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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年间。
汴京的朝堂与市井，都在等一场惊雷。
人人都认为，王安石回来，肯定会借天幕之威，再掀变法狂澜。
但王安石却拉着苏轼、张怀民，在汴河边上最繁华的处所，赊贷开起了一座三层楼高的酒肆。
宋时酒肆，自有其风月。
陪酒的女郎，称作劄客、酒纠、 角妓、焌糟-、侑樽、红袖。
档次不同，称呼不同。
陪侍侑酒，浅笑轻歌，乃至几分肌肤相亲的“摸摸唱”，皆在默许之列。
但若明言带出，掌柜必正色告罪：“小店清清白白，断无此事”。
但郎君与娘子两情相悦，执手外出共品宵夜，那便是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
和今日商k一样。
陪酒是有的，摸摸唱是可以的，包夜是不行的。
但妹妹要是自愿和你谈恋爱，这是私人生活，与公司无关。
毕竟摸摸唱只是陪侍服务，被查无非罚款、停业，顶格也就是拘留十五天的事。
但要是安排过夜，那叫组织卖淫嫖娼。
盛唐气象，有一缕魂萦绕在粟特胡姬的旋转舞裙。
那些被精心培育，而后贩卖至长安的粟特女子，是身份，亦是那个吞噬八荒的时代最具象的装饰。
最强盛的帝国，连街头卖笑的，都该是世上最美的异域之花。
到了宋，这般风景却凋零了。
陪酒的多是汉家女子。
西域女奴是九成九稀罕物。
偶有回鹘女子，已算新鲜。
若能得于阗、龟兹佳丽，便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
粟特国早已湮灭，当地皈依天方教，女子黑袍蔽体。
纵然容颜依旧，却再无当年那种倾国狂放的魔力。
王安石的酒肆，偏要逆流而行。
他不要宋女，转而与党项酋长、回鹘商人做起生意，指名要买原粟特或更西边的女奴。
回鹘商贾捏着王安石沉甸甸的金锭，咧嘴一笑：“粟特信了新教又何妨？”
“郎君放心，钱到位，教她们重新跳起柘枝舞，不难。”
朝堂立刻炸了。
奏章雪片般飞向御前，痛斥王安石“有伤风化”、“与蛮夷贩奴为伍，士林之耻”。
言官们期待着这位昔日的拗相公勃然怒辩，好上演一出熟悉的朝堂攻防。
王安石却只是平静地上书：臣既有伤风化，不堪位列朝班，请陛下尽削臣之官职爵禄，允臣为一富家翁足矣。
满朝顿时哑火。
别人瞪你一眼，你可以瞪回去，也可以骂两句，甚至可以挽袖揍他。
但你直接掏出加特林，是不是有些李世民改元——不讲武德了？
劝啊，赶紧劝！
一番劝导之下，王安石才勉为其难收回辞呈。
劝他的人刚抹了把汗，竟又得寸进尺，忍不住补一句：
“贩奴的营生，王公是否也该收手？”
王安石抬眼，目光清澈的看着他。
“诸公若觉不妥，那我明日便递札子，与官家详议重启变法之事。”
“……”
劝的人脸都绿了。
“王公慢饮，酒肆生意，其实……也挺好。”
王安石顺竿而上：“既如此，待下批女奴运抵，朝中三品以上官员，每家须认购一人，不过分吧？”
为了不让王安石回朝堂，众人只得捏着鼻子，在这荒诞的契约上画了押。
最深惑不解的，是宫中的宋神宗赵顼。
他案头还叠着王安石与苏轼字迹激昂、规划详尽的变法方略。
“王卿、苏卿，你们上书说回来要助朕再造乾坤，如今却在贩胡女？”
赵官家几乎要冲去酒肆，揪着王安石的胡子问个明白。
王安石让太监带回去的解释是：
“官家欲重启变法，请先纳几位西域美人。”
“官家若不想重启变法，也请先纳几位西域美人。”
赵顼气得摔了茶盏。
当然，朝中并非全是蠢人。
有明眼人渐渐瞧出了门道。
回鹘人只认钱。
西夏内部，有些党项部族汉化已深，与宋暗通款曲。
整个西域，都在不断异教化。
但西域女奴贸易若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富之门，商贾与部族便会像嗅到血腥的狼，不断向西搜寻、掠夺。
而这，恰恰猛烈践踏了那片土地上的宗教的核心教义。
虽然喀喇汗国是奴隶制国家，但他们的宗教却严厉禁止奴役同教同胞。
其奴隶来源，唯有战俘与异教徒。
巨大的利益，与不容亵渎的教条，必将碰撞。
一旦开战，首当其冲的便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隘与税卡。
西夏是个部落联盟制的国家。
控制商路的西夏，其国库大半倚赖商税。
女奴之利，肥的是部落酋长，却难入西夏朝廷的账册。
更致命的是，天方教的口号可是：“不信者皆死”。
党项贵族会如何选？
是皈依一种要剥夺他们一切的古板教义，还是向虽要求汉化，却容得下财富与旧俗的大宋称臣？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这是一盘棋。
用金银作饵，撬动回鹘、党项的贪欲。
用贪欲作刃，去割裂西夏本就脆弱的联盟，更在其西方树起一个不得不战的强敌。
若西线烽火燃起，西夏除了向宋低头乞援，还有他路吗？
一个人有钱，未必能有权。
但一个曾执掌相印、名动天下的人，若有了钱，再织起一张牵连无数权贵利益的巨网，那他便有了另一种无可撼动的“权”。
不是没人想过从律法上掐死王安石的生意。
但若修改“娼妓令”，天下酒肆行院皆要震动。
“雇奴律”也没办法改动。
《宋刑统》规定：雇佣奴婢，需明立契约，约定工期酬劳，最长不过十年，期满自去。
此乃“良贱体系”崩解后宋代的一大进步，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何况，王安石岂会蠢到不签雇佣契约？
用“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绞”这条死罪办王安石，更难！
那些粟特女子，算是大宋的“良人”吗？
一深究，便是外交与伦理的泥潭。
还会引发思想领域的大混战。
更可怕的是，若真以此罪查办王安石，他恐怕会直接掀桌。
这天下，被卖做奴的汉家良人还少吗？
谁又敢去查？
不敢查，并不是说官员里没有正直之人！
而是不能查！
有些事只要不过分，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眼下的王安石，就像一个时日无多，却手握极道帝兵的宗门老祖。
你不惹他，他笑眯眯的做生意。
你若惹他，他未必不能将这汴京城的天捅个窟窿。
大不了，打沉汴梁！
朝堂最终与王安石达成无奈的妥协。
做生意，便莫涉朝政。
要涉朝政，便收了生意。
规矩，总得守一样。
王安石爽快应允。
然而不出一个月，他的“讼铺”又在汴京最贵的街坊开了张。
讼铺，也就是律师事务所。
专司代人写状、讼辩官司。
朝臣们几乎晕厥：“王介甫！你究竟意欲何为？！”
王安石一脸无辜：“天下讼铺万千，何以独我不能开？诸公这是要逼死老朽么？”
“也好，那老夫便一头撞死在永昌陵，让天下人看看，这大宋的朝堂，是如何容不下一个只想为民写状的老朽。”
满朝死寂，无人敢接这话。
前任宰相被逼撞死皇陵前，足以让本朝所有人钉在耻辱柱上。
相比之下，苏轼的“东坡蜜浆”铺子与张怀民的“怀民织坊”，倒显得人畜无害。
二人虽辞官未遂，却已投身市井。
苏轼琢磨他的奶茶，张怀民则攻克羊毛脱脂纺线的难题。
天幕评论区零星飘过的“碱洗”、“梳毛机”字样，成了他千金求索的方向。
朝堂觉得苏、张二人和蔼可亲，可大相国寺的僧人们却恨得牙痒。
这二位，身无长物，竟敢来借巨款。
不仅分期百年，还言明分文利息不给。
大相国寺直接拒绝，二人便威胁，要上奏弹劾大相国寺“侵占民田、偷漏税赋、私放重利”。
寺僧不屑冷笑。
告大相国寺？
寺产背后，盘根错节，你们知道站着多少皇亲贵胄、勋贵世家吗？
你们知道多少御史弹章已成废纸吗？
你们是真不怕背中八箭自杀啊！
但苏轼慢悠悠补了一句：“若借钱不成，在下与怀民兄无颜存世，只好选个风景殊胜处了断。”
“我看昭陵便不错。”
“大宋臣子，冤沉难雪，撞死于唐帝陵前，或许能惊动唐太宗英灵，为我二人一辩曲直？”
大相国寺的僧人听得汗透重衣。
大宋臣子，有冤不可申，撞死在唐朝皇陵前，大宋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寺产或许无恙，但眼下这班执事僧众，绝对会被扔出去平息民愤。
钱财是寺院的，权位是自己的。
他们只得咬牙签下这屈辱的契约，并严令二人保密。
若人人效仿，这千年古刹，怕真要成了善堂。
苏轼与张怀民欣然应允。
他们自然明白，若人人都用“绝户计”，计策便无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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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兴三年。
正所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崖山船队暂时在夷洲落了根。
元军的水师不是没有试图追杀，但怪事频发。
舰队一出海，不是风浪骤起，就是浓雾锁江，屡次无功而返。
大元铁骑能踏平欧亚，却偏偏镇不住这东海之水。
历史上的元朝海军，亦是如此。
说来奇怪，但其实也合理。
你拜长生天，妈祖凭什么保佑你？
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海军司令，不是于谦岳父。
若有传说中的“蒙古海军司令”坐镇，或许能凭借威名镇住龙王！
对元廷而言，宋室余脉如跗骨之疽，虽不致命，却时时膈应，让人不得安生。
但忽必烈已无暇他顾。
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回国内。
帝国的内部，正酝酿着比海上风暴更可怕的裂痕。
首要难题，是各部族如何共处。
前朝旧例无非辽之“南北面官”，或唐之“天可汗”体系。
辽制已被证明只会加深隔阂，不可用！
唐制……亦不可用……
难道昭告天下，传说中的金甲天神是唐朝士兵吧？
虽然唐军真的穿金甲……
大元可以接受后人的说法，黄金家族是刘邦后裔。
但万万不可能接受黄金家族是唐军私生子后裔。
若自认唐军子孙，草原上的刀剑第一个就要指向大都。
所以大元朝廷默许“成吉思汗乃刘邦后裔”的说法流传。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以柔化统治汉地。
毕竟“金刀之谶”传唱千年。
黄金家族以刀取天下，如何不算应谶？
然而这些都非根本。
矛盾不会因为蒙古人变成了汉人，就自己消失了。
内部矛盾虽大，但底层的民众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矛盾。
甚至于，底层蒙古人过的比汉人还惨。
他们被编入军户，世代为兵，需自备鞍马、刀箭、干粮，万里戍边。
为凑军资，卖田卖地，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
蒙古贵族还与汉人地主勾结，大肆兼并牧场农田。
失去草场的蒙古牧民，沦落为汉人田庄里的佃户，处境甚至比许多汉人农户更为凄惨。
一旦欠债，便可能被折算为驱口，也就是奴隶。
元律虽禁贩蒙古人为奴，但对“私相典卖”往往视而不见。
并且，他们被贩卖的规模甚至超过汉人贫民。
而且，元朝“四等人制”的优待，只针对蒙古贵族、勋臣和色目上层，底层蒙古人没有任何政治特权。
于是，荒诞却真实的景象出现了。
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高居庙堂，而底层蒙古士兵与牧民却在贫寒中挣扎。
司法面前，蒙古人殴死汉人同样偿命。
而汉人地主打死蒙古佃户，却常能以罚金脱罪。
“汉军保大元，蒙古反大元”，看起来有些反常识，却是真实写照。
诚然，元朝也有很大的民族矛盾，但整个元朝最严重的矛盾，其实是阶级矛盾。
所以元末，有无数底层蒙古人投红巾，要干翻元朝。
阶级的裂痕，始终在吞噬着民族的界限。
在草原时，我是贵族的奴隶，要出去打草谷。
到了中原，我仍是奴隶，草谷还没的打，反倒要给汉人地主种地。
这仗，岂不是白打了？
当然，底层汉人也苦。
同样的怒火，也在汉人底层中燃烧。
元朝在汉地实行“官府统摄、包税人代理、士绅协作”之制，核心只有一条：“足额完税，不问其余”。
此法将基层权柄几乎尽数交由士绅，使其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法律在“完税”二字面前，形同虚设。
诚然，内部矛盾深重时，本可对外征伐以转移视线。
可忽必烈如今环顾四野，打谁？
诸汗国虽早已离心，却同出一源。
征伐他们，等于自毁根基。
并且在大元，复宋、复唐、甚至复辽金，都尚有议论空间。
唯“复蒙古”一事，是碰不得的逆鳞。
这是大元内部的共识，也是诸汗国的共识。
你打这些汗国，是准备恢复大蒙古帝国吗？！
对外掠夺之路既绝，便只能回头治理内政。
而治理，便绕不开“汉化”二字。
但汉化之途，步步荆棘。
其核心在于“法不阿贵”、“科举取士”、“编户齐民”。
这直接触动了蒙古、色目贵族的根本。
科举会打破世袭官位，编户齐民将剥夺免税特权，法律平等则撕碎了他们的司法护身符。
对他们而言，汉化非为治国，实为夺权。
甚至汉人世侯与士绅也各怀心思。
世侯们说：汉化可以，但我们需行“魏博牙兵”旧制，此乃大唐遗风，亦是汉家制度。
士绅们则表示：若复汉制，当用“九品中正、门阀政治”，此亦华夏千年古法，合情合理。
忽必烈顿觉，自己已被逼至绝境，进退维谷。
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
汉化，则既得利益集团反噬。
不汉化，则阶级怒火终将焚天。
甚至，比历史上还会来的更早。
因为阶级矛盾四个字，就可以让底层蒙古人、汉人、色目人抛弃民族矛盾联合起来。
他听闻，那阴魂不散的白莲教，居然进化了！
如今不再只唱“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老调，转而四处宣扬更可怕的道理：
“天下穷苦人，都是一家人。”
“汉官不会因你是汉人而仁慈，蒙古贵人也不会因你是蒙古人而慈悲。”
“在他们眼中，你我皆是耗材，皆是奴隶。”
听到这消息，忽必烈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脊梁升起。
他不怕神鬼，不怕刀兵，却怕这撕开华丽外袍，直指血肉骨髓的实话。
白莲教，你们怎么能偷偷进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