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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加以甄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分别降期、转学或开除；并成立补足教育班，将从前肄业未满一年半的短期生召回军、分各校，再加以一年的教育。此外，自1944年起，又将军、分各校的三十个学生总队缩为十五个总队，期能提升教育品质。[58]
最后，再从数量上加以观察。中央军校及分校，战时所培育的学生，在十五万人以上，[59]弥补了国军基层军官的不足，达成了军校设立的目标，厥功甚伟。
（二）召集教育
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
1. 缺乏完整计划：战时各兵科学校召集的班次，因整个军官教育系统未确立，又欠缺完整的计划，每遇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时，多由军训部训令各部队，指定各单位应名额及入学各项手续，至于该部队是否有此项需要，或是否有可送的人员，均似未事先加以考虑。
2. 部队未见其利：每周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各部队初则慎重其事，遵命选送定额，虽一时有缺员之苦，也不顾恤。等到受训者回队，报销巨额旅费，但部队教育并未见有改进，作战也未见有何补益，只有受训者本人多一资格而已。加以各兵科学校召集的时间，每每相同，部队中所受送训的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应付渐感困难，最后只得以无队职的附员，敷衍塞责。再因交通不便，此校送训者刚回，而彼校召集命令又至，于是将原送训者再送他校受训，形成所谓“受训专家”。各学校开办班次，耗费人力、物力，而原有本意，并未达于部队；各部队保送受训者，所费差旅费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少，而未得利益。[62]
3. 学校与部队缺乏联系：学校召集部队军官加以教育，但并不为其效果负责；而学校也无从获得部队的经验，作为改进教育的参考。如各战区各兵种军、师、旅、团，每经战役，关于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等检讨的记录或书籍，学校却未能取得，作为教学研究之用。[63]
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
6. 实验与研究功能未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已将兵科学校视为实验与研究机构，凡有新的编制和战术，均由兵学校率先加以实验和研究，如美国步兵师的编制由二旅制改为三团制，即是由其步兵学校先加以实验；又如德军的强袭战术，也是德国工兵学校研究的结果。但是召集教育的实验及研究功能，必须有人才、器材、设备，方能发挥，但是战时中国兵科学校的器材和设备，尚比不上部队，故无法拥有实验和研究的功能。[66]
三 部队训练
部队训练，可分为士兵教育与干部教育两类，兹分别讨论如下。
（一）士兵教育
抗战时期的士兵教育，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新兵教育：抗战初期，各部队募补新兵，自行加以教育，战斗能力参差不齐，经几度消耗，损伤殆尽。训练部总监部下有补充兵监，负责拟具各期兵员补充计划及其教育要领。1938年军训部成立后，补充兵监裁撤，各地成立补训处，各师复有补充兵团的编制。
第二，整训部队教育：经过初期抗战教育的教训，深知国军战斗力的薄弱，并非纯由装备不如敌人，实由于战斗技术教育的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要求，于是增加部队教育的工作，即由前方抽调部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
第三，攻击部队教育：1941年春，为适应战局，特指定整训部队十二个师为攻击部队，于整训完成后，继续攻击训练四个月，以攻坚及强韧抗战为方针，注重据点攻击及诸兵种联合的战斗。[67]
以下拟从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师资、士兵素质、训练内容等方面，检讨战时的士兵教育。
1. 教育行政
（1）缺乏整体计划：部队教育训练，应有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实施的依据。抗战时期陆军以军为教育单位，军应该遵照军队阶层教育及部队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就各军编制、装备、过去训练情形，与尔后作战任务，按年度颁发教育训令，师接到军颁教育训令后，即应区分教育期间，策定全期的教育计划，营则指示各连，按照团颁各期间教育计划拟订每周教育实施预定表，如此循序经过各阶层，形成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经常训练的依据，纵因作战或其他任务的关系，也可随时调整。但是事实上，抗战时期陆军各军、师大多缺乏这种全盘的计划，只是临时订定短期教育计划，而且名目繁多，如新兵、战时、暑期、秋季、末期等，所订进度也极低，因此往往会使教育进度，长久停顿于某一阶段，浪费教育时间。[68]
（2）训练无考核无联系：要军队重视训练，必须使训练和人事发生关联的作用，即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应可影响这个部队人事的升降。如此部队自然重视训练，每一军官自然会修养其学术。如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健。[69]国军由于训练未和人事发生联系，致使部队不重视训练，军官“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越大，官位越高，学术越落伍，反不及后来的莘莘学子，成了后来居上”[70]。军中考核不重视训练成绩的另一项结果，则为办教育训练者在军中的地位低落。战时军中的风气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71]如胡宗南对那些没有用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军官、将领，即常命其办训练或当教官。[72]
（3）后勤补给不良：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物、打柴，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中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73]这种情形尤以边远地区为最严重，影响部队训练甚大。1944年8月，委员长蒋介石出席黄山整军会议，对此问题也表示严重关切：
现在部队里面规定每周以六天为教育的时间，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在西北的部队，一般士兵每五天要磨一天的麦子，每十天要抽一天砍柴，其余还要自去筹办副食物，如种蔬菜、放羊、喂马、喂猪，以及运粮、领物等事，再加上不时之点验与校阅，以及各种勤务，事实上他们每周受教育的时间，恐怕最多不过三天，由此就可以证明我们对于部队教育时间的规定，完全不合实际。因此一般士兵教育科目与各种动作训练都不实在，有的入伍已经届满三月或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每次校阅、点验的时候，一般成绩都很差次，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对于这一点，军训部必须研究实际情形，竭力改进，总要使一般士兵具备最基本的作战技术与常识才好。[74]
军训部对于这项命令似乎并未达成。事实上，在后勤、补给等技术条件均无法配合下，这项命令实是难以达成。
（4）训练不够普及：教育的真义，在训练全员均期可用，国军部队的教育，多偏重于战斗员兵，甚至于战斗兵也只能训练至二分之一，校阅时多派“选手”表演，至于杂兵及佐属人员，均置而不顾，虽间有训练，也多流于形式。[75]据估计，抗战时期国军五百万部队中，有三百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等，平时均不注意战斗训练，[76]颇为影响战力。
（5）重外表不踏实：一般部队的训练，普遍缺乏认真实在的精神。军方高级将领对此多深恶痛绝，如杜聿明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国军队注意外表，而不着实际的实在太多，譬如一个步兵的训练，只注重在操场上的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令人一见便认为有训练、有教育，而把如何认识各种兵器性能，如何应用射击技能，如何发挥诸般战斗技能，以达战斗目的之训练要素，完全忽略；又如一个炮的操作，只注重换手时，跳得高，跑得快，声音叫得吓人，而把测量、测地的精密要求和炮兵射击上的诸元计算等重点忽略，各兵种既无适应战斗，近乎战场的敌场设备，更不将适应战斗的各种动作分解教育，绵密实施，于是军队教育，徒有形式而无实效。[77]
关麟征也曾指出部队训练的不实在：
我过去检阅部队，见许多部队训练既不能专精，更不知普及，往往以补助教育的图表、模型，或简单小型的各种设备，来表扬教育成绩，欺骗一般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或者以选手教育，专门在各兵科中挑选一部少数士兵，编为一连或一排，加强训练，以备应付校阅，或参观，以图欺骗长官，钓誉沽名，以养成一种虚伪欺骗的恶习，把军队优良风气，完全破坏了。风气破坏了，也就无异的把军队的灵魂和精神丧失了，一个部队，如果走上了虚伪欺骗的道路，没有不失败的。[78]
2. 教育方法
（1）忽略机会教育与重点教育：战时教育和平时不同，平时有场所、有时间、有教材、有设备，战时一点都没有，所以战时的教育特别困难。唯一的要诀即是实施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机会教育方面，如在行军时可以教士兵如何搜索；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如何警戒；行军、休息、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山地、河川、隘路、森林、村落、街市等地形的攻防，特种天候的战斗，以及攻击战斗，骑兵攻击敌军所守据点及碉堡的方法，以及小部队的战斗、深入敌后的战斗、游击战、破坏战、防空、防毒等。至于战时部队教育训练的重点，简单地说，即是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学识与技能。不过在全般军事学术中，各阶层有各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在同一阶层中，课目与课目之间，应该有一重点；即在同一课目中，也必须有一重点。国军各部队忽略重点教育的情形，在战前即已存在，如1937年2月，汤恩伯即曾对其第四师干部表示：
一种兵有一种战斗手段，拿步兵来讲，他们战斗手段是火战与白兵战，所以训练应该注重火战，注重白兵战。现在有些部队，每天训练的都是跑步、唱歌、操枪，把火战最重要的各种步兵重火器射击，及与射击有关系的，如土、木工作业等，反而一点都不研究。又如白兵战的刺枪，更谈不上训练。有的部队虽然也有刺枪，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枪，把枪当棍用，完全失掉他的效用。其他如炮兵等也是一样。炮兵唯一的能力是火力，但是我们的炮兵训练，只知道操炮、拖炮，对于射击、观测等重要课目，反而不研究。完全本末颠倒，这种训练有什么用呢？[79]
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