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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
乔治详细谈了他们今后作为情报员管理者的角色。他认为在业已改变的世界之中，这个角色代表的形象不仅有情报部传统意义上的导师、领路人、家长与扶助者，还有支持者、婚姻顾问，更得知道如何去宽恕、安抚和保护。身为情报员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应对假想中最糟糕的状况当做家常便饭，从而成为下属情报员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档。他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把彭斯10的诗句变动了一下：“间谍再怎么样也还是间谍。”
然而，乔治刚向他们描绘过这美好的前景就转而告诫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得去操纵别人，而他们自然的情感也可能会受到损害。
“你们为了当不同的间谍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确实很有可能迷失自己，”他伤感地承认说，“千万别以为你们利用的种种手段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损害。只要目的正当，也许是可以不择手段——我敢说要不是这样，你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但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往往就是你们自己。在你们这个年纪，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很容易。以后就难了。”
他把极其严肃的事与极其琐碎的事糅在了一起，而且让人觉得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间或提出的疑问，似乎也正是我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不断自问却始终没能表述出来的问题，比如说：“它起到了什么好的作用？”“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答案。我们以前常说，乔治自己没想明白的问题从来都不会问。
他让我们放声大笑，也让我们心有所感；因为他流露出的无限敬意，他做的对比才让我们大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他让我丢掉了言听计从的态度，唤醒了蛰伏在我心底的反抗精神——自从我被流放到沙拉特以来，它始终保持着沉默。乔治·史迈利出乎意料地让我重新开始追寻，让我又感到了困惑，这真是太好了。
我看到过一句话，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肯定也没资格去教别人。我并不感到害怕——或者说，在面对死亡、知道自己难逃一劫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更害怕。尽管如此，以往的经历和些许痛苦让我在真相面前变得过于谨慎，甚至有点不敢正视自己。乔治·史迈利改变了这一切。乔治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位导师，也不仅仅是个朋友。虽然他并没有始终陪伴着我，却引领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觉得乔治就像个父亲，他取代了我那素未谋面的生父。他造访沙拉特，让我的记忆恢复了原有的危险锋芒。既然现在我有闲暇去回忆，我就打算和你好好聊聊，这样你也能一同体验我的历程，再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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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些人，”史迈利轻松自在地说道，一面愉快地朝着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笑了笑，她可是我特意安排坐在史迈利对面的，“当他们的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甚至彻底丧失他们心目中的自我。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终结我所生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的过去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那种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赢了。这并不是说取得胜利有多了不起。或许我们根本没有赢，只不过是他们输了而已。或许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枷锁的束缚，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说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我们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不知要找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找领带，平时他习惯拿领带宽的那一头擦镜片。但现在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却无法提供这种方便，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绸手帕。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本领。有那么多背信弃义的盟国，虚情假意的朋友，我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冲着我微微一笑，我估计他就会这样。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学生。时间又回到了1960年代，我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间谍，而乔治·史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史迈利——正关注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可都是好小伙子，每天的时间好像也比现在要长。也许并不比我现在的学生们优秀多少，但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为坚定。新生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世界的准备，哪怕让我上天入地去搞情报都没问题。我们那批新生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在沙拉特训练所，在阿盖尔的峡谷，还有威尔特郡的作战营地——我们像渴望赛跑的纯种马一样，等待着初次被分配到行动岗位上。
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走向成熟的，尽管当时历史的走向与今天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前、国与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现象，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显而易见。“红祸”无处不在，甚至已经逼近我们自家壁炉前的神圣之地。柏林墙建起已有两年，看样子还会继续矗立两百年。中东地区是座火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英国人选定的仇视对象是纳赛尔，原因无非是他让阿拉伯人重新获得了尊严，还拉着苏联人一起和我们讨价还价。11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奋起反抗从前的殖民者老爷。即便有少数几个勇敢的英国人偶尔觉得我们的势力因此受到了削弱——没关系，美国表兄总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这场世界范围的游戏。
因此，身为正在成长的秘密英雄，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手，宽大为怀的盟国，动荡不安的世界，为我们欢呼喝彩的美女——不过她们只能站在边线之外；最棒的是我们还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因为当时的圆场还安然享受着战时的荣耀。我们所有的领导几乎都是在对德谍报活动中获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被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赞同一点：就保护人类不受自身暴行的伤害而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德国佬还要凶险。
“先生们，你们继承的可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的训练组组长、传奇人物杰克·阿瑟·拉姆利总喜欢这么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的走运。”
是啊，我们简直太想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是一位虎胆英雄。三年的时间里，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简直像是别人家里的常客。他曾经单枪匹马地炸毁桥梁。他被抓住过，逃脱之后又被抓住，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他赤手空拳地杀过人，也曾在搏斗中丢掉几根手指。当血与火的战争结束、“冷战”取而代之，杰克根本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五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用勃朗宁九毫米手枪在二十步开外的人形靶上打出一张笑脸来。他能用回形针捅开你的门锁，不出三十秒就能在厕所冲水的拉绳上装好诡雷，只要一个动作就能把你摔倒在体育馆的垫子上，压得你动弹不得。杰克·阿瑟曾派我们从斯特林轰炸机12上跳伞，用橡皮艇送我们登上康沃尔的海滩，在食堂吃晚饭时让我们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肯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也让等待的过程变得愈发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和我一起分担，可能还会更叫人受不了。待在总部到处跑腿打杂也有个限度，干得太久了你的热情就会变成恼怒。
本和我是同一个星座的。我们年龄相同，上的是同样的学校，身材相仿，身高也只相差一英寸。就知道圆场会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跟对方说；他们很可能早都想好了！我们俩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名字里的“阿诺”就源自他的德国血统。也许是为了补偿血统上的缺憾，我们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喜好社交的英国阶层——爱好运动、奉行享乐主义、私立公学出身、充满阳刚之气，生来就是要当领导甚至是领袖的材料。不过，看到我们那届学生的集体照时，我发现本扮演这样的角色比我更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年的我根本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他额前有V字形的发尖，下巴线条刚毅，虽然年纪轻轻，却俨然是个男子汉。
据我所知，本之所以得到了人人都眼馋的柏林岗位，而我却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负责掌管在东德境内工作的有血有肉的情报员，而我却只能再次待命。
“我们准备把你借调到监视组干几个星期，小内德，”人事组的头儿说起话来一副故作慈祥、自鸣得意的腔调，我当时已经开始讨厌他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需要人手帮忙。会碰到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是你喜欢的。”
只要能换个活儿，怎么都行，我心想。所以我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楼一张黑咕隆咚的办公桌前，动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处心积虑地破坏在——咱们姑且说是贝尔格莱德吧——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我的那位上司讲话慢吞吞，到高级官员酒吧吃顿午饭要花上几个小时，我在他的指导下热情高涨地为会议代表团乘坐的火车重新安排线路，派人堵住他们下榻酒店的下水道，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安了炸弹。这之前的一个月，我英勇无畏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等着我收买的打杂女佣把前一天大使馆废纸篓里的东西带过来，从我这换回一张五镑的钞票。与这些不入流的活儿相比，跟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监视人员干上几个礼拜，这在我看来简直像是去免费度假。
“他们把你分到了‘肥仔’行动那一队。”人事组的头儿说，然后把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屋13的地址给了我。走进安全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一台吱呀作响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14的歌曲。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满怀羡慕地默默念叨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那些身在柏林的英勇谍报员，那座城市可是永恒的间谍之都。当天晚上，我们的队长蒙蒂·阿伯克向大家作了情况简报。
容我先替自己辩解一番。那个时候的我对其他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名副其实地属于军官阶层，而且觉得自己生来就跻身于社会体系的上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圆场这个机构无非是其保护的英国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的监视人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当——比如溜门撬锁的、搞窃听的——就应该从工匠阶层里来挑选。跟踪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戴着圆顶礼帽。一旦你离开伦敦市区的黄金地段，那一口千锤百炼的BBC播音腔不可能让你做到不引人注目，尤其是当你在假扮街头小贩、擦窗工人或是邮局技师的时候。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作一个年轻识浅的见习船员，坐在一帮经验丰富却没什么地位的同船水手中间。你看到的蒙蒂也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精神紧张、总爱找茬的猎场管理员。算上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于是分成了三个三人小组，每组里面都有一个女的，好照顾到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头儿。
“晚上好啊，大学生，”他站到一块黑板前头，正对着我说道，“我说，来个素质高点儿的帮我们提提品位，这感觉总是挺好的啊。”
四周一片笑声，就数我笑得最响。得让他的手下知道我开得起玩笑。
“大学生，明天的目标是某君主国至为尊贵的‘肥仔’殿下，又叫做——”
蒙蒂转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笔，费劲地写下了一个老长的阿拉伯名字。
“我们的任务，大学生，就是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