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复兴军。对于山海关方向的辽东军阀们，暂时因为外部和内部危机而团结起来了的后金女真高层，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压力的。
面对艰难的情况，为了保证后金女真的西部安全以及人力资源的补充，代善作为留守留在了沈阳地区的大本营，而多尔管则率领着上三旗的部分力量联合了仍旧“忠心耿耿”的科尔沁蒙古，对蠢蠢欲动的蒙古各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征伐。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明王朝政府军和高迎祥领导的闯军，在真定府、东昌府、潞州府和大名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左右的长时间拉锯战。
在这个山西、山东、河南和北直隶的交界地区，双方进行了相当惨烈的战争。
其中，政府军方面以被重新启用的袁崇焕领导的五万关宁军，孙元化领导了三万山东新军和卢象升领导的两万天雄军为主。
而闯军方面，则是以高迎祥领导的二十万陕西和河南闯军，李自成领导的六万河南闯军以及张献忠领导的五万陕西和山西闯军为主。
从人兵员素质上看，双方基本上算是大哥别笑二哥的状况。明王朝政府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和闯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经过了简单的训练就被迫从军了。
从部队骨干上看，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方面也是半斤八两。明王朝政府军方面，卢象升的天雄军属于私军性质，其中的主要军官都是卢氏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属于受过一定教育，看过一些兵书战策，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的地主阶级子弟。
关宁军方面的军官都出自辽东辽西的将门世家。实际上也别被将门世家的大牌子给忽悠了，越是这种将门世家的出身，部队就越是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打硬仗。
因为兵为将有的体制而部队主力家丁化的原因，关宁军这样的军阀部队，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一旦战事出现挫折，作为部队骨干的家丁家将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保护着各自的主子在战场上搞大转进。
原本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可以在野战中打败后金女真的白杆兵、浙江兵，就是被这些猪队友用这种做法给活活的坑死在了战场上的。
而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的骨干则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各大地主家族的子弟。这些人都是在文化学习上不怎么灵光转而舞刀弄枪的地主大家族的子弟。
不过别看这些人似乎在三支部队里的地位最低，但是他们可都是接受了孙元化的“好朋友”，著名葡萄牙“忠君爱明”传教士曾德昭推荐的西班牙籍中*人（其实就是复兴军假扮）的“专业”训练的。
最起码，这些人能够在战场上把复兴党廉（高）价卖给他们的“先进”火器的威力给发挥出来。
同样是在部队骨干方面，闯军的骨干主要是过去山陕地区的边军军官。这些人的实力其实要比明军方面要强一些。
其实双方在战斗中都发现，不管是闯军方面还是明军方面，在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都是使用了“南洋”火器的部队。特别是被孙元化重点装备的山东新军，他们在双方的大混战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大量优质的佛郎机小炮和近万杆南洋燧发火枪，在战斗中给予闯军以极大的杀伤。
不过山东新军的这种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就被明王朝政府军自己内部的内斗所束缚住了。
一方面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在作战中为了自保实力出工不出力，在战场老毛病发作，开始大搞花式“坑队友”。另一方面，看到战事缓和下来的崇祯皇帝又开始大搞太监监军，把一批专门降低战斗力的太监派进了三支部队。
结果刚刚好转起来的战事，很快就被以天雄军监军高起潜为代表的太监们的搞坏，开始全面转入困境。
闯军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困难。和明王朝政府军不同，相对比较团结的闯军的问题在于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
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农民造反军正规化之后，一方面确实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正规部队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给闯军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河南、山西和陕西已经连年经历蝗灾、旱灾和兵灾，所以这三个名义上被闯军控制的地区，不能个闯军提供任何的补给。而且闯军方面还得派遣一部分部队在各地驻守。
战争才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闯军方面的后勤危机就开始爆发了。士兵方面没吃少穿，大量的士兵不是私下逃走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投降明王朝政府军。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只能把前方战事委托给李自成和张献忠，他本人则领着近十万的部队在山东西部地区流窜。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后勤压力，一方面是为了就地打粮维持自己的部队。
到了1631年下半年，因为山东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被高迎祥破坏，加上突如其来的蝗灾，当年的收成颗粒无收。在绝望中的高迎祥最终痛下决心，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变为捕奴队，在中原地区开始大肆的掠夺人口，用于和复兴党的粮食物资交易。
在高迎祥的带领下，张献忠和李自成也有学有样。以至于到了1631年年末，原本在中原民众中处于正面形象的闯军也变得和明王朝政府军一样，不被任何人所欢迎了。而看到自家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之后，原本在战场上开始重新占领上风的闯军内部，士气也开始不可逆装的跌落下去。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天下争霸战争中的三个主角，无论是后金女真，还是大明王朝，或者是农民造反军，都开始陷入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当中。因为战事的缓和，一时间整个中国居然有了几分风平浪静的味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改变明末中国命运的惊天大变，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爆发了出来。
第440章做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
在现代社会里，有很多人误认为通货紧缩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有人产生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在大的趋势上有这种倾向，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因为国家相对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制度，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一种把市场经济作为运营手段的高等级的资本运营体系。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着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集团人为制造出来的。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以一个工厂为例，在这个工厂里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工厂主，一个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
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制造出商品，工厂主把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工人，之后再把出卖商品所得的一小部分交给工人作为工资。工人们用这些工资再去购买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工厂主把卖出商品的所有所得都交给工人，让工人们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话，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完美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工厂主，也就是资本家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拿出来组织生产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是为了牟利的。这样一来，每一次生产之后，工厂主都会把出卖商品的大部分所得占为己有，而为了更有效的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会不断的使用各种方法去降低工人的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发现，工人们生产的商品越多，自己的所得其实就越少，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越少，自己的所得仍旧会越少。和生产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有工厂主的存在，他们的收入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多是少，工人们因为所得都会不断减少，他们对于商品的购买力是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的。
而工人们买不动商品，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相对过剩。在这里，不是商品真的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工人们在缺乏商品的情况下也没有对商品的购买能力了。
生产出来商品而又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工厂主就无法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厂主本身的利益导向，他当然不会去增加工人的购买力，而是会采取解雇工人，提高工人的劳动量等办法降低生产成本。
这个时候，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进一步的破坏工人们的购买力的。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加重危机的过程。
当这个危机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进行而不断的积累最终爆发出来的时候，工厂主一般就会把工厂关掉，最终让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停止掉。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危机的不是真的商品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在人为的制造商品的相对过剩。一方面是大量堆积的商品被资本家为了保证商品的价格而被销毁，另一方面是被资本家剥削成赤贫最终失业的毫无购买力的工人们。
马老人家就是在看清了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过程之后，才明确的指出，其实只要剥夺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工人们自己组织生产，就可以保证商品生产过程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了。
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经济危机这种东西，其实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正是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愚昧，才最终导致了破坏性巨大的经济危机出现。
从一个政权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有效的抑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平衡生产资料占有者和被剥削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政权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平稳的发展，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通货紧缩这种经济危机甚至是老百姓有利的原因，是因为执政者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怎样平衡生产资料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且能够通过手中掌握的国有企业调整分配。
与之相对的是，明朝末年的大明王朝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对掌握生产资料的既得利益集团完全失去控制后走向灭亡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来说，生产资料只有土地这一个。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在土地和粮食生产还可以被明王朝政府所控制和影响的时候，明王朝政权相对还比较稳固。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进行粮食生产的土地都被市场化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剧烈化，使得明王朝政权彻底的失去了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
剧烈土地兼并再加上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明王朝的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和历史上不同，因为复兴党的存在，因为复兴党掌握了湖北地区的所有土地，并采取了严厉的粮食管控政策，明王朝的粮食危机比历史同期要严重上百倍。而同样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对白银这种货币的强大吸纳作用，明王朝的经济危机比原本历史上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大肆囤积白银导致的通货紧缩还要严重无数倍。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对生产力的破坏才能被释放出来，然后国家经济才能重启一样，封建农业社会也必须经历一个狂暴的，对生产力和人口的大破坏，才能重启。这就是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规律。
现代社会的网络上有种说法叫做，不去作死就不会死。
1630年五月发生在北京城内的周国丈粮行被劫事件，因为张献忠攻陷山西各地后，引兵进攻娘子关而被压制了下去。
要知道一支人数几万的闯军突然攻入当时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北直隶地区，这给明王朝中央政府带来的压力真是要多巨大有多巨大。毕竟从娘子关一出来就是广阔的华北平原。装备了大量战马，机动能力极强的闯军，可是能够快速移动到北京城外，进攻当时只有京营二十几万纸面部队驻守的北京城的。
就是在这个关口上，崇祯皇帝才在魏忠贤的劝说下把关在监狱里的袁崇焕放了出来。而在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放出来之后，他才凭借自己的关系，从一直对明王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距离的辽东军阀那里，又调来了五万部队。
其实就从战斗力上说的话，五万多完全军阀化，从上到下使用的都是兵为将有的家丁制度的辽东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很高。
不过目前的辽东军头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铁杆，而这次被派往中原统兵的祖大寿妹夫吴襄又是个投机心理很重，在祖大寿麾下地位颇高的人，所以祖大寿才在吴襄的劝说下，听从朝廷的命令东拼西凑的派出这所谓的五万大军，前来襄助袁崇焕的。
从1630年中旬到1631年下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在目前的明王朝政府军中，战斗力排在第一位的是孙元化麾下的山东新军，紧随其后的是卢象升统领的天雄军。而人数最多的辽东军的表现，就和他们的统领者袁崇焕一样，是个光说不练坑队友闹事儿的好手。在正面战场上数他们的败绩最多。
可即使是这样，已经因为崇祯皇帝没有对阉党斩尽杀绝，并把魏忠贤留在中枢的举动，对崇祯皇帝彻底失望了的东林党人，却和已经对朝廷生产生异心的袁崇焕窜通了起来，把作战能力最差，但是在闹饷兵变上很有一手的辽东军布置在了京师周边。
袁崇焕把五万辽东兵当成了自己的保命符，以五万辽东军威慑朝廷，而东林党人却想的更远，他们想要用这五万辽东军来个清君侧，“搞个大新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