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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日国势概要（二）》，台北：编者印行，1986，第62页。
[39]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文化出版社，1949，第152页；冯玉祥：《蒋冯书简》，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第123页。
[40]周至柔：《如何建立现代军事教育制度》，台北：实践学社，1951，第18页。
[41]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1987年12月，第130页；邱中岳：《远征》，台北：邦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第74页。在某些部队甚至有一项传统，即连长如为行伍军官，第一排排长则必为军校毕业生，以利平时的教育和训练。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台北：福记文化，1987，第152页。
[42]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4. 军校毕业生与行伍军官之间的心理距离，可以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0页。
[43]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23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1页。
[44]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131页。
[45]另一项资料指出，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约140 000人，其中正式军校出身者有37 587人，约占27%，其余均系非正式军校出身与行伍军人。参阅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三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第562页。
[46]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41—247页。
[47]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和武将》，第239页。
[4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0.
[49]“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史简编》，第180页。
[50]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1]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2]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53页。关于抗战前夕国军各部队战力的评价，另可参阅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五十年，第104—105页；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第368—383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chap.6.
[53]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编者印行，1964，第61页。
[5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55]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出版时地不详，第61页；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35—536页。
[5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53页。
[57]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13页。
[58]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1991，第130页。
[59]张书麟：《我的军队生活》，《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48年3月，第30—33页。
[60]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143页。
[61]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号，1947年1月，第25页。
[62]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第26页。
[63]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4页。
[6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第320页。
[65]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15页。
[66]冯玉祥：《冯玉祥致委员长支亥电》，《蒋冯书简》，第70页。
[67]刘峙：《建军的基本条件》，《建军导报》第1卷第2期，1944年8月，第6页。
[68]戴坚：《士兵识字教育实验谈》，《军事杂志》第162期，1945年1月，第38页。
[69]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页。
[70]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远征军剪影》，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第135页。
[71]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6月，第2页。
[72]陈曼玲：《抗战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876页；陈存恭：《青年军的征集与编组》，青年军史编辑小组编《青年军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86。
[73]根据陶孟和1929年对山西一部队946名士兵的调查，士兵自认家庭贫穷者占73％，将足用度者占24%，有余者占3%。参阅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115页。
[74]谭继禹：《戎马琐忆》，未注出版时地，第7页。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33回。
[75]《关于兵役的话》，《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14日。
[76]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1933年时全国7-64岁的就业人口（working population）中，从事农业者占79.1%；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74.9%。参阅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82.
[77]白崇禧：《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出版地点不详，1945，第107页。
[78]U.S.Military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April 30，1928.
[79]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80]Theodore H.whitc,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48.，p.130.
[8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86.
[8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1.
[83]Lary, Warlord Soldiers, p.39.
[84]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85]张晴光：《血战余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43页。
[86]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87]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142页。
[88]张晴光：《血战余生》，第43页。
[89]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90]梁敬：《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第66页。
[9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153.
[92]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5.
第二章 陆军的人事运作
人事业务主要可分为任官、升迁调补、考绩奖惩、待遇福利、退役抚恤等项，本章即依序分别加以讨论。
一 任免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事首长，视军队为私有，割地自雄，一切人事全凭其个人好恶进退，而一般官兵也仅知有私人团体，不知有国家。及至北伐成功，政府逐步推行人事管理，力矫积弊；1934年，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专办全国陆海空军人事，凡将级官佐由军事委员会指任，校级官佐由军、师以上机构报请军委会任免，尉级官佐则可先由军、师任免，定期上报核批。较之以往，似已渐就条理，但是认真办理起来，除中央直辖部队尚能执行外，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全照规定之处颇多。抗战时期，人事变化快速，无法讲究制度，一般团长以下的任免，均由军、师长先行处理，后报请备案，但师以上主官的任免，仍需先报军委会批准后，方才公布。不过在作战期间，也有先由战区司令长官任免，后再报请核准者。[1]少数高级将领，获得最高当局的信任与授权，有时也能拥有较大的人事权，如抗战中期以后的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军长以下人事，蒋介石准予他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2]1943年，军委会铨叙厅改组，更明定控制员额，采取分层负责的办法，改革管理机构及手续（尉官以军部为中心管理机关，校官以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中心管理机关，将官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管理机关），以期增进行政效率，达成管理目标。不过若干部队主官，由于引用私人的积习未尽打破，任用干部仍未全按法规办理，不呈报中央任员；即使呈报，如资历不合未奉核准，也不令去职，仍照常服务，结果造成大量“黑官”。[3]一般说来，中央军的人事作业，较地方部队遵守规定，中央的军事机关、学校又较部队遵守规定，“黑官”比例较少。[4]此外，一些过去军阀时代的余毒，仍然保留在军中，如擅自易人，越权免职，易人不报，自委人员，自添名额；各级主管新到任时，其原有人员自请调任或托词请假等积习，依然存在。[5]
军中人事的管理准则，在于依职定位，依位授职，职随官转，人事以官为指标，但是过去军官佐，一般均有职无官，或官职不能相称，致人事无轨道可循，管理无方控制。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乃于1943年颁布陆军官职调整办法，对于陆军官佐尚未任官，或已任官而久未晋任，以致官职不相称者，概加调整，其办法为各人各阶停年计算，只要其各阶停年届满，不论已、未任官，概依其现职晋任或叙任，如各阶停年届满，成绩优良者，则依其现职、阶晋任或叙任，使其官职相称或近似，铨叙厅照此办理，至1945年底止，计军官、佐已经调整官位者，共265 641人。[6]至此，人事渐入正轨。
抗战时期，陆军各级干部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两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军训部或军令部）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需求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及部队，部队又分野战、后勤及特种部队，因其任务不同而驻地有异，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有的在敌后，也有的在千里之外。抗战时期，军令部通常先就各需求单位所请求分发人数，予以核减分配，其余则平均分发至各战区，由各战区按所属需要情形，酌予分配。[7]抗战初期，由于中、下级军官缺乏，各级军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各单位往往需要利用特殊关系，方能获得较多的分发名额。如抗战爆发后，丁治磐的第四十一师由于基层干部不足，即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