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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上坐下来，而是绕着桌子走过去，背对着边窗坐了下来。那是亨克的椅子。他不停地敲着桌面，好像很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给他倒杯咖啡。看到双筒望远镜、那袋打开的杏仁蛋糕以及阿达和我用过的杯子，他有点吃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餐桌边。我依旧站在起居室的门口，视线从他敲打的手指转向父亲的前额，接着又从父亲的前额转移到我自己的手上。
我没有立刻给他倒咖啡，而是走过去，站到前窗边。那只冠鸦正在它经常栖息的树枝上盯着我看，还低了低头，像是在耸肩膀。我不知道鸟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将折翅的弯处称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动物，猫科类的动物。进入秋天以来，它就一直栖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有些天又会再次注意到它，感觉就像初次见到它的那一次，当时，我在四张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独自一人吃饭。它收了收双翅，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撞到地上，这才又张开翅膀，我后退了一步。它看起来好像要直接穿过窗玻璃似的。一个急转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后朝艾瑟尔湖的堤坝飞去。我看着它远飞而去，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
听他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来。对了，他想来点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会拒绝来块杏仁蛋糕的。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希望葬礼悄悄进行似乎有点太自我了，葬礼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所以，参加葬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亚普来了，阿达和孩子们来了（维姆没来，他厌恶死亡，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也来了。“你怎么……”我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阿达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电话听筒的样子，然后举到耳边和嘴边，抱歉地耸耸肩，头歪向一边。
“共同面对，这很重要，”他对亚普说。
“小伙子，你说的对，”亚普回答。“完全正确。”
即便我有点怀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葬礼是否已经渐渐成为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的习惯，这可是不正常的行为，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处同样是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时间不长，没人上去致辞。天气晴朗，气温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数。我向坟墓里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铲子，葬礼中我喜欢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还没落到棺材上就被风吹走了，等于半途而废。只有罗纳尔也这么做。
“你觉得新来的司机怎么样？”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后，加尔裘问。阿达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面包屋里买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为父亲的葬礼准备的。男士们喝的是荷兰琴酒，特尼和罗纳尔喝的是带泡泡的饮料。
“我觉得她话有点多，”我说。
“是的，”他说，依旧那么笑着，“我听说了。”他的笑容不再让我感动。
“你们也是农民吗？”亚普问特尼和罗纳尔。
“我们还是孩子，”特尼纠正他。
令我吃惊的是，讣告在报纸上刊登后的几天里，路边的绿色邮箱陆续寄来了不少卡片，有好几十张。一张是牲口商寄来的，葬礼两天后，他从新西兰回来了。连农夫克拉斯·范·巴伦也寄来了一张，他跟我同岁，由于没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带走了。亚尔诺·科佩的父母寄来了卡片，老奶罐车司机的遗孀也寄来了卡片，当然，还有不少卡片来自许许多多的远房亲戚，众多的远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姓范·沃德伦。
我给丽特和亨克寄了张卡片，他们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们的报纸。尽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张丽特寄来的也许并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压根就没有回复。即使从此以后我永远没有她的信息，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张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写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个好人。我现在还骑着他的自行车，我把它带回家了，因为车锁我锁不上，不带回家怕被偷了。我会怀念他。再见！亨克。他选的卡片上有一组动物：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我忍不住发笑。“真可爱，”阿达说。“它们是不莱梅镇的音乐家，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尤其喜欢那头驴。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从货架上精心挑选的。
两个星期前，我过了五十六岁的生日，当时在德国。他想开车通过艾瑟尔湖的堤坝，而我却想开车直接穿过新的圩田。要是开我的那辆欧宝士官生车，在去丹麦的半路上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就开着他的车通过堤坝。刚开到纪念碑——也就刚开了一个小时——他把车停了下来。我们望着车外的瓦登海，各自点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之后，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他的家乡——过了吕伐登就是那个小村庄。他带我参观了他制作鹰板的棚屋，这些鹰板他卖给来自弗里斯兰省各地的顾客，根本无需做广告。“你说我怎么会喝得起荷兰琴酒(2)呢？”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酒。“就凭我这点养老金？”他还带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一棵长满节瘤的梨树下面，梨树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将两块金属焊接在一起，做了个十字架，竖立在梨树下，被挖起来的泥土依然堆积在那里。起居室里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至少是过去帮工小屋里的书的两倍。他又给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没有倒，因为他要开车。我一饮而尽：我不想待在弗里斯兰省，我还想继续往北走。
过了纽威斯倩，就到了与德国的交界处，我们又一次停下车，因为他饿了。“我们现在要吃点东西了，驴人，”他说。我感觉还好。
如果路上不停车，一天之内到达丹麦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到那里还不到五百英里。但是我们没有一直开下去，刚过汉堡，我们就在一家路边旅店停下来过夜。“双人间吗？”前台一位态度冷漠的女服务员问道。“当然，”他说。“那样便宜，不是吗？”我们两个人都仰面躺在那张大床上，我双手紧扣搁在肚子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第二天醒来就是我的生日，我原本不打算告诉他的，没想到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记得我的生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记得的。
“十三年中，我没有一次接到过你和你弟弟的生日邀请，”他说。“你觉得那样的事我能忘记吗？你们俩头顶生日帽气喘吁吁到处奔跑，而我却照常干活。有时候你们甚至跑到我跟前，骄傲地喊道：‘今天我们过生日！’”
这些事，我根本不记得了。他说是那么回事，那就是那么回事吧。
有时候我忘了，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时他就认识我了；有时候我还忘了，他来帮父亲干活的时候也是个孩子，也就同亨克差不多大吧。
从普特加登(3)起航到勒兹比(4)靠岸，轮渡只用了四十五分钟。我将车子驶离渡船，想把车直接停在路边。
“你在干什么，驴人？”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到丹麦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踏上丹麦的土地了。
“丹麦还大着呢，”他说。“开车上路。”
一路行驶，我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路标上的地名几乎都知道。我们在哥本哈根外的一家路边饭店停下来想买点吃的东西，这才发现在丹麦不能用欧元付账，收款机边上的小伙子还是收下了欧元，但我觉得，他是很不情愿的。开过哥本哈根之后（“这个地方太大了，太喧闹了，我们继续往前开。”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将银行卡插进自动提款机，输入密码，然后从狭槽里取出丹麦克朗。他没有银行卡，要不然就是没有带在身边，因此一切花费都由我包了。我们没有明确目的地，所以决定一直往前开。结果，我们来到了一个连名字都无法认读的村庄。
这里群山绵延，没有沟渠，几乎也看不到牛。显然，牛多在日德兰半岛，亚尔诺·科佩就在那里。偶尔看到几头牛，通常也是棕色的。“菜牛，”他叫了一声。我们朝另一个方向看去，一片片小麦地、大麦地和黑麦地，还有油菜地，山顶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油菜地的四周种了一圈西芹。几天前，我在一个花园里看到一株盛开的杜鹃花和一株盛开的紫丁香，旁边还有一些红郁金香。这里的花似乎都在同一时间绽放。
天色渐黑，我们听到了一只林鸮悲哀的叫声。
死了就是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新的牲口商来得正是时候，他开的是老牲口商的卡车，说是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它接手过来了。他是个年轻人，行动鲁莽，两个月前还好好的卡车现在已有好几个凹痕了。他还是个说话不着边的人，一见面就叫我赫尔默，好像我们是老熟人。我问他能否随叫随到，把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二十只羊还有一群羊羔一起运走。
“没有问题！”他喊了一声。
“那你打算怎么运呢？”
“我会有办法的。”
“要快，最好是一下子搞定。”
“包在我身上，”返回卡车的途中，他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喊道，“那你的牛奶配额呢？”
“那不关你的事。”
“行，就这样。”
两天后，他咋咋忽忽回到农场，面无表情地报了个价。“但那样的话，你就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接着又大声嚷嚷开：“我这是在冒险，我必须确信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牲口都转手过去，我的牲口棚没那么大——”
“我改主意了，”我说。
“什么？”
“我要将母羊留下，还有小羊羔。”
算账的时候，他的眼神似乎暗淡了些许。过了一会儿，他算出一个总数，比之前的稍低。“但的确如此，”他说，“我要冒风险的，如果——”
“就这样吧，”我说。
“真的？”他大吃一惊。
“就这样。”
“那好吧，那么——”
“什么时候？”
“马上，”他说着，劲头已经不足了。“马上。”
这些牲口被带走的这天我一直待在父亲的卧室里。我把照片、绣品和水彩蘑菇画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土豆筐里。我将他床上的东西揭掉，洗了床单和枕套，卸下窗帘，擦了窗户，还用吸尘器打扫了蓝色的地毯。当我将吸尘器的管嘴伸进床底下的时候，床底下的那首诗差点被吸进了管嘴。
一个古怪的人，他跟我说过我是个古怪的人。当时，听他这么说还觉得挺亲切。
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下来，又读了一遍那首诗。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读诗，我真是无地自容。我把诗对折起来，随手塞进后面的裤兜。一个星期后，我从刚刚洗过的牛仔裤口袋里将它拿出来时，它已经成了纸浆。晚上，天已经变黑，我这才往牛棚里看了一眼，那里已空空如也，一头牛也不见了，虽然其他的一切还是原样——干草、牛屎、灰尘以及温暖的感觉。幼崽棚更是空荡荡的。我刚一进去，一只脏兮兮的猫翘着尾巴，嗖的一声窜了出来。
第二天，我给森林委员会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丝毫没有把那块地卖给他们去建游客之家的意思，如果不再收到他们与此相关的信函，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有意向，我会主动联系的。直到我动身去丹麦的那天，我都没有收到任何信函，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用来装旅行用品的箱包，最后在库房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只又大又旧的皮箱。我用肥皂把箱子抹了抹，使它更柔软些。在过去漫长的三十七年里，我日日夜夜挤奶，没有度过一天假。天晓得父母亲什么时候用过这只箱子，他们从未度过假。
我还去拉博银行(5)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出国需要一张银行卡。银行卡要等两个星期才能取到，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不过，我用这段时间整修了一下厨房，将它重新粉刷了一遍，把旧窗帘扔了，换上了软百叶窗，把桌子也处理掉了。我甚至想开车去蒙尼肯丹的家具店看厨房用品了。第二天，罗纳尔来了，看到驴棚后面有一堆东西在冒烟，就问我：“你点篝火了？”特尼也在，他加了一句：“怎么没有叫上我们？”
我们在外面有顶的平台上坐下来，当天早些时候下过雨，但不冷。花园里弥漫着雾气，假日之家的边上生长的竹子碰击到木板沙沙作响。我们晚餐吃的是甜菜根烧肉丸，肉丸是在十八超市买的，餐间，我们喝了一瓶红酒，红酒在丹麦是很贵的。
“我们明天做什么？”我问。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先起床，然后喝点咖啡。”
我问了他有关他的鼻子、他的父母、弗里斯兰省和他的狗的一些事，还问他怎么会来给父母亲干活的。“你的问题可真多，驴人，”他说。“你问这些干什么？”他唯一愿意谈的就是他的狗，那只狗就在新年前死掉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三个朋友打完牌后回到家，在一张椅子上刚坐下，那只狗就把头倚在他的大腿上。突然间，狗的头完全压在他的腿上，他用手一摸，觉得狗没有生气了。“它就那么死了，”他说。“就像一个玩具，就像一个小玩偶，一按脚下的按钮，便散架了。”
“这么说，你在弗里斯兰是有朋友的？”我问。
他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他指着花园中间那棵湿漉漉的樱桃树：“我们至少还得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我没问题，”我说。“我喜欢樱桃。”我进屋，倒了两杯咖啡。走出屋子时，发现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去，又见到了灿烂的阳光。这里是北方，天黑得很晚。我将咖啡摆到花园里的桌子上，边上放了一长条黑巧克力。
“你怎么不再养狗了？”
“不能老是养狗。”
“不能？”
“每当一个生命结束，情感就会受到伤害。”
“这我信。”
“一次，我的一个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