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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但是，当时清朝没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权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清朝数次在边疆地区用兵，康熙年间还在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作战，但在“四裔宾服”之后，清军并无强大的固定的敌手。颠覆清朝的力量在内而不在外。这些决定了清军的基本职责是防民为主，内卫为主的性质。
由此，军队的分散驻防有其合理性：
一、警卫宫禁皇园陵寝，守卫各级衙门官府，看守仓库监狱，押解钱粮罪犯，协助关卡征税，查拿私盐鸦片走私，护卫驿站驿道，以及执行各级官府交付的临时性或相对长期性种种差使，都由清军执行。而要完成这些事务，显然不必强大的军团，却需要众多且分散的士兵。京营八旗、督标、抚标执行此类勤务甚多。
二、为维护城市治安，弹压盗匪，清军除在城门派兵守卫，盘查人员外，又在城内设立堆拨、栏栅，昼则巡查，夜则守更（如前提厦门24堆拨即属此类，相当于警察）。这又需要众多且分散的士兵。各城守协、营以及驻在城市中的驻防八旗和绿营，担负此类勤务甚多。
三、也是最重要的，为了更有效地监视民众，以防造反，为了使各地方官随时可以找到一支可资利用的部队，为了克服当时的交通困难而能及时镇压，清军在各市集、要隘、道口、险峻之处，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汛、塘、卡、台，拨驻兵弁。这些小部队对付遍于全国揭竿而起又时起时落的反叛，极为便利，因为绝大多数在乡村活动的反叛者和盗匪都是小股流窜、乘虚蹈隙的，清军若集中兵力往往无效，甚至找不到其踪迹。清军绿营兵的主力由此而分散。
四、强兵悍卒从来就是专制王朝的心头大患，而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对于一支兵力强于本族武装（八旗）的汉族武装（绿营），更是多加防备，其基本对策就是用兵力相对集中的八旗监视兵力分散的绿营。因此，绿营兵驻扎的分散，不仅由于军事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40]
以上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情况如何，可以引用一些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议论。
1840年8月，英军抵达天津海口，直隶总督琦善奏称：“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兵力较单。”[41]查天津镇标两营，加上天津城守营、葛沽营，总兵力达2400人，[42]与实际存营数字比较，可见出外担负勤务之多。
1841年9月，福州将军保昌等奏：“省城旗绿营兵，除向例各处值班外，实存兵一千零四十名。”[43]“查福州八旗驻防兵弁1960名，由福建将军统辖的绿营兵共3营（左营938名，右营938名，水师营627人），总计4463人。”[44]“向例各处值班”兵数占四分之三以上。
1841年11月，盛京将军耆英奏称：奉天“所有各城额兵，多则七八百名，少则三四百名，东西各路额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额兵五千二百余名，其各项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边外卡伦、看守围场堆拨等项，每年共需兵九百余名，均应按季轮流派往”。[45]耆英虽未直接点出可机动的兵数，但指明了兵丁担负的各项差徭之繁重。
清军的编制明白地说明了它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观之，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退一步说，以当时的4亿人口，配备80万警察，警、民比例为1:500，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也不为过高。
清军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一、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作战，额设兵丁与可以参战的兵丁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二、清军已束缚于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46]也就是说，总兵力达80万这一数字，在实际操作中不具有今日应有的意义。
由此而论，真正有意义的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可投入作战的数量。
鸦片战争的实际交战省份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更具体一点，实际交战地点为广东的虎门、广州，福建的厦门，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乍浦，江苏的吴淞、镇江。[47]上述四省清军共约22万人，上述交战地区清军平时守兵约3万人。然而，不用说是全省，即便是交战地区，若非全境受英军攻击（如乍浦、镇江等地），守军不可能全数参战。例如前面提到的厦门，参加1841年8月厦门防御作战的清军共计5680人，但驻守当地的福建水师提标4300余人中参战者却不足2000人。
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守军平时的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使统治者们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乘机生事。因此，即便在交战地区，当地清军并不能全部取消原先的汛塘哨卡，而集中其兵力；只能在这些汛塘哨卡中抽调一些兵弁，组成临时编制的部队，准备应战。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各将军督抚从本辖区内地调兵增援海口，用的就是这一办法，清廷从内陆各省区调兵增援沿海各省，用的也是这一方法。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1840年7月15日，两江总督伊里布获悉定海失守，从江苏、安徽等处调兵3550名增援宝山、上海，共涉及徐州镇、寿春镇、扬州营、狼山镇、福山营、京口左右奇兵营、镇江营、常州营、太湖营、高资营。每处300至500名不等。[48]
二、1841年1月16日，湖广总督裕泰等遵旨从湖南调兵1000名增援广东，结果从提标抽兵300名、镇筸镇标抽兵200名、永州镇标抽兵200名、绥靖镇标抽兵100名、抚标抽兵100名、辰永沅道标练勇抽勇100名。[49]
正是如此，道光帝从各省抽调，各省督抚从各标营抽调，各标营长官又从各汛塘堆拨哨卡抽调。此处数名、十数名，彼处数名、十数名，积少成多，临时任命将弁督率出征。鸦片战争中，广东曾得外省援军共1.7万人，来自湘、桂、赣、鄂、云、贵、川七省，浙江先后共得外省援兵共约2万人，来自闽、皖、苏、赣、湘、鄂、豫、普、川、陕、甘、桂十二省。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兵与兵不熟，兵与将不习，必然会使整体战斗力水准下降。[50]
那么，这种抽调的方法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呢？
鸦片战争中，清廷共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第一次是1841年7月获悉定海失陷后（是年9月英军南下时下令撤减）；第二次是1841年1月获悉虎门开战之后（是年7月因奕山谎报军情而下令撤减）；第三次是1841年9月获悉厦门失守之后。沿海各将军督抚皆从本省的内地抽调兵丁增援海口，其数量为：[51]
从上表可见，除海口原设防兵外，抽调内地的兵力至多不过占其额兵的四分之一。此一数字可视为其最大抽调兵力之数，因为各省督抚们此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又极为担心当地的“盐枭”、“烂匪”又会乘此兵力抽调之机生事。其中绿营兵抽调比例最低者为山东，而1842年1月28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各口岸调防弁兵仅止于三千余名，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52]尽管山东抽调的防兵仅占其额兵的六分之一，统治者就已感到难以维持地方上的正常秩序，只能抽回一些。
由于沿海各省的清军不敷调用，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兵丁增援沿海，其数字为：[53]
由上表可见，为了支撑战争，关内各行省及东北地区，都有调兵行动。只有新疆和蒙古地区未抽兵参战。
以上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的兵力，共达5.1万人，分别增援广东（1.7万）、浙江（最高时为1.8万）、江苏（最高时为1.3万，其中大部分为原增援浙江的军队）、直隶（1万）、锦州（1000）、芜湖（1000）；若加上沿海各该省增援部队及海口原设防兵，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
当然，不能说清王朝无法再集结更多的部队，但若要有很大的增加，则是不可能的。[54]
尽管清军的编制非常不适应近代战争，但是，总兵力80万毕竟是一庞大的数字，鸦片战争中也毕竟集结了10万军队，与英国远征军最高兵力时的2万人相比，仍为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项因素致使上述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上节提到的英军舰船。
英军“船坚炮利”，是当时清朝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放弃海上交锋又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清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
这就构致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兵力配置的实际场景：为了对抗英军可能的入侵，盛京、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区几十个海口都得派兵拨炮防御，其中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大沽为最重要，驻守的清军从四千至一万不等。由于英方因舰船优势而获得作战地点、作战时间和作战规模的决定权，清朝欲每战保持与英军相当的兵力，须事先在每一可能交战的地区部署与英军可能投入的部队相当的兵力。[55]
集中兵力本是军事学中的常识，而清朝所处的被动地位，使之不得不分散兵力。
由此决定了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在实际交战中无法保持此一优势。在后面的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共12次，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时因获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上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方占了兵力上的优势。
我们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讨论清军的兵力问题，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调兵速度。
由于清方不能确定战场位置和作战时间，更兼调兵还受到军费等因素的牵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调兵行动，主要有两次：一是1841年1月虎门之战后，主要方向是广东；一是1841年10月镇海失守后，主要方向是浙江。
当时的运兵，基本沿驿递道线路行进，沿途各地方官组织车船夫马并提供粮草住宿。尽管清军的编制和任务，致使一省一次调兵仅一两千人，但因道路狭窄和当地供给能力有限，一两千军队亦不能集团开进，须分成数“起”，每“起”200至300人。在河流通航的地区，援军可以乘船，至其他地区，因车马有限，绝大多数士兵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其速度之慢，不难想见。
为此，我具体统计了19拨援军的调兵清况，推算出清军调兵的大概速度：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见下表：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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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林则徐集·日记》。调兵时间以道光帝下令时起算，包括各该省抽调兵弁及各该拨兵行走时间。
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时英海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约60天，从印度开来约30至40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开来也不过4个多月。蒸汽机的出现，轮船的使用，又大大加快了英军的速度。1841年英全权代表从孟买到澳门仅用了25天。由此推算，英军从浙江的舟山派轮船至印度调集援军或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清方从四川调兵至广东或从陕甘调兵至浙江。方便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漫长的补给线，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兵力问题上显示出威力。
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军军事行动的展开。1840年6月，英军从广东水域出发，攻陷定海，兵临天津海口，仅花了35天；1841年8月，英军从香港出发，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数城，只用了53天。而清军呢，道光帝在1841年1月虎门沙角、大角之战前后增兵广东，但在4个月后才有一次弱小的攻势；1841年10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镇海失陷后，再次派兵浙江，近5个月后，清军方发动反攻。
这样的叙述可能过于抽象，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中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56]一直到1842年2月，该部援军风尘仆仆，历经4000余里赶至前线。3月10日参加进攻宁波的战斗。而英军于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