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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册，第857、1064页；第4册，第1843、1920页）。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山东的青州和德州以及盛京的八旗驻防数据《皇朝文献通考》。
[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8页。
[53] 各行省额设兵丁数字只是绿营，不包括该省驻防。绿营兵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32页；吉林、黑龙江为八旗，兵数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各地抽调兵数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有关上谕，因页码太多，不列。
[54] 如果我们以交战地区浙江省的抽调比率24％和非交战地区的安徽省的抽调比率36%，作为清朝能达到的最高标准，那么，除已集结的10万人之外，还可以动员约10万人左右，但是下列事项值得注意：河南、四川、陕西等省距离战场太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驻兵较多，但要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回、蒙等少数民族；京畿八旗在鸦片战争中未动，是为了保卫在专制社会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首都；驻防八旗除吉林、黑龙江、江宁、青州等处有一些小调动外，其余在鸦片战争中未动，也是因为其担负的特殊使命。因此，以保持王朝的统治秩序的稳定为先决条件，浙江的24%和安徽的36％的抽调兵力的比例，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达到的。至于路途遥远而带来的问题，我在下面还会谈及。另外，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糜烂，无秩序可言，其抽调的兵力高于鸦片战争，其中反映出来的清王朝的态度，说明他们视“社稷”重于“国家”。
[55] 对此情况，我们可以举一例子来说明。1841年9月驻守浙江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称：“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之请给盐菜者一并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出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禀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彼然疲于奔命，适坠其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10页）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一、各处原设兵弁，参加防御者只能是一部分；二、本省和外省调防的万余援军，只能分散于定海、镇海、乍浦3处要点和10余处海口；三、每一设防地区的兵力仍有不足之虞。除浙江省外，沿海各省区情况无不如此。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259页。
[57] 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24页。
[58] 《署泉州府厦防同知蔡观龙、标下兼护中军陈胜元、闽海关委员兴贵、署泉州府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禀》，《军机处录副》。
[59]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0] 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地位研究》，1990年，油印本。该文在军人的经济生活方面的叙述，使我受益匪浅。
[6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
[6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51页。
[63]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64] 1765年，赵翼充顺天武乡试考官，看到考生的策论将“一旦”两字多写作“亘”，又将“丕”字写作“不一”。“国家”、“社稷”若指清王朝，应抬格，但许多考生将泛指的“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抬写。武生自称“生”，应于行内偏右，许多考生竟将“生人”、“生物”、“生机”的“生”字一概偏在侧边。赵翼还发现，尽管当时规定考试成绩有双好、单好，但实际上“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许多考生入内场后不能为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6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7，“兵部·武科·武会试”。
[66] 例如，冯玉祥的父亲在太平天国时期考取清朝的武生，入了武庠，却是一个不识字的泥瓦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第1—5、21页）
[67]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43—44页。
[68]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言论见于钦差大臣裕谦的奏折：“总之，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严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长，使之就我范围，即可收指臂之助。若稍事优容，必将志得意满，非纵兵生事，即自作聪明，冒销争功，事事与人为难。不独不能得力，转须防其债事、比比皆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3页）
[69]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 444.
[70] 据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42—343页。
[71] 这里指军官的实际地位与文官相比，如以营官比照县官、以协官比照府官、以镇官比照按察使或布政使，等等。若以品秩比较，那么文官的收入还是高于武官。
[72] 清军绿营的吃空额，在清初便存在着。1730年，雍正帝明文规定吃空额的份额（提督80份，总兵60份，副将30份，参将20份，游击15份，都司10份，守备8份，千总5份，把总4份），倘定额外再冒领予以重罚。1781年，乾隆帝革此弊端，另拨养廉银两，但吃空额的陋习实未清厘。
[73] 胡林翼：《与孔廉访论全匪启》、《致黎平府曹子祥函》，沈卓然、朱晋材编：《胡林翼全集》中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68、82—84页。
[74] 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
[75] 据兵科掌印给事中包炜奏称，京师巡捕五营，各官例有占用兵额，供其差使，如“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参、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近闻各官占用多至数倍，而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即出外为生），名为署差”。官弁对署差之兵，每月仅给粮饷的一半，另一半归己。如有不愿署差者，官弁“多方勒抑，以之求生不得，求退不能，势必令其自告署差而启己”。所包揽署差之人，副、参、游系其辕门官经手，都、守系其衙门头目经手，千、把、外委所得，由都、守官分给，名“找儿钱”。包炜称：“即一守备微官，每月可得署差钱八百千，则其他可知。”至于署差的人数，包炜估计，京师巡捕五营万人，“实在随营当差者不过三四千人”。至于署差之兵，因可在外自谋生理，另有一半粮饷，大多乐意。（包炜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除在京城外，各地也有此类情事。张集馨称：福建“衙门官身名下所派差使，皆雇人顶充，缺出银米，两人朋分，此为伙粮”（《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6] 关于此类记载颇多，这里举两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一是前引吏部右侍郎爱仁的奏折，称“若遇该管上司巡查，将各堆拨兵丁名下捏注别项差使，此外暂雇数人冒名应差，雇价每人每夜不过需钱七八十文，竟有一人赶赴三四堆拨应名者。”（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二是工科给事中焦友麟奏：“臣籍山东，闻登州水师额设五百名，现存不过二百名，每遇抚臣校阅，则雇渔户匪人充数。”（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77] 扣建是指小月官兵俸饷等扣除一日；截旷是指空缺粮饷截空；朋扣指在官兵俸饷中扣存买马费用；搭钱是指饷银一部分改发钱；折色是指兵丁月粮及马匹豆草改实物为银钱。
[7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9]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80] 杨坚点校：《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4页。郭氏还透露，营弁与武生为争夺赌规而大打出手。
[8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2]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466—467页。
[8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 ，第393页。
[85]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36、48页。
[86]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69页。
[87]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9页。
第2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如果以今天所能掌握的资讯作出判断，那么，清王朝此时最为明智的策略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推理，清王朝应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才可与英国较量。
然而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皇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依然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
尽管如此，清王朝当时仍没有打算与英国开战，甚至希望避免“衅端”。战争的恶魔是在清王朝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忽然附身，给它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厄运。
事情得从林则徐使粤说起。
一 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
1839年1月8日，北京，天气明朗。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拜别了络绎不绝的宾客后，于中午时分，开用钦差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1]由于是钦差大臣，礼仪规格殊荣，林则徐一行由正阳门出彰仪门，一路南下，直奔广东。
林则徐去广东，为的是查禁鸦片。而他的使命，又肇因于黄爵滋。
1838年6月2日，就在林则徐出京前的7个月，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2]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的禁烟方法不当。
他称言：若禁于海口，因稽查员弁贪图从中获利，“谁肯认真查办”，“况沿海万里，随在皆可出入”，防不胜防。若禁止通商，不但损失了粤海关关税，而且贩烟外国船停泊在大洋之中，自有奸民为之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若查拿烟贩，严治烟馆，无奈关津胥吏、衙役兵丁、世家大户不肖子孙、地方官幕友家人从中层层阻挠，难以奏效。若以内地种植替代进口，然“食之不能过瘾”，非但外烟未绝，反而内地又生一害。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吸食者诛。[3]
黄爵滋的这份奏折，要求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方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捕杀瘾君子的国内司法行动。
黄爵滋的这一主张，与他三年前的态度正好相反，那时他主张严禁海口。[4]
正为白银外流而困扰的道光帝，看到这个颇为新奇的建议，没有立即下决心，而是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5]
由此，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
从这29份奏折来看，同意黄爵滋吸烟者诛的主张的，仅8份，上奏人分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巡抚钱宝琛、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东河总督栗毓美。其余的只主张对吸食者加重处罚，而不必杀头。但是，所有的奏折都主张加强对贩烟、售烟的缉拿，并加重罪罚。以此看来，所有的奏折都不同意黄爵滋前引奏折中的第三点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9份奏折中，竟有19份主张禁烟的重点在于查禁海口，这与黄爵滋的奏折中查禁吸食的意见相左；在这19份奏折中，除桂良、陈銮、苏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对吸烟者采用死刑，这就与黄爵滋的意见截然对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折中的8份，言词直指广东，上奏人分别为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宝兴、湖北巡抚张岳松、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河南巡抚桂良、广西巡抚梁章钜、江苏巡抚陈銮。其中又以张岳松、乌尔恭额、桂良三人言词最为激越。他们称言，禁烟须正本清源，鸦片的来源在广东，要禁烟，须在广东切断毒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不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呢？
有论者认为，这是琦善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