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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37]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38]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39]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40]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41]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42]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43]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就无祖制可守可循。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更兼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巴麦尊照会由琦善进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阅。[44]8月19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当日并未发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发下军机。期间他是否垂询过军机，今已无从查考，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并颁下不少于9道的谕旨（内容从旅顺设防到旌表民妇不一），又可见之于《实录》。可见道光帝职守所在，公务繁众，心不能一。尽管他自称对巴麦尊照会“详加披阅”，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必不能潜心研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倾心于主“抚”。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45]
尽管巴麦尊对其照会的汉译提出了详尽严格的要求，[46]但该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就有严重错误。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47]
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48]，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迷。[49]
前面已经提及，道光帝除此照会外，还收到琦善进呈的懿律“咨会”中有“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和琦善奏折中称英军军官的“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的言词。所有这些，使英方的表现显得“情词恭顺”。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从巴麦尊照会来看，前面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对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指被焚鸦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50]五、赔偿军费。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讨贼檄文”之类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巴麦尊照会显得不那么义正辞严。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由于道光帝没有（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来研究巴麦尊照会，更由于他头脑中的“天朝”观念使之不得要领，他对英方对林则徐的指控，[51]印象比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对英方的各项要求，觉得荒谬无理，自忖不难严词驳斥，更况大皇帝之于外藩，本有权力“施恩”或“不施恩”。
8月20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52]
第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访查，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告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已属“施恩”，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道光帝似乎没有能看明白或没有注意，[53]未给予指示。此外，他对巴麦尊照会中的一个细节，即要求“赐令特派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进行谈判，又格外注重，专门指示琦善：“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第二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谓：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这道堂堂俨俨的谕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风。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还表示将派琦善为南下查办的钦差大臣。
从这两道谕旨来看，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道光帝的后一道祸及林则徐的谕旨，很可能与林则徐的建策也有关系。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奏称：
若其（英军）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啊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藉口。[54]（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提出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转呈美国商人之禀帖，称英军可能往诉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内称“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指省城广州）英国领事、商人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55]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一、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求通贸易”；[56]二、北上的英军必定会全力攻讦自己。
于是，林则徐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动要求钦派大臣来广东查办。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英方公告中点明的“强逼”缴烟和“停止”贸易，都已请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据，绝对清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而此时“边衅”已开，圣怒随时可能发作的情势下，[57]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仅仅听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词，自己将百喙难辩。
林则徐的这份夹片于8月3日到达北京，[58]距道光帝8月20日发出谕旨，仅差17天。
从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优加怀柔”“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与道光帝的办法确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两人中的不同点：一、林要求将“递词人”由内河送往广东，道光帝命令英军“返棹南还”；二、林要求派大臣来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当”；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时尚不知定海已经失陷，“优以怀柔之礼”应当理解为不必立即开枪开炮，而道光帝此时已倾心于主“抚”，将会出台一些给予英人的“优惠”政策。林则徐与道光帝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59]
以上我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叙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献翻译错误显得“情词恭顺”而倾心于主“抚”，只是谈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据道光帝后来诸多谕旨和朱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似乎仍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这种心思的，要数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