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
七天后，在讨论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苏联的外交努力之后，勃列日涅夫提起了索尔仁尼琴案件问题。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他以前的方案，快刀斩乱麻，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葛罗米柯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但建议再等一段时间，等到赫尔辛基大会结束。这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要求立即逮捕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在中国，他们公开处死人民；在智利，法西斯政权枪杀并拷打人民；英国人在爱尔兰利用制裁对付劳动人民；而我们在处置一个明目张胆的敌人时，却选择逃避。如果驱逐索尔仁尼琴，就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柯西金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应该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公审，然后送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矿井里，“外国的记者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怪罪于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并暗示：勃列日涅夫在国外的访问以及他玩弄缓和的做法开始损害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就连一向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烈·基里连科也挖苦说：“每当我们谈到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时就会恰好发生某些重要的[国际]事件，于是我们就把决定往后拖。”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一着很巧妙——最终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但他对于逮捕他的事却未置可否。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