅仅局限于广东，同日并无给闽、浙、苏、鲁、直、盛京各沿海将军督抚同样的指示。大概道光帝仍认为，璞鼎查的“北驶”，仍不会出广东沿海的范围吧。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下发之日，正是英军攻陷厦门后主力再次北进之时。8天后，飞奔的驿马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奕山的谎言，虽使他自己再一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于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二 厦门的石壁
尽管奕山的谎言骗住了道光帝，但却没有骗过他的邻居、督闽的颜伯焘。当英军的舰队乘风而至时，颜伯焘在厦门正严阵以待。
颜伯焘，广东连平人，世代官宦，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一二品大员。他181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1822年，放外任，授陕西延榆绥道，后历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曾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办理军需、报销等事务，获得道光帝的好评。[14]
1837年，颜伯焘迁云南巡抚，隶于云南总督伊里布。1839年伊里布改两江，他曾一度兼署云贵总督。1840年9月，道光帝罢免邓廷桢，手中已无大将，便调出颜伯焘来执掌闽浙。
颜伯焘奉旨后，立即进京请训，三日之内，五蒙召见，“荷诲之周详，实铭心刻骨”。道光帝对他也颇抱希望，在其谢恩折上朱批：“一切俱应认真整顿，勉力而行，以副委任。”[15]
从颜氏的一生来看，他似乎算不上什么杰出人物，为政不过平常。但在王朝政治中，圣上的隆恩，也确实会激起臣下报答的狂热。他尚未到任时，就做出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
1841年初，颜伯焘在赴任途中经过常州、杭州，分别会见了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英军久据定海，伊里布按兵不动，激起他的愤怒。于是，他与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16]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上司，颜氏这种翻脸不认老长官的做法，不太合乎当时官场的规矩，但表露出其心中的王朝利益与个人恩怨的轻重。
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稍作布置后，便根据道光帝的旨意，前往泉州，部署防务。[17]然而，他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厦门的特殊地位，竟将全省事务破例地交由已委新职的福建巡抚代拆代行，[18]他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中去了。
厦门位于福建的南部，是一个罕见的天然良港，北距历史上有名的国际大港泉州仅80公里。清取代明后，泉州衰败了，厦门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清朝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对外封闭厦门后，其航运业、造船业，因与台湾的商贸关系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至于民间航运业主和商人，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经贸往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商业勇气和航海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出类拔萃，使得这个几乎只出石头的地方，形成了繁华的市面。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方所谋求的通商口岸。
就军事而言，由于清朝对台湾郑氏、三藩耿氏的战争，以及连绵不断地平定海盗的战事，厦门的地位十分彰显。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部——福建水师提督衙署，便设在此地。厦门及其附近驻有水师提标共计五营4300人。[19]
正如长得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厦门虽只是一个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的岛屿，非府非州非县，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同安县（今天正好相反，同安正为厦门市的属县）；但清政府却派兴泉永道（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驻此，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