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门_第28节

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8)?周星：《汉族民俗文化中的谐音象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10)?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第483页。

(12)?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间文学论坛》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与表现》，《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4期。

(1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0页。葛承雍：《中国传统风俗与现代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页。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页。

(16)?孟慧英：《萨满教的精灵世界》，《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

(18)?新凤霞：《新凤霞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24页。

(20)?常人春：《老北京风情记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页。

(22)?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译：《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1—73页。

(24)?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页。

(26)?张建新主编：《忻州地区春节民俗祥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28)?温幸、薛麦喜主编：《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页。

(30)?周晓明：《庆阳蛇崇拜略论》，司尚德、王举章编：《伏羲文化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417—436页。

(34)?单纪兰：《耿村民间文学中的狐仙故事与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6期。

(36)?董晓萍、欧达伟：《华北民间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8)?潘起：《昔日吉林民间习俗》，吉林省民俗学会、吉林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页。

(40)?此“出马”疑为“萨满”之音转。

(4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走马镇民间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

(44)?缪亚奇：《中国东南部汉族崇蛇习俗的调查和探讨》，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贵阳，1987年4月。

(46)?尹培民：《娄东地区民间信仰习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一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页。

(48)?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页。

(50)?李志权口述、许钰采集纪录：《老狐仙》，钟敬文主编：《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页。

(52)?据河北省民俗学会负责人刘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来函告知。

(54)?辛集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纪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页。

(56)?河北省武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武安民间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

(58)?此类说法亦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60)?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

(62)?《聊斋志异》卷一《青凤》有“胡老头”，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谭随录》卷四的“胡叟”，《耳食录》中的“胡好好”，《南皋笔记》卷三的“胡丽姑”，卷四某来自高丽、自称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谐音之意。

(64)?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66)?此线索由河北省赵县大夫庄建泉村的刘英杰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笔者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东汪村调查该庙会；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乐市何家庄东边的“伏羲台”，考察了那里有关“长仙”的民俗。此处所用资料，系二人合作获得。《四大门》的作者当年曾引以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来说明香坛的布置和香头下神的仪式，我们在时隔六十多年后依然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为了不引起当地信众的反感而使研究发生阻碍，我们也放弃了以摄影记录该庙会诸仙神帖和礼拜仪式等场景的尝试。

(68)?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们在宁晋县第二招待所就当地的狐仙传承做了一些访谈调查。

(70)?与此类似的“民俗分类”，可能还有“正病”、“邪病”等。可参考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72)?赵旭东：《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多元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74)?几乎相同的文句，亦见于南庄“张爷”庙会上所诵之“路神经”。

(76)?曲六艺：《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比较研究》，《民族艺术》1997年第4期。

(78)?据说，日本有的地方也是家家供奉狐狸（稻荷），和“四大门”信仰中的“财神楼”颇为相似。关于“狐仙”与日本“稻荷”信仰及“狐凭”传承的关系，当另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编者后记

1986—1989年，我跟杨堃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习时，上过一门“中国民间宗教史”的课，杨先生讲课时常提起近六十年前由他指导的一篇学士毕业论文，亦即李慰祖的《四大门》。杨先生认为，这篇论文由于做了田野调查，获得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今天看来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依然很高。杨先生生前曾数次对我说，希望《四大门》能有机会公开出版，并希望我能为此事出点力。

经过许多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四大门》的作者李慰祖先生。李慰祖，1918年生，广东南海人，云南大学政治系副教授。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修社会人类学。1942—1945年在辅仁大学东方人类学博物馆任研究助教。1945—1947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助教。1947—1948在朝阳学院及华北文法学院任讲师，讲授社会学等课程。1948年起，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人类学。1950年代初在云南大学政治教研室讲授政治经济学。1956年调至昆明医学院政治教研室。1960年下放到大理州弥渡县第一中学，讲授俄语与英语。1980年调回云南大学政治系，讲授高年级英语、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等课程；同时，还在法律系讲授犯罪心理学，在国际贸易系讲授英语口语等。

李先生现已从云南大学政治系退休。我向他转达了杨先生关于《四大门》的意见。他来信委托我全权处理其出版事宜。在原稿录入、订正和校对等工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