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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实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妥协、投降官员的蔑视，而表现为在史学著作中的不自觉，一部分人却是自觉地举起已被当时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善善”“恶恶”的标准，贬斥主张妥协的琦善之流的一切，推崇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的一切。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史学理论中反神话、反鬼化的学说，与史学著作中的神话或鬼化的实践，同时并存不悖。原来由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他们用激昂的文字告诫人们，妥协是最为可卑的。这种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东北局势吃紧之时，蒋廷黻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贬斥林则徐的盲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且持久的反弹。联系到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低调俱乐部”的言论，蒋先生的论文，也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51]
宣传与研究不同。
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原本不用去详加考证的。至于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者说了足够多的话，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此中的差异。
史学的情况还有点特殊性。它本来就具备宣传的功能。自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宣传功能尤其为人所重。“善善”“恶恶”原则的长存，相当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宣传的需要。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于宣传家，或热衷于为宣传家服务，于是便有了“摆大钱”、“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等说法。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今天不应否定这种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回过头来，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段时期的鸦片战争研究，虽在国际态势、英国内部状况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只不过分别把“奸臣”、“忠臣”，变为“卖国”、“爱国”；把“抚”、“剿”，改为“投降”、“抵抗”，等等而已。
“奸臣模式”、宣传家的角色，说明了以往的鸦片战争史，包括琦善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需要考证、分析、评价。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种种情况，又从许多方面限制了研究的条件和气氛。
直至今日，我们看到的鸦片战争史的主要著作、论文和众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此的叙说，似乎大多都继承了以往的基本论点。批判性的工作刚刚开始，但又不自觉地收住脚步。[52]为数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似乎只是将原有的结论更加完善化，加以时代的标记。在一些著作中，似乎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在另一些场合，又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赞扬的高度或贬斥的力度上竞赛，看谁捧得高，看谁骂得狠。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变，已经使历史学家对清王朝的实质、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这种新认识似乎没有改变鸦片战争史的旧结论，反而与它们羼杂糅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了目前鸦片战争基本观点的矛盾现象：
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
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
这种不和谐的论点放在一起，反映出历史学家的深层意识——不服输的心气，总认为中国当时还不至于不可挽回地失败，还是有希望获胜。这种不和谐的论点被放在了一起，正是历史学家在内心中把愤懑和希望放在了一起。
历史学家这种不服输的心气，从本质上说来，仍是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挚爱。
四 本书的主旨
从以上“琦善卖国”的探讨中，凸现出来的问题是：
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
前者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后者似更注重于人物的褒贬，对策又似明快简单。两者之间，有着认识深度上的差别。
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历史著作中登场的历史人物，身上都带着明显的标签。若从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琦善也罢，林则徐也罢，个人毁誉事小，探究其中之理事大。
如果我们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在本篇绪论中不便展开的问题，全部放在一起思考，问题的核心就展现于面前，那就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当时清政府中有没有人可以领导或指导这场战争获得胜利？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毫无疑问，历史不会改变，战争的结局也不会改变。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分析、评价历史时，总是会注意到当时未被采纳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条件，总是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有许多“如果”、“可能”、“万一”之类的假设，离开了这些，他们无法研究历史，而只能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那么，假设我们把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当时可能实现的假设，统统摆出来，再探讨一下，如果这些假设实现，是否会改变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
问题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似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我们会首先看到，这场战争把中国拖入世界。从此开始，中国遭受了列强的百般蹂躏；从此开始，中国人经受了寻找新出路的百般苦难。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这是今天历史学界都会同意的观点。
历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们面前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中国依旧落后。我们还经常面对着那些曾困扰前几辈人的老问题，以致我们仿佛能直接走进历史而充当一个角色。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事实上，我们也从历史中找到许多无可辩驳的原因：西方列强的侵略，经济底子薄弱，人口基数太大，等等。但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这部书不可能回答鸦片战争本身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我尽力为这些问题的真解决提供一些素材。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现已有了足够多也足够好的著作和论文。本书叙说的重点，是作为其反面的清王朝。为此，本书对战争中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并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
今天，我们已进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令人激动的新世纪即将到来。站在世纪末的高度，社会科学家就不应当仅仅憧憬着新世纪的辉煌，而有责任对本世纪的学术进行一番总结。我以为，此中第一个需要总结的，正是历史学。人们只有明白地看清了过去，才能清晰地预见到未来。
正是这么一种感受，使我不揣鄙陋，重新写下了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
在本篇绪论即将结束之时，我还要说明，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 * *
[1] 王钟翰等点校：《清史列传》第10册 ，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4—3155页。
[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新史料》中录有民间流传的琦善抄家的清单：“番银一千万元，黄金四百二十三两五钱，东珠八百四十九粒，珠吊二十四十付（计大小七百四十八粒），玳瑁架床一付，瑚珠十六挂，大小自鸣钟十八件，金钱表十一件，家乐班行装十八箱，貂褂十四件，蟒袍二十八件，衣籍百三十箱（另有清单），玉马二个，料狮二个，翡翠班十八丁，珠灯八堂，红呢铺垫大小三十付，水晶澡堂一架，私参四十二斤，药材十九札，彩帐十二件，泥金桌凳二付，铜牛望月二付，凤冠一只，轿车四套，大小牲畜二十八头，大呢幔幔羽衣二件，零星缎匹细件二百二十斤，直隶开设典当四处（协成、永成、大成、恒成），盛京典当二处（来成、福成），自置田亩三十四顷，祖遗房屋三百四十间，店栈各房八十一处，楠木桌凳九十四件。”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33页。
此外，《入冠志》称，琦善家“抄出黄金六百八十二斤，银一千七百九十四两，并有珠宝十一箱”。（同上书，第316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奕经还在该奏中揭露出一个有趣的事实：1824、1825、1826年，琦善分别与山西商人岳泉、陈宝书、曹添得合资，在天津大沽等处开设义和、全和、时和三家当铺，每家出资钱两万串，共计六万串。由于当时禁止官员开设当铺，琦善便让其家仆王幅出名，“写立公中合同”。王幅还派人参加当铺的管理。琦善的敛钱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59—460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24页。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00—1001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59页。
[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5页。
[10] 《军机处会讯鲍鹏供词》，《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52页。
[11]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6月16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八部 分“对琦善的审判”。（〔日〕《近代中国》第11卷）
[12] 无独有偶，当后来伊里布被贬斥时，道光帝又让裕谦密查伊里布与英人有无私相馈赠情事，可见这种流言的普遍性。
[13] 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和西亚，大帝国的君主都曾宣称自己是“天下共主”。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是不新鲜的。中国的问题仅在于没有意识到，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应当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反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修补。至清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是漏洞百出，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仍坚持不放。
[14] 中国的藩属国与西方的殖民地完全不同。这表现为：一、宗主国不谋取特殊的经济利益，在朝贡中又采用“薄纳厚赠”的政策，使藩属国的朝贡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即“朝贡贸易”。二、在政治上，藩属国君主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地位，以借助宗主国的势力来对抗、压制国内反对派。而宗主国又通过支持藩属国的君主，减少外族的入侵，保持边境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宗藩关系是一种地位不平等的政治同盟关系。
[15] 此处将西方各国列为“化外”，是从清朝与西方各国的实际关系而确定的。而当时的一些清朝官吏，为渲染盛世的“万邦来王”，将英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