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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答应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的经济出一份力。之前为了出钱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独裁政权，国民党从上海的商人们手中敲诈勒索了数百万元，现在子文急着想拨乱反正，改变现状——他准备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合法的税收体制，为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并且从理论上讲，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也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不过他这么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做的每件事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他创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债券市场，让投资者们感到购买政府的债券比任何其他的投资方式都划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如此一来，资金储备就流出了嗷嗷待哺的中国民族工业，这是不好的一面。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都拿出大量资金购买宋子文发行的债券，中国投资者逐渐把子文当成了他们的“诺克斯堡”[1]，这些债券的安全度仅以他的信誉为保障。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他在内心里对此也很满意。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每次子文与蒋介石吵架之后，债券市场立即就会发生波动。子文把中国的资本家们拉到一条阵线上，一起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如此彻底，以致破坏了这些人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现实，使他们成了独裁政权的奴隶。他的姐夫孔祥熙最终取代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所有的财政限制措施都被取消，宋子文苦心建立起来的财政运行机制毁于一旦。
现在已经不能再像1927年那样明目张胆地采取黑帮敲诈的手段来募集资金，但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商界之间的这种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确立了下来。由于子文深谙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所以外国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子文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代言人，而在蒋介石眼中，子文不过是一个魔术师，一个能替他把铅块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
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的税收为300万元，而支出则是这个数额的4倍。（官方数据显示，当时中国货币与美元的比率是3∶1。）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从毗邻上海的中国最富有的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投资者”那里敲诈所得。子文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消索拿“回扣”的中间人，因为这些人经手的每一笔税收都要被他们“榨取一部分”。想当年在为孙文的广州国民政府筹集资金时，这个方法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子文取消对税收人员的监管之后，各省的情况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于是子文改变策略，他不再干涉贪污行为，而是直接向上海的资本家们示好。1928年6月，他召集了70位上海银行家、工商业界人士，以及45名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机关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向这些人重新申明，1927年采取索要手段筹集资金纯粹是出于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的需要。随后，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众如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政府就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政府还没有出台民众参与政府工作的详细计划，财政部先开个先例。这次与会的代表中即包括政界之外的相关负责人士和纳税人代表，特邀他们来就我们已做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
他坚持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民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
子文建议限制军费开支，采用预算制度，建立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取消“两”这个计量单位，开办中央造币厂，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封建的“厘金”税。与会代表们则要求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同时还集体请愿，希望“政府能制定《劳工法》来管理约束各级工会组织，以免惹是生非之徒利用这些组织制造事端”。这个提议也许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那些煽动闹事的人，或者是委婉地请求政府提供保护，以免受到杜月笙控制的那些“工会组织”的骚扰。
次月，在南京召开的一个类似的经济会议上，子文再次提出削减军费开支。他指出，只要裁减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阀们雇用的那部分士兵，就可以达到削减军费的目的。（许多军队领导人虚报军队人数，这样就可以多领军饷。）因为北伐军已经打到北京，并“统一了中国”，因此子文建议，可以趁此机会开始实施军费削减计划。在《北华捷报》上，子文不留情面地敦促蒋介石接受他的提议，因为“7月31日之后，控制全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会再借给国民政府了”。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马克谟的记录说明当时的银行家们是多么希望诱使这些将军与他们合作：“银行家们可以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提前支付遣散费……后续的遣散费是否如期支付要看实际遣散情况而定。”
大胆的第一步计划实施之后，子文紧接着警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它可能即将破产。由100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为宋子文的提议到处游说。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同意成立中央预算委员会，不过他把一些军阀——他本人、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都弄进了该委员会的董事会，宋子文变成了董事会中唯一的非军方成员。
随着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军队领导人的胃口反而越来越大了。蒋介石找到了其他途径来对付宋子文，那段时间里，他不再向上海的银行家们申请贷款，转而第一次把手伸向了北京银行家协会，强迫他们给他300万元的借款。接着他命令子文去向这些余怒未消的银行家们兜售政府债券，再募集5 000万元的经费，这让子文颜面尽失。
1929年1月15日，在军事改编和遣散会上，子文再次重申自己关于裁军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会议接受了子文提出的条件，答应把军费开支限制在每年1.92亿元之内，并相应地削减军队人员。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次掩人耳目的把戏，改变预算的相关措施根本就没有实施过。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中国现在仍然还是一个由各处封建领地组在一起的国家。蒋介石付钱给这些领地上的军阀们，他们则在名义上归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把这些人笼络到一起，蒋介石通过财政给他们发放军饷，并慷慨地为私人武装上报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军事行动支付经费。能够削减军饷和军队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蒋介石和那些军阀们把自己钱包里的钱全拿出来，并把给他们的拨款减少一半。他们宁愿自己拿刀抹脖子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现在业已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外表被宋氏家族的人涂得色彩斑斓，而在这匹马的肚子里，则藏着那些将军们、秘密警察和实际掌握中国大权的青帮大佬们。此事也算是子文在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从头到尾做得可谓天衣无缝，外国人大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美国人受骗尤甚。
子文在游说方面的本事有时候也会伤害他声称所代表的那些人。有时候，因为他过于精明，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上海商界寻找盟友，公然反抗蒋介石，鼓励金融家们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有时候他或许是真的觉得，通过征求这些商人们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认可是一种促进民主的行为。这样做可以鼓起他们的干劲，从而使他们把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当成一项神圣的责任。然而，民主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通过鼓动资本家们与蒋介石展开公开对抗，子文已置这些人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上海资本家们不顾政府解散“闸北商会自卫队”（该组织类似于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镇压的商会武装）的命令，宣布将增加他们的经费预算。委员长迅速做出反应，发动了一场针对银行家的宣传攻势。上海商会所在地遭到了袭击。蒋介石派青帮匪徒去袭击商会大楼，该楼位于公共租界之内，不过由于是在租界条约签订之前修建的，因此得不到外国警察的保护。1929年4月24日，一伙暴徒冲进了大门，洗劫了整栋大楼。他们抢走了所有的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还把4名雇员打伤入院。商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南京国民政府还迫使上海的各家报纸不得刊登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
无力反抗的上海商会不得不在杜月笙一位名叫虞洽卿的手下的监督下进行重组，此后便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青帮和国民党的组织。
子文的初衷是想为自己在上海的商人圈里打造一个权力基础，不料却一败涂地。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财政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政府财政的87%都被用作军费开支，并且这笔钱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必须从预算中另拨一大部分资金用来偿还利息和本金。
中国大部分的财富仍然掌控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手中。在蒋介石看来，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子文认为绝不能再使用强迫勒索的法子，他想到了债券。
他这个点子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向各家银行减价出售政府债券，以接近50%的折扣卖给他们。政府将在正式发行之日前把债券存入各个银行，而银行则需相应地按照债券面值的50%将现金预支给政府。正式发行之后，这些债券将通过上海股票交易所、上海渣打银行和商品交易所上市出售。银行也可以选择暂时留存，待到商定好最终的售价后再拿到商场上出售套现。由于利润颇具吸引力，出售这些债券并不困难。即便是以12.44%的利率来计算，其利润也比直接投资工业或存款账户的直接利息收入要高得多。
根据现有的不太明确的数据估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银行直接持有南京国民政府1/2—2/3的债券，而这批债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银行家协会下属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那里。由于他们实行连锁董事制度，因此这些债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几位最有权势的大亨手中。
在上海那种人人梦想一夜暴富的商业气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债券市场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疯狂的债券投机开始了。从气候的变化到关于宋氏家族内部争吵的流言都能影响债券的市场售价，这给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操纵市场谋取利润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这其中又以与子文有关的消息最为敏感，子文和蒋介石之间如果发生争吵，必将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关于政府内部运转是否正常，有谁能比其领导层，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在一篇划时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尔指出：
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这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启兴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财政部的另外两位官员创办。该公司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杜月笙本人则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会成员，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杜月笙与孔家之间关系紧密，据说他还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债券交易……由于能够提前获知市场趋向的相关信息，又有大量资金做后盾，该公司的几个头头操纵市场，使之剧烈震荡，上海的交易所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
也许这纯属一个无心之举，但子文已经把上海的银行家们引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债券推销给了这些银行家，从而很不自然地把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绑在了一起。由于银行家的钱包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支持这个独裁政权存活下去。
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31年9月，日本夺取满洲里，从而在中日之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就一直控制着满洲里。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他在火车上被好战的日本军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着，看张作霖的儿子会跟他们合作，还是会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帅”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日军于1931年9月夺取了这片最富饶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继1895年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朝鲜之后日本的新占领区，从而使日本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境内，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委员长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流言声称，蒋介石不可能对日采取行动，否则日本人将公布秘密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则流言则指向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和蒋介石的首席政治顾问戴季陶。作为亲日派的首要人物，这两个人对委员长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还有人私下谈论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家族的人与日本强大的企业联盟（卡特尔）之间有联系。这些企业联合控制着上海的工商业，而其中很多又与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正是因为杨铨发现了传言中这项秘密协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内幕，才导致他最终被蓝衣社暗杀了。
每当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就会发现此时运用太极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冲过来，防守的人抽身闪到一边，让来犯者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听了“上海华尔街”的奇才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上海那些神经兮兮的经纪人立刻把所有新的贷款项目和债券发行业务都锁到了保险箱里。
承受巨大压力的孙科宣布将暂停债券兑付6个月。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13日，上海开始发生挤兑银行的现象。政府发放的有价债券遭到抛售，投资者们试图在债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坍塌之前挽回一部分利润。以杜月笙为首的国内债券持有者协会的帮会成员们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几天之后，经过协商，青帮大佬们和张静江同意给政府提供一些贷款，孙科政府则答应恢复债券兑付。随后政府信守协定，重启债券市场，给投资者们兑付债券。但杜月笙和他的同党答应的贷款却没有兑现。
杜月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强迫得了的，因此孙科这一次必败无疑。新政府成立三周后，蒋介石与他的大舅哥宋子文及连襟孔祥熙商谈之后，同意返回南京。这一次子文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晋升。
由于日本人入侵满洲里，上海这边依然是余怒未消。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日本人居住区内的许多小商贩面临破产的命运。1932年1月中旬，日本一个著名教派的5名僧人在上海街头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袭击，一名僧人受伤，不治而亡。一群日本居民展开报复行动，冲突导致一名中国警察和一名日本居民死亡。1月18日，5名日本人在一座中国毛巾厂外遭到袭击。两天后，50名日本青年保护会的成员实施报复，他们手持尖刀和木棍来到毛巾厂，到处纵火焚烧，两名中国人在这场突发大火中身亡。
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道歉，偿付医疗费，并保证取缔所有抗日组织。1月24日傍晚，日本海军驶进上海港。两天后，一直在等待答复的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国防卫部队的指挥官说，如果从市长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将于1月28日上午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委员会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由于非常担心大量日本人居住的闸北区的安全，帝国海军决定往该地区派遣部队维持秩序……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手持武器的日本侨民已经开始沿着四川北路向前挺进……每到一处路口，都会留下一队人马。到了午夜，信号一发，各路人马便一起朝着铁路方向进军。日本海军陆战队遇到了中国正规军的抵抗……在1月29日的行动中，日本人派出飞机，炸毁了车站和停靠在那里的一辆列车。宝山路一带的一些建筑也被燃烧弹击中起火。
虽然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多于日本入侵者，但蒋介石一点儿挑战日本人的意思都没有。他只不过简单地向国际联盟发了一封呼吁电报，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洛阳。
保护上海的唯一一支部队实际上是在未经委员长允许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它就是身经百战的十九路军。经蒋介石许可，从广州调来的这支部队被留在了上海，帮助杜月笙“少将”经营毒品生意和其他一些非正常性的工作。美国记者索克思如此说道：“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大家都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感到吃惊。”不过士兵们伤亡很大，急需后援。
中国200万的武装部队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观望。蒋介石最终派了一小部分军队前去支援。陈友仁这样记叙道：“1月31日，蒋介石郑重承诺，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派遣10万部队前去支援十九路军……然而，真正到达现场的只有八十八师的9 000名士兵和八十七师的6 000名士兵。这两支部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不习惯现代战争，所以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过兵力却损失了2/3。”
在整个上海防御战中，杜月笙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青帮帮会成员则负责后勤保障。杜月笙这么做也许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一直以来，十九路军都是在为他服务，保护他的地盘。不过，考虑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此事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为宋子文为保护盐税而组织的那支三万人的税务警察部队也加入了这次非官方的防卫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而没有妹夫的首肯，宋子文是不可能下令部队参战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试图从正面避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以避免正式宣战，导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不管是何原因，此时的上海人都明白，委员长正在玩某种神秘的游戏。
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哈佛大学学生费正清当时只有2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到上海，他正好看到了当时的战斗场面。“我们登上公共租界码头，离正在轰炸闸北区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和其他一些军舰只有几百码的距离……来自广州的十九路军在被炸毁的大楼废墟里挖掘战壕，继续作战。各种物资则是在夜间从100码宽的苏州河对岸运过来。日本海军无法把这支部队从这里赶出去。”
在费正清从河对岸看不到的地方，埃德加·斯诺正站在闸北那冒着滚滚浓烟的废墟上观察着一切。“1932年1月28日深夜，四处一片漆黑。九龙路那边突然传来步枪和机关枪的声音……我看到一个黑影突然定住，然后便倒下了。再远处，一名中国士兵趴在地上，爬进一个门道，开始射击。此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各家各户的铁百叶窗如同蛤蜊壳一样关得紧紧的，最后一盏灯光也熄灭了。”
1932年3月3日双方停火之后，将近60万人成了难民，贸易完全中断，关税收入下降了75%。另外约有900家工厂和商铺毁于战火或处于停业状态，总损失达1.7亿美元。
宋子文对日军进攻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并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险的结论。“如果让中国在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这番颇为大胆的言论是他于1932年3月在接受卡尔·冯·威甘德采访时说的，这让他直接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话从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财政部部长的口中说出来，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开头，冯·威甘德就指出，由于子文拥有大量的财富，他被称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
我们坐在上海法租界内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别墅的会客厅里。别墅四周围着12英尺高的院墙。两座大门都是用厚厚的纯铁打造，门上连一个小洞都没有，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院子里有8个持枪的警卫，其中两人肩上还挎着短筒防暴枪。他们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里面装的不是苹果。
由于激动和怨恨，宋先生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这个人平日里就很少说话，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
“你看看，中国难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绝境吗？而世人却袖手旁观，一点儿也不愿意帮中国的忙。”
这里所说的“世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受到侵略——满洲里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国的国家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还是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的签署国。”
“在满洲里和上海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开战之前以及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按照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原则进行交涉。”
“他们从未正式宣战，但战争还是打起来了——在满洲里，他们是打着‘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则是无耻地声称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后来，侵略者又把这件事称为‘上海事件’，还一度称之为‘紧急状态’。”
“现在我们可知道未来的战争会叫什么名字了。”
“‘上海事件’——没错，确实是一次‘事件’，一次导致一万两千余人伤亡、损坏上亿元资产、致使整个上海商界瘫痪数星期的‘事件’。国际联盟和其他大国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
“如果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并免遭外国军事统治而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话，你会感到惊讶吗？”
当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蒋介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共产党身上。他现在仍需为自己的“剿匪行动”提供经费。
子文担心，把目光只盯在共产党身上会让蒋介石忽视日本可能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金融大亨和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的赞同。1932年春，这些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反内战同盟”的组织。子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该同盟的会议，但他说，该同盟是“由民族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其“势力正在迅速增大，很快就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宣告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合法的行为”。该同盟承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把钱用在打内战，而不是抵抗外国（日本）侵略上的话，他们将停止给它提供一切经费。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古老而棘手的话题，在共产党和蒋介石政权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存在。无论政府面对的内部敌人是“拳匪”、太平天国义军还是哪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任何政权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中国免受外来侵略。但是，在如何定义什么是“外来”的问题上，同盟内部产生了分歧。该同盟成员都是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苏俄势力在中国的延伸，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运动。于是，关于他们到底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被提交给了该同盟的常务委员会。把持常委会的是杜月笙和坐“上海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这两位富有的慈善家。委员长刚任命杜月笙担任“剿匪总负责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常委会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由于又受到一些其他挫折，该同盟也就半途夭折了。
子文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了几周后，他决定再次提出辞职。机会马上就出现了。
正如大卫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发到前线作战一样，委员长把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调到了遥远的福建省去对付那里的共产党，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掉这支在上海保卫战中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蒋介石对它的英雄行为又妒又恨，他正准备再次对红军游击队在深山中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可以借此机会派十九路军到前线去，让它被红军吃掉。
调离十九路军就削弱了上海的防御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极大不满。这正好给了子文一个现成的能打动他那些金融界同僚们的理由，于是他便于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辞呈。
此时的子文暂时处于上风，他在筹款方面很有一套，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两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如果能把子文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还可以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意味着汪精卫必须让位。子文还设计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用部分鸦片收入来支付政府沉重的军费开支。
根据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卫于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将去国外“就医”。子文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于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再次发起抗日运动。
日本人目前已经占领了满洲里，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以消灭共产党的名义侵犯附近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号召人们起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还号召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并再次谴责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满洲里和上海的行为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热河发动进攻，在1月飞到热河组织部队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蒋介石。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少帅张学良。
子文在财政方面虽然比较保守，但从热河回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组织上海的银行家们开会，又发行了一批债券，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购买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发放军饷。委员长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挠，驻扎在热河省会的中国军队一仗都没打就被蒋介石撤走了。随后，为了让子文老实点儿，汪精卫的政治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并返回国内继续担任他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并且还与日本人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再次回到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位子上的子文发现自己所有的收获都变成了泡影，蒋介石又一次欺骗了他。1933年5月31日签署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把热河省旁边的河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子文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很值得表扬，但在中国政坛上他却是一败涂地。他的同僚们经常说，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所以才会到处碰钉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民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员长在短期内缩减了军费开支，也许是特意做出这一姿态，以向日本表明其军事力量并非以抗日为目的。不过，《塘沽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子文暂时取得的虚幻成就也就化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组建了一家国家银行来充当政府金库。1928年，他就曾与上海的两家主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打过交道。建立之初，这两家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时期，它们落入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掌控之下，管理层现在也不愿意把它们交给子文。由于银行界是政府债券的重要发放市场，子文并不想与金融家们为敌，而是采用权宜之计，从这两家银行借款组建中国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原德国俱乐部旧址。
到了1933年5月，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仅仅是继续暗中干扰，子文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进展。为了避免落得个鸡蛋碰石头的下场，对他来说，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应该离开中国政坛，到一个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领域里去一显身手。而此时，“财富”也早已来到了他的眼前，亨利·卢斯旗下的1933年第6期《财富》杂志样本运达上海，大幅报道了中国的这位传奇式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亨利·卢斯这么做是为了兑现自己1934年许下的诺言。当时他亲自到赶到上海来参访，在法租界子文家中的多次长谈中，卢斯曾一再督促子文去美国转转，声称他肯定会受到美国金融界和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为了促成此行，他们做了如下安排：给子文发一封会议通知，邀请他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子文可以从伦敦动身去纽约和华盛顿。卢斯做出专门安排，在子文抵达美国前夕，在杂志上对其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此外，他还安排子文在伦敦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
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文章这样写道：
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
子文施行的许多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很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些政策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卢斯和《财富》杂志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比如，子文通过牺牲广州商人的利益，并帮助从上海和北京的商人那里敲诈资金，为蒋介石上台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发行债券，他把中国资本家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地位。废除厘金制度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统一征税，而其他地区的那些小官僚们仍然继续征收厘金，因此国内贸易便肩负着新旧两种税收负担。从很多方面来看，子文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事情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财富》杂志却说这种统一征税制度受到了中国商人的广泛欢迎。卢斯写道（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实际上是他写的）：
他因为鼓励贸易而受到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他取消了厘金制度，一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收税的税务制度，它不但妨碍并延迟了货物运输，而且由于要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受到不当估价，商人们要额外缴纳数目不详的费用。商人们明白，厘金税以前在政府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宋子文做出的牺牲很是感激。
卢斯还赞扬了子文在征收盐税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盐税……总是带有勒索的味道。宋子文决定不再继续受人蒙骗，他打起灯笼四处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人选就在眼前，他除了有三位名声显赫的姐妹之外，还有两位不太为外人知道的弟弟。他选了年龄最小的弟弟子安来管理盐税事务。子文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子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对付偷税漏税者、如何对付那些抢劫运送税款的驴队的土匪等。因此，他组织了一支人们称之为“宋家旅”的军队，这支盐税征收军的旅长显然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因为子文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有一个弟弟，姓张。
卢斯承认这一系列任命有点儿任人唯亲的味道，但还是根据发表的需要为此做了辩护。他曾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助手说：“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公开宣传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关于宋氏家族的问题。他们……是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主要力量。因此，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美国读者眼里，这种夸大其词的赞美让他们觉得子文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1933年5月16日晚，美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收听了子文本人在伦敦发表的演说，《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对他这次演说的主题做了报道。他这次讲话的切入点为他今后10年的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夸得天花乱坠。他的观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政客、将军和传教士们）都愿意把美国当成中国人的救世主、天然的盟友以及两情相悦的“情人”。这种厚着脸皮的巴结逢迎，再加上卢斯预谋已久的宣传攻势，将使得美国人打开钱包，把大把的钱倾倒给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
子文说道：“在美国革命后的数年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结果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大萧条。随后，这种经济萧条情况突然转变了，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美国商人在中国拓展了贸易。”
“美国一些最显赫的家族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无论是罗斯福这一支还是德拉诺家族那一支的人，在两国早期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数百万美元的金钱可以在不用任何书面担保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这是一种互尊互信的极佳范例。”
“美国没有用枪逼着我们硬买下那些商品，我们是因为真心需要才自愿购买的。起初我们简直不太相信还有这种好事，但慢慢地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正在跟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民族打交道，这个民族正努力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新的贸易。”
“各位知道中国议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毕业于美国的各所大学吗？我本人就忝列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名录中。”
“我本人的直系亲属里，我妹妹蒋介石夫人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上的学。我的两个姐姐，孙逸仙的夫人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都是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的学。”
就这样，子文在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求爱”之旅。此后宋氏家族的成员将奔走在美国人的鞍前马后，在巴结奉承、小心侍候之外，还要充当他们的买办。宋家人将负责制定各种规则，帮美国人拎拎钱袋、记记账目，此外还要负责分辨哪些是他们的对手，哪些是来捣蛋的。美国人只需要负责给钱就行了。而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自认为道德高尚的感觉而已。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般。1933年8月，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之前，子文与美国农业局成功谈妥了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交付中国。这些商品将刺激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而宋家恰巧是其中的主要投资商。
这一成功之举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但子文低估了与其敌对的日本企业对英国和美国金融家们的影响力。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子文提出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但摩根家族、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机构慢慢地不再理会他的这个计划。美国金融界人士非常担心触怒好斗的日本人。
子文回国后，日本媒体加强了反对他的宣传攻势。日本外交官不断给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话，警告他们必须将子文从政府解职。
比这一切更令子文震惊的是，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中，蒋介石又在计划之外从上海的几家银行里挪用了6 000万元的资金。这些钱很显然都被委员长用在了最近一次发动的“剿共行动”上。这个洞又需要子文来给他补了。
1933年10月25日，为了偿还这笔钱，子文与蒋介石商量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为最近发动的这次“剿共行动”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把责任归结到了子文的头上。蒋介石火气越来越大，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指出，如果子文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次行动就会成功。当子文为自己辩护时，蒋介石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件事虽然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面证实，但人们都认为确有其事。）
子文捂着火辣辣的脸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随后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对于他这次突然隐退，官方媒体的说法是由于“健康原因”。
会见媒体的时候，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子文脸上挨了蒋介石一巴掌这件事还真的要怪孔祥熙。不过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