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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_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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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和国军接触机会增多,对于国军的指挥和参谋程序即甚为惊异,他们指出:“中国军队的参谋和指挥程序十分独特。参谋所发命令无人重视,命令必须是由指挥官本人发出。如为书面命令,需盖有关防。”[95]他们对于和国军军政部门交涉时,凡事均需签报部会首长核示的作业程序,也常有怨言。为此,蒋介石曾于1945年1月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96]但是成效似乎十分有限。

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参谋制度,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将中国的参谋制度和美、德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前,在德军中如想升至将官,参谋团为必经之路。参谋团有如一个需具会员资格始准进入的俱乐部,其成员均为精英中的精英,在一般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人数虽少,影响却极大,对于作战能力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战争学院主要是以考试方式选拔优秀军官入学,考试科目中最重要者为战术。1920年以后,所有军官均需应考,考生通常需要花费五个月的时间准备,其慎重的程度由此可见。入学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录取人数一直均极少,即使在参谋人员逐渐不足的1936年,也只在1 000人中录取了15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常录取学生60—80人,1943年以后增至100—150人。

德国战争学院需肄业三年始得毕业,宗旨在培育能够担任师参谋长的作战人才。课程主要为战术,其次为军事史,至于参谋作业和军事组织、情报、补给、运输、兵工、各军种间的勤务支援等科目均为副科。毕业前,由队职官根据平日对学生的观察予以评分,而不举行笔试。所着重的特质为智力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当机立断和掌握重点的能力、创造力和长时间工作的耐力。战争学院毕业生,首先需至参谋本部见习1—2年,然后才能正式取得参谋资格,可以佩戴众所羡慕的深红色臂章和银色领章,并可在其阶级后加一“参谋”(im Generalstab简称“i.G”)的称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学院停止招收新生,三年的课程改为八周,目的在培育能够服务于参谋本部基层的人才。课程着重实用,强调战术、补给、运输、参谋作业、情报及反情报。毕业生被评为适任参谋职务者,通常在80%左右。至1942年3月,由于伤亡人数增加,对于参谋的需求迫切,于是参谋制度再改组。参谋军官需先在师部参谋部门见习6个月,再至高一级的机构(如军部)任职3个月,然后接受8周的参谋课程(Lehrgang)及6个月的见习,最后才成为参谋,训练时间总共约一年半。[97]

军界权威人士,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参谋制度,均认为就整体而论极为良好(excellent);但是对于战时情况的评价,则各家评价不一,并无一致的看法。[98]在此值得重复的是德国参谋制度的一些特色:第一,以一所单一的战争学院,担任所有教育的功能。第二,特别强调战术及作战技能,相对地忽略了战略和高层作战指挥(higher conduct of war)。第三,重视学生个性,而非知识和能力。第四,依赖教师而非笔试,了解学生。第五,不论战时和平时,重视非正式教学(informal teaching)和实作(practical work)。第六,长时期的见习。第七,直至1943年前,几乎是以战争学院作为升迁的唯一管道。第八,参谋团排外(exclusiveness)和隔绝(separateness)的精英性质。以上各点,均为普法战争以降的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特色。[99]

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本部创立于1903年,在许多方面是仿自德国的参谋制度,但是自始也有其特色。美国的参谋系统远较其他国家的为庞大,包括一般行政和作战指挥,参谋的训练也以此二者为重点。

美军对于参谋人才的培育,可分为两个阶段。1901年,将位于雷温渥斯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步骑兵学校(US Infantry and Cavalry School)改为一般军事暨参谋学院(the General Service and Staff College),[100]招收各单位推荐的中、少尉,施予一年的参谋教育,毕业生派往各部队担任参谋职务,性质有如德军的带兵参谋(Truppengeneralstab),只是素质较差。为了培育参谋本部部内的参谋人才,又于1904年创立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不过直至1922年,战争学院学历才成为进入参谋本部的必要条件。要想进入战争学院就读,首先需毕业于指参学院,不过考绩特优者不受此限制。战争学院修业期限为一年。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任务理论上包括培养军官在高层执行野战作业(field operations)的能力,包括和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传授参谋本部的业务;训练如何和海军联合作战;教授过去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战术和后勤。实际上,课程偏重于国际关系、经济学、工业和各军种间勤务的问题,因为其目的主要是在培养国防部从事一般行政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在战场指挥的能力。[101]

中国自古以来即已有军事参谋机构,军队中存有参谋的固定职务,参谋业务也日趋完善,但是参谋机构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组织体制。清末军事参谋组织形式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近代美军参谋团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102]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直至抗战期间,参谋制度才逐渐建立。自此以后,不仅各军事机构及部队的幕僚作业得以有统一的范式,同时此项作业方式后来甚至为各行政机关所采用。[103]

不过国军的参谋制度由于以下几种因素,使得应有的功能并未能充分发挥。第一,参谋教育的质和量均不符需要。在课程方面,陆大一如德国战争学院,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但是不同于德、美的战争学院,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模仿西方现代化战争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和本土环境的配合。在师资方面,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一流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加上抗战期间经济条件恶劣,遂造成师资的素质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

第二,参谋人事制度的不健全。查德国的参谋制度,平时对于战争学院毕业学员,每期择最优秀者百分之二十,留最高统帅部服务,满二年后则派赴各部队,充任尉官级各项主队职,再择选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校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将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如是经过若干次派遣调回,逐次淘汰,仅留百分之四、五最优参谋军官在参谋部服务,一旦遇有战争,则使出任战斗序列部队各级指挥官或幕僚长。[104]至于国军的参谋制度,则一方面由于陆大对学员考核不确实,毕业后服务期间,又因考核制度不健全,如需遴选最优参谋,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军令部对陆大正则班及参补班学员动态,无法掌握。参谋团的名册既难完善,自然无法实施人事管制。[105]

第三,参谋人员的地位低落。近代德国的参谋人员均为社会中的精英,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代美国由于社会上及精英的民主气息浓厚,参谋制度被视为是不符合民主的理想,故无法取得像在德国一般崇高的地位,不过由于军中厉行分层负责,因此其专业地位也获重视。近代中国则直至抗战爆发,国军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性。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军、师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但是,多数的指挥官均未能充分授权,尤其不愿其参与经理和人事业务。抗战后期,军中曾推行分层负责制,不过成效有限。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1]冯玉祥:《我的生活》,教育书局,1947,第496—498页。

[2]如江浙战争爆发时间为9月3日,而冯书误为8月24日。

[3]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137.

[4]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1,第101页。

[5]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组织与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Ralph L.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6]《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档号0211/3750,“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

[7]关于陆大的沿革,可参阅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

[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4—285页。

[9]陈素农:《回忆录》,第18页。

[10]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编者印行,1994,第75页。

[11]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12]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3页。

[13]本书第三章。

[1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1943年,第24页,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15]蒋介石:《陆大学员之责任与基本的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5—6页。

[16]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66页。

[17]《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18]《民国二十四年度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二十四年辑)》第6编,中华书局,1935,第50—51页。

[19]《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0]《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1]《该部调查军师参谋长及陆大教育候选简历名册》,1945年,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22]王多年:《第十八期修业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23]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年,第18—19、38页,档号769/2220,军令部档案。

[24]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第24页。

[25]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第182页。

[26]林泉访问兼纪录:《郭寄峤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76—77页。

[27]《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二册“军政”,第1567页。

[28]《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2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30]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4—15页。

[31]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8,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第208页。

[32]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33]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三厅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出身统计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3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35]Alvin D.Coox, “Thc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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