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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国军的人事，虽然深受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北洋时期并无二致，但是国军和北洋部队，毕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国军军官阶层的素质较高。北洋时期行伍出身的干部，只要平时能叫口令，整理队伍，战时能杀敌喊冲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学识，甚至地图的南北也不会分，一个大字也不识。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干部，则大多受过军官教育，各种典范令、教程，均能传诵，参谋业务、作战指挥，均能运用，且历经现代战争的洗礼，虽然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尚感缺乏，新兵器的运用及因兵器性能改变所引起的战术问题，缺乏研究，[58]但是一般说来，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较北洋时期为高些。
第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一般说来，国军（尤其是中央军）的干部来源，以分发和业缘为主，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用人范围越宽广，干部素质则越高，任用私人的弊病也越少。
第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国军部队历经巨幅的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的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脱离旧式军阀的窠臼，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59]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
最后，再试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人事制度作一比较。两者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相似，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如国军，领导阶层的现代军事知识也不如国军，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研究、学习动机强烈。1949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该院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他们实在没有好的武器，和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60]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共军的人事制度，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62]这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63]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在升迁制度上，对干部的晋升，概归部队直属的上一级提名拔擢，经由党委的逐级审查考核，再送由干部管理单位办理，彻底实行以党领军的人事制度。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64]在奖惩制度上，赏罚命令公布前，让士兵参与讨论，借以增加其向心力。[65]又利用一般人爱好虚荣的心理弱点，发起种种“立功运动”，激励官兵的竞争向上；通过不断的整肃，遏阻军队腐化的倾向。用胁迫的方式使乡间的富户、地主捐献参军费，用之于补偿军属，以安军心。如此，共军人事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共军的体制，也因而和国军有所不同。
[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5页；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9页；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军统人员邱开基在促成龙云出兵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阅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653页。
[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第6辑，第14页。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第61页。
[4]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第47页。
[5]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元月，第206页。
[6]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0页。
[7]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第207页。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00页。
[10]刘雨卿：《生活回忆》，第17页；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4节。
[11]陶峙岳：《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0页；李铁军：《往事如新》，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87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9—190页。
[12]赵桂森：《新的服务精神与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央训练团运输人员集训班训练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1948，第43页。
[1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33页。
[14]钟德灿：《一个起义将军的路——记陈明仁将军》，第227—229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8—139页。
[15]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100-102.
[16]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61页。
[17]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3页。
[18]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11月，第43页。
[19]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9页。
[20]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192.
[21]《整军建军专题报告》（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775，军政部档案。
[22]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101.
[23]《民国30年1月27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电》，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34页。
[24]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7页。
[25]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记录》，第71页。
[26]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99—101.
[27]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28]郑锡安、何章海：《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第189页。
[2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第196页。
[30]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第122页。
[31]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14页。关于武德励进会，详见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2]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0页。
[33]张寄亚、王有禄、刘柏石：《马鸿逵在宁夏》，第57页。
[3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83页。
[35]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0页。
[36]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第83—84、241页。
[37]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15页；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61—565页。直至1949年12月，中央在西康境内的部队，仍然仅有驻在西昌的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即前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和1949年11月始空运至西昌的胡宗南部三个营。参阅伍培英：《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2页。
[38]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3月，第22—23页。
[39]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9、214页。
[40]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38页。
[4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4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12月，26页；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75页。
[43]廖位育：《有关倮军阀龙云种种（上）》，《传记文学》第43卷第6期，1983年12月，第93页。
[44]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
[45]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第265—266页。
[46]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3.
[4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20页。
[48]黄仁宇：《从烤面包说起》，《中国时报》，1991年12月3日。
[49]闻钟：《民主政治的人事行政》，《中国评论》第3期，1947年9月，第7页。
[5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51]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页。
[5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6页。
[53]戴坚：《中美兵学通论》，世界兵学社，1945，第18—19页。
[54]孙连仲：《孙连仲先生访问纪录》，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109页。
[55]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248回。
[56]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第162—163页。
[57]Andr é Corvisier,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58]袁守谦：《建军导报复刊以后》，《建军导报》第1卷第1期，1944年7月，第1页。
[59]蒋永敬：《黄埔军校创办的时代意义与背景》，“国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