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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非信手得天下，国民党的大权也并非像熟透的果子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掌。国民党右派这次突如其来的政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没有人预知它的到来？此外，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内的“左”派、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苏联人都没能认识到它将带来的后果呢？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各派系均可接受的一个领导者，因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力量基础，也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有关这段时期的传记中经常会提到这种观点，但持有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并且也并不正确。
有点儿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界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那些有前途的军事领导者通常都会成为他们所在省份或地区的代表，因此就容易沾染上“军阀主义”的病毒。虽然从通常的角度来看，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但实际上他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权力、一种秘密兴盛起来的力量。即便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蒋介石的一切都得益于青帮的支持。
1925年11月，即廖仲恺被暗杀三个月后，8名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京郊西山孙文遗体停放的碧云寺秘密聚会，商谈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大计。这8个人一致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甚至包括中间派汪精卫等，都应该被清除出党，新领袖应该由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计划是蒋介石的三个军师——杜月笙、张静江和与蒋关系最密切的政治顾问戴季陶想出来的。他们三人想出了这个主意，并向其他人保证，蒋介石为人理智，可以加以重用。西山会议结束时，提出了一个口号：联蒋倒汪。
逐出汪精卫一事势在必行，因为在廖仲恺遇刺后，由汪精卫暂时负责国民政府。他势单力孤，无法真正掌握实权。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国民党刚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结果南方政府中大部分要害部门都落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如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夫人和新寡的廖夫人等人的手中。在上海的保守派看来，这相当于把中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联蒋倒汪”。
参与策划此事的张静江开始在广州政坛上抛头露面。他之所以受到毫无戒备心的汪精卫和其他人的欢迎，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对国民党非常慷慨，并且共和派革命领导人在一次次缺少资金的时候，大部分都向他贷过款。此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最重要的权力掮客之一。当时张静江由于患有脚疾，走路有些困难，经常坐着轮椅出行，这从那段时期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庞消瘦而苍白，颧骨高耸，嘴巴半张，似乎是在大口喘气。厚厚的眼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射出冰冷凶狠的目光，整个模样像极了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
张静江成了蒋介石的导师、首席政治助理和顾问……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把权力从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手中夺过来，稳定高层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给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联盟以严厉但非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愿望跟蒋介石那强烈的个人野心、他的狡猾、他对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的嫉妒之情、他善搞阴谋的长处以及对权力无比贪婪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蒋介石成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一个不是在晚上谋划白天行事，而是白天谋划晚上行动的人”。
蒋介石所选择的发动袭击时间，也确实是在晚上。
1926年3月20日凌晨时分，天气潮湿，广州人还没有起床，心地善良的共产党员们也正沉浸在梦乡。蒋介石命令最忠实于他的黄埔军开始行动。
几周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出击。3月19日，机会来了。一艘名为“中山舰”的炮艇在当天晚上从广州市中心沿江而下，停靠在黄埔。这艘军舰的舰长是一位共产党员。蒋介石认为，它停靠的位置具有威胁性，共产党人也许已经发现了青帮的阴谋，正准备先发制人，对他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黄埔军实行了精准的打击。黄埔军校里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全部被捕，所有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都被软禁。国民党海军局的那位共产党员局长也被抓了起来。在广州和香港负责指导劳工罢工的国民党办事处也遭到搜查，寻找相关文件和武器。接替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政委的那位亲共人士也被捕入狱。随后，在中国的好几个地方，成群的暴徒们对农民发动了暴力袭击。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与蒋介石或青帮有关，但是，这一连串巧合的事情就像一条巨龙不耐烦的翻滚之后引起的一连串的反响一样，非常令人气愤。
天明时分，蒋介石控制了整个广州城，国民党领导层震惊不已。慌乱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鉴于蒋介石一直以来都在为革命而奋斗，希望他能意识到自己在此事中所犯的错误。”
鲍罗廷又一次没有在场。早在2月4日，他就乘坐苏联“列宁”号轮船前往北京进行会谈，之后又去了莫斯科。汪精卫在鲍罗廷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蒋介石做出让步，宣称自己“染病”，并在一个非常耻辱的场景下，在宋子文的造币厂里与蒋介石见面，交出了国民党所有的办公印章。之后，他匆匆去了广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便去欧洲接受“治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苏联顾问们开始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广州，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只能隐藏了起来。但是，几天之后，蒋介石突然表示道歉，并释放了大部分在此次事件中被捕的在押犯，称整个事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许诺将处罚负责此事的那些军官。
这种恶作剧式的精明手段或许是兵圣孙子的典型作法，却并非蒋介石的处事风格，那些道歉的话也不像是他的语气，而是烙着杜月笙、黄金荣和张静江的印记。青帮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在释放被绑架的人质时（在他们付钱之后），总是会不断向人质们道歉。在间接以死相威胁（比如送一口棺材到别人家里）之后，也总是会连连道歉，并不断地解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受害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这一次，虽然话是从蒋介石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而动嘴皮子的人却是杜月笙。
看到蒋介石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青帮的头目似乎也有些吃惊。如果说共产党人对于青帮的阴谋一点儿防备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范围内多伸出几条绳索，把他们都勒死呢？
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已经把国民党内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打落马下，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全国范围内与强硬的“左”派分子以及中国共产党搞对立。他们已经占领了宝贵的领地，现在正可以利用“左”派那出人意料的软弱，巩固胜利果实，为最后的摊牌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抛弃苏联人那宝贵的支持，以及共产党人出色的组织能力，因为期待已久的北伐即将重新开始。
现在蒋介石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实际掌权人，只不过他的地位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仪式来加以确认。5月15日，国民党领导人召开会议，慌乱的领导层老老实实地提名蒋介石担任党的领袖。随后，蒋介石又任命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此一来，两人便联手控制了全党的决策权。
蒋介石的北伐计划获得了正式批准，他在北伐期间享有紧急处决权。国民党的所有政府机关都隶属于蒋介石的军事总部。国民党的兵工厂、政治部、总参谋部、海陆军的所有学校都划到他的指挥之下。军事政变至此全部完成，蒋介石取得了绝对的权力。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共产党领导者们都没有对蒋介石的夺权做出任何反应。列宁曾在1920年发出警告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提高警惕，保持革命领导权，谨防它落到那些可能将革命带入歧途的人的手中。然而，此时列宁已经离开了人世，同样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托洛茨基正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斯大林并不认为蒋介石的接管有什么危险，决定对此置之不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克里姆林宫甚至否认蒋介石发动了政变一事。苏联及各国际共产主义媒体都没有刊登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包括该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都有意隐瞒此事。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极力否认各非共产党媒体发布的关于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报道。纽约的《工人日报》宣称，那些报道都是“在撒谎，广州并没有发生叛乱”。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蒋介石并没有趾高气扬、得意扬扬地前来欢迎他，而是非常谦卑地为发生的各种“误会”连连道歉。为了让鲍罗廷的内心感到一点儿平衡，蒋介石大方地表示他将清洗党内的右派。这无疑也是一项为他自己服务的策略，目的是除掉政府机关内残存的温和的右派势力。如果这些人不是青帮成员，又没有上缴惯常的“保护费”，那么他们就应该被清洗出局。为了向鲍罗廷表示自己的“善意”，蒋介石亲自出马，清洗温和的右派。
鲍罗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对手。蒋介石的心理极其变态，他一会儿表现得非常仁慈，转瞬间又会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骂得下属们不知所措，可转而又会不断自责，在对手面前卑躬屈膝，弄得他们迷惑不解。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层都搞不明白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合作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美国记者乔治·索克思当时在广州，后来又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为宋子文工作，他认为是蒋介石逼迫苏联人做出选择的：莫斯科必须支持他以及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不然的话就结束中苏联盟，所有在华的苏联人必须离开。这种说法幼稚得让人难以信服。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托洛茨基的失败便意味着斯大林的上台。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则持另一种观点：“蒋介石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是有勇有谋。很显然，他是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他明确地向鲍罗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其实，“双方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就血战一场，搞得两败俱伤，让广州的其他军阀从中获益，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北伐军拿下长江流域之后再来解决”。现在的局面对青帮很有利，青帮可以借机布下一个更大的圈套。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鲍罗廷尽力对蒋介石进行安抚，同意撤走他不喜欢的那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这一切全都让人难以理解。后来，一位苏联顾问解释道：
我们觉得蒋介石性格古怪，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荣誉和权力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自己不但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支持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毫无疑问，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完全根据个人意志行事，从不想依靠群众。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获得荣耀，他有时候也会想到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
后来，托洛茨基更为简明扼要地总结说：“在变成刽子手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能用世界共产主义来作为掩护，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蒋介石正在计划将共产党引入青帮设下的圈套，因此在收网之前，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谈。
蒋介石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过之意，也没有暂缓实行未来计划的意思，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就是他又按照中国的传统，派了一名媒人——张静江去向寡居的宋庆龄求婚。庆龄对蒋介石曾请求她的丈夫孙文向她的妹妹美龄求婚的事仍记忆犹新。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急切地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圣人”孙文以及宋氏家族的威望和财力联合起来，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庆龄回顾了蒋介石向她求婚的事。斯诺简洁地做了如下记录：“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蒋介石托一位媒人向她求婚。庆龄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爱，因此没有答应。”
1926年夏，北伐开始了，目标是广州东北600英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北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派率领，向西北方向的武汉出击。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他的心腹黄埔军朝东北方向的南昌和上海进发。
苏联战术大家加伦将军跟西北军在一起，由苏联飞行员事先侦查敌军的方位。行军路上，共产党干部们不断发动农村和城镇里的农民和工人。由农民组成的卧底联手共产党人从内部瓦解了各个地方军阀的抵抗和北方军阀们的前方哨所，铁路和邮电工人们则中断了通信线路。共产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了群众对军阀和地主们的痛恨情绪。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问题做出了名垂千古的不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