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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翠从县委会回来，刚推开了自己的房门，不觉愣住了：只见石屏躺在床上伤心地啜泣着。她莫名其妙地问道：“跟谁吵架了？”石屏霍地坐了起来，含着泪水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了徐翠一阵，然后又把头一倒，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徐翠不由地着急道：“什么人得罪了你，只管讲呀，这样哭哭啼啼干什么？”石屏抬起头来，用手帕擦了一下眼泪说：“我听说区长负了伤，忍不住就哭……哭了。”
徐翠拉着她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用着缓慢、温柔的口气说：“石屏，你已经十七岁了，经过一年多的对敌斗争的考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了，你是全区一百三十七名团员的领导者了，怎么还能这样脆弱呢？好妹妹！我们应该进一步做好工作才对。”
石屏止住了啜泣，望着徐翠说：“徐翠姐，王区长实在太好了，你说我们能离开他吗？”
“能！为什么不能呢？”一会，她又说，“以后伤好了，不是还会回来吗？到那时，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你不难过吗？”石屏天真地问。
“难过，谁不难过呢？不过，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难过，也不是眼泪，难过和眼泪并不能换来敌人的灭亡。我们要擦干眼泪，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才能对得起受伤的王区长！”徐翠说着，说着，不由地提高了声音，激动得脸孔都涨红了。
徐翠这一说，使石屏记得有一次，她经不起别人的批评，偷偷地哭时，被王群看见了也是这样说的。当时她曾经保证，永远不再哭。的确，这半年来她忍住了好多次眼泪，变得坚强了。可是不知怎的，听说王群为抓林崇美受了伤，眼睛一酸，眼泪就又来了……嗨，这样脆弱怎么行？想到这里，她陡然站起来，严肃地说：“好，我不哭！我们开始新的工作吧！”接着，用手狠狠擦去脸上的泪痕。
徐翠望着石屏，满意地说：“这样才像个青年团员呢！好吧，你去黄干那里一下，他会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事。后天的区村干部会照常进行，由黄干掌握，县委已决定他担任副区长了。”
石屏回答说：“好，我就去！”说罢，立即走了出去。
徐翠回头走进了王群房里，点起了灯，她一眼看到摆在桌上的一堆材料与王群刚刚开了一个头的大会工作报告，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头看起来。当她看到王群在材料上批的意见时，使她不由地对王群产生更多的敬意。王群简直像老师对待小学生的作业似的，在每一份报告上，都圈圈点点，划了红线，而且有详细的批阅意见，写明他对报告的看法。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她逐页逐句地咀嚼着这些意见，觉得受到很大的启发。
这一夜，王群住过的那间房中的灯，一直亮到大天光。石屏三次劝徐翠去睡，她都不答应。黄干房中的灯也通宵未熄。直到朝阳普照了大地，灯火变成了一颗红枣时，徐翠才吹灭了灯。但她并没有睡觉，却用凉水擦了擦脸，抖擞一下疲惫的身子，又开始按着王群已经写好的提纲，继续写下去。
九点钟，大家都吃早饭了。石屏推开王群的房门叫：“徐翠姐，歇歇吧，吃饭了。”徐翠头也不回，动着沙沙发响的笔，应了一声：“好，你先吃。”不一会，钟声响了，石屏和大家又来喊徐翠吃饭，徐翠还是没有停笔。石屏索性把饭送了来，徐翠接过去放在一边，说声：“谢谢你！”仍然继续写下去。直到饭凉了，菜冷了，老胡来要碗，她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饭，徐翠又继续写报告。写着写着，胳膊疼了，脑子昏了，她就放下笔，站起来用冷水擦擦脸，活动一下四肢，再坐下来。直到下午四点钟，徐翠把写好的报告稿进行最后一次校阅时，才觉得一阵睡意冲上了头。她实在太疲倦了，不由自主地向桌上一趴，就睡着了。一会，石屏和黄干进来叫吃晚饭，一看徐翠睡了，就给她盖上棉衣，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因为来开会的人太多，原来布置好的会场坐不下，就临时决定改到小学礼堂里。天已经黑下来了，会场上点起了大汽灯，十分热闹。黄干招呼干部们坐下，谈了一会，时钟敲了七下，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黄干才叫石屏去把徐翠叫醒。
徐翠这时候正做着一个有趣的梦：她梦见王群医好伤回区来了，腿没有残废，人还是那样热情、充满活力。正当全区的干部开欢迎会，她做讲话的时候，外面突然响了一枪。她蓦然一惊，醒了过来，原来是石屏划火柴的响声。她猛然醒悟到已经是夜晚了，忙问：“几点钟？”石屏回答说：“七点了。”她陡然站起来，把报告稿子一拿，说：“走，开会去！”石屏笑着说：“你还没吃晚饭呢！”徐翠回答说：“不饿！”于是，两个人熄了灯，就走了出来。
会议开始了，黄干站起来，高声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欢迎徐区长做报告！”一阵掌声盖过会场。徐翠靠紧了桌子，微笑地向大家招一招手。等掌声一停，她就开始做报告。
徐翠的报告，进行了三个钟头。报告中，总结了二区一年多来的剿匪工作，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形势，指出美帝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并日夜觊觎我们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国内虽然比较严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但他们决不甘心于死亡，一定会寻找机会向我们进攻，所以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十分紧张、激烈的。最后，她要求大家一方面要将正在铺开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还必须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动员青年们去参军。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在剿匪中流血牺牲的军民。
会议开到深夜十一点，三百多颗心，从她的报告里看到了方向，得到了鼓舞，也获得了具体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第二天，徐翠又参加了小组会。她发现那些粗衣土服的农民变了，他们变得那样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上级交下的参军数字一下就突破了。这个说：“我保证，我们村里的扩军任务三天完成！”那个说：“我保证动员十名青年参军！”这个说：“我一定送我儿子去打美国鬼！”那个说：“我一定动员我的丈夫报第一名！”黄山村的干部，围在黄容的身边，一商量，向全区发起了挑战：保证超额完成参军数目十五名。而且要做到三通：本人通，父母通，全家通。屋子里响起一阵春雷似的掌声，全区三十多个行政村立即卷入了动员青年参军的热潮。
下午，徐翠正准备去做大会总结，徐平来了。徐翠立即把他迎到王群屋里，把大会情况向他作了简单汇报。徐平听后，特别强调了一下挖地下军和枪支的问题。这一说，徐翠才忽然想起，王群交给她的“地下军名册”还装在口袋里。因为这两天她实在太忙，竟把这件大事忘了。她忙一边掏口袋，一边抱怨自己说：“我真该死，把这样大的事忘记了，亏得徐政委来提醒我。你看，这是从林崇美身上搜出来的名册。”说着，就把那个小本本打开，放在徐平面前。
当他们打开第一页时，就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小字：“黄维心地下室：机枪二十挺，步枪两百支。”翻阅下去，大部分的地下军头目，凡是徐翠知道的都已被镇压了。不少村子上的地下军名单旁，都注有埋藏枪支的数目，不过都是三支五支的，而且没有注明埋藏的具体地方。
翻了一遍后，徐平很高兴。他对徐翠说：“这份名单给我们很多启发。这说明阶级敌人还不甘心失败，妄图东山再起。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把祸根彻底挖掉。”徐翠又将她的总结稿摊在桌上，征求徐平的意见，并且表示，要在大会上强调一下这个工作。徐平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小黄来喊开会了，徐平说一声：“好吧！”就站起来同徐翠一起去参加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徐翠一早就赶往莫家山。一路上，看着青葱的早稻秧苗，上面披着一层晶莹的露珠，显得特别娇嫩可爱。许多农民，有的荷耙，有的担肥料，歌声、笑语随着早晨的清爽空气在田野上飞腾。这使徐翠心中产生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一翻过两座早已走熟了的山坡，就是莫家山的田地了。田里人不多，到处飘扬着红红绿绿的三角小旗，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块田是我们的了！”“土地还老家！”等字样。徐翠心想，农村的面貌变得多快啊！看，农民哪里有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儿呢？没有了，他们扬眉吐气了。不知怎的，她突然想起了王群，她想，如果他也看到这种情景，该是怎样地高兴啊！
徐翠走进了莫家山村，一眼看见一家堂屋的门敞开着，里面有一个身体结实、健壮的中年妇女，抱了个两岁左右的小孩，面对后墙站着。墙上，贴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两边有一副红纸对联，上联写：“翻身全家共产党”，下联写：“分田不忘毛主席”。小孩用手一上一下地搁在自己的前额上，说着：“毛主席！”“敬个礼！”农妇不住地鼓励着，“再给毛主席敬个礼！”“再给毛主席敬个礼！”她的思想感情是这样集中，这样虔诚，甚至连徐翠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也不晓得。这情景把徐翠看呆了，好久好久两个人竟没有打招呼。直到小孩敬完了礼，要挣扎着下地时，女主人才回过头，看见了徐翠，忙眉开眼笑地招呼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是哪个，原来是徐同志来了，坐坐吧！”说着，忙去搬椅子。徐翠抢着把一张漆得油亮亮的椅子拉在一旁坐下，随手把枪放在背后，用毛巾抹了一把汗津津的前额说：“在家没事？”农妇忙说：“怎么没事？我们刚分得了田地，忙着哩。他阿爸一早就下地了，我把孩子哄睡了也得赶紧去。嘻嘻！”
一提起土地改革，徐翠便不由地扫视了屋子里的摆设。只见处处与土地改革前大不相同了，后墙上多了毛主席像，地下多了一个大缸，靠墙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梳妆台，还有放在盆架上的大皮箱……。看着这些东西，徐翠边接过女主人端来的茶，边问道：“伯娘！你这屋子里比我去年来时充实多了！分的东西够用了吧？”
“够的！”女主人笑了起来。因为她想起了在去年土匪暴动时，这个年轻姑娘到村上时，谁也不敢理她，怕土匪知道了会被杀害；现在，却变得一家人似的亲热，算一算还不到一年光景，世道变得多快呀！
徐翠也看透了她的心思，就喝了一口茶说：“你还记得去年我初来的时候吗？”女主人毫不掩饰地说：“记得。那时谁想到会有今天呀！大家都不相信你们会这么快就把土匪消灭。当时，你们一到村上，大家都想躲开，躲不了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嘻嘻嘻……”
徐翠故意问一句：“现在怕不怕呀？”
“不怕了！现在还怕个鬼！这些土匪都进阴曹地府了。”
“不是还有放回来的投诚土匪吗！”徐翠又追问了一句。
主人顿时兴高采烈起来，她用手指划着说：“那也不怕，地主呀！投诚土匪呀！我们管得可严啦！白天出去干活，他们得向农会报告，还有我们妇女会、儿童团、民兵，大家一起监视着。有一天，地主婆陈玉芬同我们去砍柴，我们砍了百多斤，她只砍四五十斤，儿童团就不依她，她赶紧承认了错误，第二天就不敢少砍了。夜里，有民兵放哨，连门也不准她出，看她还怎么搞鬼！”
徐翠满意地说：“对！这样很好，翻了身还是要时时注意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时候，黄容走进屋来，对徐翠说：“原来你在这里，我们在村口望了你半天呢，以为你不来了。走吧，去我家，研究一下工作。”说着，笑嘻嘻地望着徐翠。徐翠细看着她，觉得她比以前年轻多了，红光满脸的，一些浅细的皱纹反倒增加了她的美丽。两人又闲话了一阵，告别主人走了。
半路上徐翠问起莫家山村挖“地下军”和暗藏枪支的情况，黄容就从头到尾，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把个徐翠听得眉飞色舞，她心里感到欣慰：敌人的根子终于挖出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黄容从区里开会回村时，就把村干和民兵召集到一起，说明从林崇美身上搜出的地下军名册上，记载着的地下军名单与暗藏枪支的情况，然后大家立刻分头去找那些土匪地下军谈话和追查收缴那些枪支。
因为黄维心地下室里的枪支是一大头，水生、土生、亚四等一些主要的民兵就到那里去搜查。他们原以为这么多枪支，不会藏到哪儿去的，谁知一进入地下室后，大家愣住了：整个地下室里，空空洞洞，除了一些四处乱滚的空罐头盒与烟头外，几乎是什么也没有。大家高擎着灯笼火把，把上下左右瞅了一遍又一遍，但见四面都是一块块大小几乎完全相等的石板，被灰浆粘在一起，什么破绽也看不出。于是，大家就用枪托叮叮当当，扑扑通通，乱敲乱打起来。
水生敲打了一阵，未发现什么线索，正想找大家商量，却发现土生在那里慢慢地用刺刀在挖石板缝。他忙跑过去仔细一看，只见那块石板，像刚刚动过不久，又用土伪装起来的。他心想有了办法，就同土生一起去挖。刚刚挖了不大一条缝，用刺刀插进去一摇，石板微微一动。于是他们就拿过一个铁钎，插进石缝中，一用劲石板就跌了下来，露出一个漆黑的石洞。大家一阵欢喜，可是用手往里一摸，里面却什么也没有。水生这才醒悟道：“不对，这是黄维心放罐头的地方。”正当大家有点冷火，亚四却提议说：“我去找地主婆来！”这一说，大家的情绪又高了，异口同声地赞成。
陈玉芬被亚四推进地下室后，看见一个个怒目而视的民兵，知道地下室的枪支被发现了，不觉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低着头站在洞内，不吭一声。水生一见陈玉芬害怕的样子，猜她一定晓得藏枪的地方，就大声喝道：“老实告诉你，林崇美已经给打死了，你们的最后一张王牌——地下军名册也被搜了出来，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吧？”
当水生提到地下军名册时，陈玉芬本能地按了一下胸，打了一个寒战，接着就惊叫了一声“我！”并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地下军名册？”水生只顾大声质问，对陈玉芬的细微表情，并没有十分注意，可站在他身边的土生，却从中看出了奥妙，忙凑近水生耳边咕哝了几句。水生立刻点头答应道：“快去！”
土生走后，水生又故意把声音放低一些，继续追问道：“说吧！你该怎么办？是坦白交代，还是顽抗到底？”
陈玉芬似乎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就随口问道：“你要我交代什么？”
水生瞪着眼睛说：“这还不明白？枪支在哪里？你要坦白交代。”
“这，这，这我不知道。”陈玉芬回答得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水生毫不放松：“你真不知道？”
“是，是，是不知道嘛……”陈玉芬张着一对死鱼眼。
水生瞧着她那害怕的样子，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真不愧为地主婆呀，黄维心教育有方！”然后，又沉下脸来，像轰雷似的说：“你说不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路要你自己选择！”
“我我我……”陈玉芬一会被吓得心慌意乱，一会被吓到如痴如呆，她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这时，土生已和玉英从洞口跑了进来。玉英进来后，二话没说，跑上前去，冷不防一手抓住陈玉芬的前胸，一手从衣服下面伸到陈玉芬胸前，猛地用力一扯，只听刺啦一声，连衣袋带衣襟一起，从里面扯了出来。
这一来，大家都有点吃惊。水生忙从扯烂的衣袋中拿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不由得大叫一声：“地下军名册！”回头再看陈玉芬时，她已抖得同筛糠的一样，眼看就要倒下去了。水生就又喝一声：“快说！枪在哪里？”
陈玉芬已经感到自己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嘴中说着：“我说，我说。”身子一软，就跪倒在水生面前，断断续续地说：“枪，……有，是……黄振心留……下来的，在……在这里放。”
“在哪里？”民兵们见有着落，赶紧追问。
“我……我……”她正在思考着，不知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说不说？你不说我就说了！”是黄蝠的声音。他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进来，站在水生背后，不声不响地观看了许久，这才贸然插了一句。水生回过头来，望了黄蝠一眼，没有作声。
陈玉芬心里更加矛盾了，开口说了一个“我——”，又不往下说了。
黄蝠却向前走了一步，拉一拉水生说：“莫问她了，我知道这个地下室挖到我们房子底下去了……”
陈玉芬一见黄蝠要把秘密说穿了，就忙打断对方的话说：“我说，我说。”
水生瞪了她一眼，让她先说。原来，靠近黄蝠家的一边，向下挖了八尺深、三尺方的一个直洞，这个洞又向东弯，通到黄蝠家的屋底下，最后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石洞，枪支子弹都在那里藏着。
情况一弄清楚，水生赶走了陈玉芬，就同大家一起乒乒乓乓地挖开洞口。进去一看，果然有一捆捆用油布包的枪支，翻开一数，不多不少，整整是二十挺机枪、二百支步枪，还有一百箱子弹。大家立刻把这些枪、弹搬到外面，个个都喜形于色，十分兴奋。村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奔走相告，为民兵们这一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
这当儿，细心的土生却悄悄地拉了一把水生，说：“水生哥，大桥和桂花怎么没见来？”因为他在来看热闹的人中间，已观察了许久，却没见大桥和桂花的影子，所以才问水生，看是不是要对这家当过土匪的人采取什么行动。
水生一听，忙说：“你到他家看看。”
等了一阵，没见土生回来，水生就又带了几个民兵，向莫家山走去。哪知刚刚出来，只见一片灯笼火把，飞快地从莫家山东边的山坡上跑来。水生忙迎上去一看，只见在火光照耀下，土生和大桥抬了一捆沉重的东西过来，桂花扛着铁锹、锄头在后面跟着。还有几个群众，手里拿着灯笼火把。
大家一见面，土生就兴奋地对水生说：“老地主莫贵的枪也挖出来了。”桂花把她怎么动员莫贵的儿媳妇提供线索，怎么到东边山坡上挖了半夜才把六支步枪挖了出来的经过，讲了一遍。其他的人你一句、我一言地补充。爽朗的笑声，使莫家山村的夜再也不能平静。
这一夜，还另外挖出十多支枪来，十多名过去不敢坦白的“地下军”，也在干部们动员帮助下，作了交代。仅仅是一夜的工夫，土匪、恶霸、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在山村埋下的祸根，都被拔除了。这使莫水生高兴得不能入睡。
徐翠听罢黄容的讲述，笑着说：“好，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只有把这祸根铲掉，我们才能集中力量打击从外面来的敌人。现在你谈谈动员参军的工作吧，抗美援朝可是燃眉之急啊！”
动员参军的工作是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很顺利。特别是挖出暗藏的枪支和“地下军”之后，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争相报名，所以很快完成了任务。她还谈到了水生，说水生和玉英在背地里商量了一阵，就抢先报了名。黄容讲到这里，眉梢掠过一丝阴影，顿了一下才接着说：“我也没什么，我们全家都通过了。”
这些，徐翠都看在眼里。她想，这个早年失去丈夫的中年妇女，十多年来饱受了很多痛苦，才把孩子拉扯大。现在刚刚翻身不久，日子正过得火红，可是孩子却要走了，怎么能不难过呢？还是让他们很好地过几天团聚的日子吧！反正以后参军的机会有的是。再说，也不是任务完不成，何况村里的年轻干部也不能都走呀，水生是民兵队长呢！想到这里，徐翠就用商量的口吻对黄容说：“你想一下，水生不去行吗？”
黄容以为徐翠误解了她的意思，忙说：“那怎么能行！我们是干部，干部子女不去人家就会有意见，敌人也会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参军工作。况且，水生是民兵队长，年纪轻轻的，应该带头嘛。我这个老婆子还想去呢，只是怕人家不收！”说到这里，黄容放缓了口气，笑着说：“徐区长呀，你不要以为继生十多年没信了，我离不了孩子。继生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拉走的，现在国民党虽然被彻底打败了，但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还和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妄想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为了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水生去参军是应该的。”
徐翠想不到黄容想得这样通，看得这样透，感到很高兴，就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想得对。孩子大了，应该让他到战火里去锻炼锻炼，这样将来的翅膀才硬呢。不过，”徐翠把话锋一转，又问道：“如果水生走了，民兵队长给谁当好呢？”
黄容胸有成竹地说：“这些，我和村干部们已合计好了，准备给亚四来当。他是独子，工作又积极，会把工作做好的。现在的难题倒是，五生叔一定要亚四去参军，说不定他还来找你呢！”
“找我来，也一样，独子暂不当兵，这是党的政策嘛，我们应该执行。不过，五生叔这老头进步也真快，我们应该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好好鼓励他呀！”
黄容说：“这也是反面教员起的作用。自从土匪打了他后，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样样事都跑在前面，什么顾虑也没有了。……”
“徐同志在吗？”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声瓮声瓮气的问声。
黄容忙停住了自己的话，同徐翠交换了个眼色，低低地说：“听，来了，真的来了！”她转向外面招呼说：“在。来吧，五生叔！”
五生一进门，就略带几分气恼地对徐翠说：“徐同志，你们看不起我这个老头子还是怎么的，应该让亚四去参军！”
徐翠忙让他坐下说：“怎么啦，谁得罪你了？讲吧，我给你做主！”她故意逗着老头。
老头子往凳子上一坐，用小烟锅向烟布袋中挖着，连看也不看徐翠一眼，就继续说：“还用问谁，还不是你们这些人！”
徐翠忙赔着笑说：“五生叔，你弄错了，这不是我们的意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见呢！”
“毛主席？！”老人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徐翠，一时莫名其妙。一会，老头子才迟迟疑疑地说：“不吧！毛主席怎么要规定这一条，独子还不是一样可以打美国侵略军和蒋介石！不，我们亚四还是要去，不去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话虽这么说，显然，他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了。
看到五生叔的表情有所变化，徐翠就解释说：“前线打仗，也需要后方的配合和支援。别的你不晓得，剿匪的情况你该很清楚吧！虽然，解放军在前线作战，对消灭敌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要不是有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彻底肃清土匪是有困难的。抗美援朝和解放台湾也是这样，要前方后方一致行动，方能取得胜利。亚四不去参军，留在地方上，也同参军一样的重要。你没想想，要是年轻人全走了，家里的工作、生产，不受影响吗？因此，我们才按政策办事，把亚四留下来，让他当民兵队长。”
“他能行？”老人忍不住插上一句。
徐翠更加高兴地说下去：“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看不起你吗？其实，你错了，我们一致的看法，认为你父子俩都是好样的，所以才给亚四当民兵队长。我们相信你会体会到毛主席对农民的关怀，愉快地听从上级的决定的。”
五生被徐翠说得高兴了，一个劲地笑着，口里连连回答说：“是，是，是。”
五生走后，徐翠又向黄容交代了几句，要她对报名参军的家属和本人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回生，保证参军的人走得愉快，在家的人留得愉快。然后，她离开莫家山，赶回区去。因为过两天要隆重召开庆祝剿匪胜利和欢送参军的大会，所以她对家里工作放心不下，不敢在外久留。
天空已经黑下来了，山村在一天的喧闹之后，也逐渐平静下来。晚霞像一面彩旗，在天际挂着，一阵阵微风吹过，徐翠仿佛觉得这面旗也在飘动，随后又和暮色融成了一片。眼前的群峰拔地而起，起先被夕阳辉映着，像一个个金色的巨人似的，一会儿也被夜色涂黑了，只看见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从这里回区政府的这条路，徐翠不知走过多少遍，这样的景色也不知看见过多少次，但她这次却觉得那样新鲜，那样兴奋，仿佛被这迷人的景色深深地陶醉似的。她一边走，一边想着山村里一年来巨大的变化、复杂的斗争；想着人民怎样开始觉醒，站起来，前进；想着干部们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洒出了多少血和汗；想着嚣张一时的敌人彻底覆没的情景……。现在，这里的天地成为人民的了。作为参加这场斗争的一员战士，此刻，她觉得幸福和自豪。因此，虽然走的是夜路，但她觉得眼前特别的清楚、明亮、平坦，步子不自觉地越迈越大了。
全区庆祝剿匪胜利和欢送参军大会的会场，布置在圩镇东边，过去牛行口的一个松杉林中。苍茂的树木给会场遮起了凉荫。三十多个行政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由民兵们从各个路口有条不紊地引进了会场。不到十二点，人们已到齐了，共一万多人，这是二区最大的一次集会。站在台上向下一看，好像一个彩色的海洋。那高的低的，红的绿的，大小不一，五彩缤纷的旗帜，在随风飘荡。雄壮激昂的歌声，彼伏此起，响彻云霄。你听，他们唱得多么豪壮、悦耳、动听：
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愤怒的声音响成一片，热血的青年纷纷参战，全国各民族的人民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击美帝，支援朝鲜，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
美国强盗是条狼，一心要把中国亡，想把朝鲜做跳板，步步逼近我边疆；中国人民个个强，不怕美国野心狼，中国人民力量大，打死美国野心狼。
……
歌声越唱越热烈，如山呼海啸，震撼了山岳，表现了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力量。
大会主席宣布开会了，沸腾的群众海洋，迅速地静了下来。大家的视线集中到台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的讲话，包括徐翠、黄干、黄容和许许多多的村干部的发言。这些讲话，有的总结了这一次剿匪的巨大的成绩，表扬了先进的单位和个人；有的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表示了不断革命的决心，要继续做好各项工作。大家的发言都热情澎湃、激动人心。
正在这时，小黄跳上了台子，伸手交给徐翠一封信。徐翠一看是王群从医院寄来的，便立即拆了开来。信中说：他知道今天是全区欢乐的日子，很想赶来参加大会。遗憾的是自己身体还没有复原，只能在病床上写这封信来表示祝贺。但，他说，他的心此刻正和大家在一起，实际上仍和以前一样，是会议的一员。信中还谈了许多共勉的话。最后，他希望参军的青年继承剿匪战斗的光荣传统，到部队里好好练好本领，提高思想水平，像消灭土匪一样消灭美国狼。
徐翠一口气读完王群的来信，感动万分。于是，她从主席台上站起，对群众摇了摇手，高声地说：“同志们，这是王区长从医院里寄来的信。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我们的大会。……现在我把信给大家念一念，大家说好不好呀？”台下，一声春雷似的呼喊：“同意！”接着是一片掌声，像海潮一般卷来。好像周围的松树林也激动了，在沙沙地摇着枝叶。
徐翠读完了信，大会给在剿匪中立功的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旗和奖品，然后进行到最后一项：欢送参军。队伍出发了，一百多位参军的青年走在前头，他们胸前挂着大红花，挺着胸脯，昂着头，迈着雄壮的步伐。徐翠、黄干、黄容、石屏、阳钟、李奇、小黄走在干部队伍的前面，跟着是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队伍中旗帜如林，五彩缤纷，锣鼓声、口号声、歌声、笑声响成一片，浩浩荡荡地朝着圩镇前进。没有参加大会的妇女和小孩也涌出了街头屋角，瞧着，笑着，跳着，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增添了喜气，人也变得特别年轻了，活泼了。
此刻，徐翠的心头也在翻滚着波涛。她在游行队伍的边上走着，一边检阅着队伍，一边涌起了很多往事。她想起初来时的情况，想起王群，想起他们经历过的一场场艰巨复杂的斗争，想起徐政委对自己的帮助，她觉得自己一年来确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前面的路子还长得很，她和王群不过才带领群众开始迈步，要真正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还要经历很多锻炼，接受更多考验，特别是以后的阶级斗争还会更复杂、更曲折、更尖锐。但是，她有充分信心。她相信，只要能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一定能够走好。她不自觉地望了望黄干和二区的其他干部，只见他们一个个都英姿焕发朝气勃勃，于是，她轻轻地笑了——有这样的干部，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明天是我们的！
队伍继续在前进。她又想起了几个月来斗争的日日夜夜。那些地主和土匪，那些威风一时的“英雄们”，该镇压的镇压了，该劳改的劳改了，该管制的管制了。暗藏下来的敌人，也许还会有，但是，只要我们保持警觉，那么，他们一定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历史是无情的。任何时代的渣滓，无论它怎样伪装，都会被人民清除出去，这是毋庸置疑的。想着，想着，一种革命的自豪感冲上了她的心头，她不禁捏紧拳头，心里暗暗地说：“你——这美国强盗，即使爪牙再利，再狠，再长，我们一起会把你斩断！不信，你就来碰碰吧！”
听，欢送参军的行列里，又响起了雄壮的歌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徐翠觉得很带劲，连忙对石屏说：“快指挥大家一起唱。”
石屏跑了出来，挥动着双手，一万多人的队伍，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歌声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漓江的水，奏出了英雄的曲调，阳朔的山，也伸出愤怒的拳头。区政府门楼上，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着，仿佛向人们招手，祝贺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1952.5.初稿于广西阳朔
1960.6.第四次重写于上海
1964.3.六稿于桂林
附录一? ?刘玉峰和他的《山村复仇记[13]》
甘老广
1929年1月1日，刘玉峰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一个偏僻贫瘠的村庄。童年时代，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四大灾害之苦，从小便深刻体验到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读小学时已酷爱文学。12岁那年麦收季节，父亲叫他看场。有一天他躲进磨房，抱着鲁迅的《呐喊》看得入了迷。父亲见场上没人，提着根竹鞭四处找，来到磨房见他在看书，顿时消了气，竹鞭也随手丢了。父亲虽没多少文化，但对儿子迷书却很宽容，为让儿子多读书，常在安排家务和农活时给予适当照顾。刘玉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当代进步作家的著作，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l946年在汝南高中读书时，他目睹了一桩当地县长收买打手报复杀人的事件，凭着一腔义愤奋笔直书，写成处女作小说《谁叫你多言》，发表于河南省《群力报》，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三四篇“千字文”。不久，校方察觉《谁叫你多言》掲露了国民党政权的罪恶，容不得他这个“赤色分子”留在学校。他被迫辍了学，之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l949年，他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义宁县五通区任区长。1950年调阳朔县福利区任区长。l951年7月24日在阳朔林家村的剿匪战斗中，他腹部、腿部两处负重伤，左腿因此成了终生残废。住院治疗的日子里，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l952年初，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伏枕疾书20个昼夜，完成了18万字初稿，全文写在4大本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旧式红格直行账本上。他参加革命后，投身紧张残酷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已经4年没空闲时间看书写作，几乎是“多年秀才如白丁”了。因此，小说初稿白字连篇，还有很多字因写不出而留着空格。尽管如此，小说稿交到华南人民出版社后，仍受到高度重视，编辑们给予了热情鼓励，并肯定了初稿的质量。后来因“三反”“五反”，出版社和他本人都被卷入，小说稿曾被当作有反对阳朔县委的嫌疑而调回桂林地委宣传部长期受审査。
1954年刘玉峰调来临桂后，先后任过会仙中学校长、教育科负责人、科委副主任、税务局局长、广播站负责人、人民银行副行长。他从1954年开始修改《山村复仇记》初稿。l955年请了半年创作假对稿件进行系统加工，字数增到27万，使原稿由“剿匪素材汇编”变成了具有小说特点的雏形。以后几年，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对小说的部分章节进行加工。在修改过程中，桂林地委宣传部、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中南作家协会曾热情关怀过这部小说的修改和提高。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中南作家协会秘书刘岱还花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1956—1959年4年中，小说稿转投了6家出版社和文艺领导机关，先后获得了广西的陈白曙教授、著名作家胡名树、省文联毛正三、文艺处麦寒(曽海君)，以及《广西文艺》的李汗、徐君慧等同志的有益帮助。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著名作家姚雪垠也看过原稿并来信提供具体建议。据刘玉峰本人统计，《山村复仇记》从改稿到成书，先后收到过来自各方的修改意见信共70多封。
l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派钱舜娟编辑到会祝贺兼组稿。钱舜娟在会议期间看了《山村复仇记》全稿，认为基础很好。她将稿子带回上海，经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吴真审阅，决定邀请刘玉峰去上海进一步润饰加工，并作出尽快出版计划。在临桂县委文教书记杨九的大力支持下，刘玉峰于1960年3月赴上海，在出版社住了半年，其中用45个日日夜夜将原稿润饰增写成45万字。他一面修改一面誊抄，右手捏笔的三个指头都磨出了老茧，指关节疼痛得吃饭也有点拿不稳筷子，经过拼搏终于完成了小说稿的定型工作。但是，过度劳累熬垮了身体，他突然肺病复发，头发大把脱落，几日之内成了秃顶，只得回桂。又由于当时全国已陷入经济困难时期，纸张缺乏，小说出版只得暂时搁浅。
一年之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余英表态：我们广西有纸，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经过与上海方面交涉，取回了稿件。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山村复仇记》上册，两次印刷19万册；1965年出版下册，印刷9万册。
小说详尽描写了桂北解放初期的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剿匪斗争。故事从桂北数县交界的一个山区区政府新来了一位区长王群写起，经过土匪围攻区政府，血洗山村农会，到全面开展大围剿，直至消灭最后一个匪首，王群负伤离职住院，区妇联主任、原桂北游击队女干部徐翠接替王群工作，开了全区胜利大会为止。全书24章，前12章主要写土匪的猖獗活动和我方执行宽大政策的偏差，后12章主要写发动群众，主动进攻的胜利情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剿匪斗争的描写，告诉和平时期的年轻一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从哲理上展示阶级斗争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
《山村复仇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1966年自治区文化部门曾对此书的发行和读者反映作过调查，其中有个很典型的事例：灵川县一个村庄文化室购得这套书（上、下册），全村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争着传阅。直至书的封面和封底磨掉了，书页弄得脏黑并揉得卷皱不堪，人们还抢着看。
书的出版发行，给予了呕心沥血12年的作者极大慰藉。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玉峰却因此遭了难。那时，中央批“刘、邓、陶”，临桂也依葫芦画瓢，凑合了一个小“刘、邓、陶”（刘玉峰、邓燕林、陶气霖）。《山村复仇记》被分析出成串成堆的政治问题，连续批斗了两个月，写了无数张检查，被定性为：“书是毒草，人是反革命。”然后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刘玉峰获得平反昭雪，他的《山村复仇记》也重见天日。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改合订本18万册，1985年再版合订本5千册，投向书市后均很快销售一空。
多年来，刘玉峰还创作了一批短篇作品散见于自治区各报刊，主要有短篇小说《活捉蒋老九》《黄坚之死》《候选人的往事》《枪口为何对准他》，创作谈《创作的源泉——生活》和杂文《从6分到38分》等。他离休后宝刀未老，仍坚持笔耕，1988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少年复仇记》，1990年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苦儿苦读记》。如今刘玉峰年已六旬有六，体力与脑力均健，我们祝愿老作家延年益寿，多出传世佳作。
附录二? ?忆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4]
叶宗翰[15]
如果有人问你：“在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哪本？”也许你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即使是文化人，同样不一定知道。如果再问你：“广西出版的‘长篇’最畅销的是哪一本？”可能更是一个难答的题。
最近，我整理旧物，发现一位已故作家在1963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信纸和信封都已发黄发脆，读着它，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被揭开了。
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收到了一至六章的校样，非常高兴，这高兴远远超过了听到决定出版与发稿的消息，因为11年来，为之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的这部难产之作，终于打成了铅字，这怎么不叫人为之高兴呢！
初步看了校样后，对你改动了的地方，十分满意，同时，也深深地为你付出的劳动代价而感激不尽。在此，谨致以崇高的谢意。
信中所指的这本书，就是196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在此以前，广西出版社没有出版过“长篇”，此书的问世，开创了广西出版的先河，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此书出版分上下两集，经一版再版，共发行约45万册，畅销大江南北，这也是空前的。
《山村复仇记》受到读者如此的关注和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地道的广西“土特产”。解放初期，广西的匪患特别严重，桂系的残兵败将和一些土匪勾结在一起，隐藏在桂北山区及十万大山，伺机蠢动。故当时的剿匪斗争，是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重中之重。小说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重大题材，同时把曲折、传奇的故事穿梭于奇山秀水的特定环境中展现，把人的心灵美，融合在山水的自然美之中，营造了浓郁的广西特色。有人说，北有《林海雪原》，南有《山村复仇记》，这种赞美并非虚言。《林海雪原》被编成电影，而《山村复仇记》出版后不久，被话剧团编成话剧。事隔四十多年，又被改成电视剧，更名为《桂北剿匪记》。无论从发行量还是从社会的关注度来看，都说明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信中说到，这部“难产之作”在诞生过程中让他“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确实如此。小说从1952年完成初稿到1963年11月上册出版，共历时11年，其间经过无数次修改，共送去六家出版社，并两赴上海修改，均未获出版。在这期间，他所受的煎熬，比常人不知要高多少倍。他身负枪伤，留下了残疾，又得了肺病，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加上没日没夜地改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年仅31岁的他已经秃顶了。可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也许是一种缘分，书稿几经辗转，来到了我的手中。读后，我觉得虽然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但很有基础，整个构架基本顺畅成型，更难得的是该书稿很有特色，反映的生活也很厚实。好比一个毛坯房，正等待完善和装修一样。我把意见向社长作了汇报，并极力推荐。社长同意后，我即首赴桂林当起了“装修工”。
第一次见面，我的信心更足了。倒不是因为他能说会道，也不是因为他有一顶小小的官帽——临桂税务局长，而是他的经历。他接待我时，备了一个小小的火锅，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谈心：摆家常、叙往事，自然更多的是谈作品。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否定某一细节时，他马上给换上另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个掏不尽的“百宝囊”。他也很有主见，绝不盲从。你说得服他时，他乐于接受；说不服他时，他也不会妥协。编者对作者设计的某些内涵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此时，我也会被他说服。原来，他曾是阳朔一个匪患严重地区的区长，曾亲自率队到山沟里剿匪，不慎被匪首击伤了腰部和腿部，以致留下了残疾。小说处处都印记着他的身影，实际上是写自己所经历的身边的事，脑中自然拥有一个生活的海洋，何愁不能把书稿改好呢！
这次炉边促膝，不但增加了信心，而且增加了同情心。作者孩子多，家境比较困难，仍执着于要把书写好，虽然屡经挫折，仍不屈不挠，经济的拮据，病体的折磨，旁人抛来“不务正业”的讥讽，都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影响他的仕途，也在所不惜。敬佩和同情，让我的肩上增加了沉重感。
此后，我曾二赴桂林，仍然是炉边漫话。受到全权的委托，在他再次修改后，我开始深加工的装修工程。打出校样后，再征求他的意见，他才给了我开头的那封信。
后来，《山村复仇记》还遭遇了一次大“难”。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它被打成“大毒草”，作者被批斗，还声言要揪出隐藏在出版界的黑手。过了这一大“难”，《山村复仇记》终于大放异彩。“文革”结束不久，出版社一位编辑找到了我，拟请我修订此书再版，并把两集合为一部。当时我已调离了出版社，但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再版于1980年出版，共发行了十八万五千余册。《山村复仇记》自此重新在全国新华书店畅销，并已编成电视剧在全国播出，成为广西一本带有标志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