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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试爆的那颗不同的是，这是颗真正的“超级炸弹”，利用的是核辐射压缩原理和核聚变。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他的设计人员知道，他们现在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制造几百万吨级TNT当量的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了。试验之后，安德烈·萨哈罗夫向此次试验的军事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Mitrofan Nedelin）元帅暗示说，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感到怀疑的并不只是萨哈罗夫。就连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工程的科学主管，也有了反战的想法——这让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在军队高层，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和军人的好勇斗狠盖过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取代布尔加宁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朱可夫元帅是个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所说的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在过去是合理的观念都变了。朱可夫强调，“他个人明白这种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总统与元帅还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军备，才能使双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惧。
赫鲁晓夫的“新面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体中的同事，准备让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跟上核武时代的形势。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宣布放弃斯大林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并制定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对斯大林有关马列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的修正工作只做了一半。一方面，他说帝国主义的确是战争的温床，而且还重弹只要资本主义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它就会被埋葬的老调；另一方面，他又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存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拥有令人生畏的手段，可以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赫鲁晓夫最后还说，西方的一些有影响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子战争没有赢家。
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没有变化，但苏联的热核力量可以让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脑不得不冷静下来。在1955年11月超级炸弹的试验之后，新展示出来的力量让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了指靠。1956年2月20日，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赫鲁晓夫对核导弹巨大的破坏力充满敬畏，但他就像1953年一样，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寻找利用这种新获得的力量的方式。他给公众的说法是：“让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为这些炸弹提心吊胆去吧。”
赫鲁晓夫的当务之急是造成一种核僵局，以削弱北约和由艾森豪威尔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和1955年策划或赞助的其他反共同盟，尤其是中央条约组织（中东条约组织或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在中东条约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境内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想要除去这个心头之患。他还想要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予以认可。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国人只有在战争与和平的严峻选择面前，才会那样做。“只有两条路，”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说，“要么是和平共处，要么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要让美国人接受这一点，赫鲁晓夫就要让他们相信，他准备使用那些可怕的新武器。因此，要把他新的想法付诸实施，结果必然不会是一种温和的核威慑，而是核边缘政策和危险的虚张声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政策和说辞其实是在效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他们私底下对核大战的可能性极为憎恶，但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又竭力维护美国的核优势。最近的研究认为，杜勒斯是想“利用核武器，而不是要使之成为悬在整个世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对核武器都极为恐惧。他看得出他们（他误以为首席战略家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是想吓唬苏联但又不想显得过于具有挑衅性，于是就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觉得，“作为一个战争老兵”，艾森豪威尔是不会允许苏美之间的对抗失控的。既然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赫鲁晓夫相信，核边缘政策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由于苏联当时还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和可靠的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发动打击，所以苏联核威胁的最初的目标，是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从苏联人的角度看，第一次明显的成功是在1956年11月的英、法、以色列联手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克里姆林宫为了使美国保持中立，便向美国主动提出派遣苏美联合代表团到中东“维和”，同时又威胁要对入侵者实施核打击。实际上，正是美国对伦敦和巴黎的施压才结束了那次战争，但赫鲁晓夫却断定，是苏联的威胁产生了效果，“杜勒斯成了那个挺不住的人”。1957年6月，米高扬告诉参加苏共全会的代表说，“大家都承认，我们是用这个办法才决定了埃及的命运”。
埃及事件的结局让赫鲁晓夫的胆子更大了。他相信，与核力量相比，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所有因素都无足轻重。在那之后，他便开始把发展核力量不仅仅视为一种威慑手段，而是像19世纪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的，看作通过其他手段对国家政策的延续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采访中说，归根结底，冷战的对抗显然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与美国。
1957年8月，苏联在导弹技术上终于取得了期待已久的突破。谢尔盖·科罗廖夫领导的苏联航天航空研究团队成功试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R-7导弹。9月7日，赫鲁晓夫视察导弹试射。他让科罗廖夫继续开展其开创性的空间探索计划。10月4日，“斯普特尼克”号让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大吃一惊。从长期来看，在“斯普特尼克”号的影响的刺激下，美国为了恢复公众对其优越性的自信，启动了耗资巨大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不过，赫鲁晓夫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即美国人现在对核战争甚至比苏联人还要害怕。1960年2月，他对主席团说，有了洲际导弹，就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了，因为“保守的美国人平生第一次因为害怕而开始动摇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苏联的军工综合体集中了可以说更多的力量生产更大、更多的核武器和导弹。即便如此，多年来苏联对美国也只是拥有假想的战略打击力量。R-7导弹低效却极为昂贵。作为一个靠液氧燃料推动的300吨重的庞然大物，它的每次发射都如同梦魇一般。每座发射场要耗资五亿卢布。1959年，苏联导弹设计人员开始研发另外两种导弹，R-9和R-16，但这两个哪个都不太好，不能用来批量部署，因为它们都是靠液态燃料推动的，极易受到空袭。第一代可靠的洲际导弹只是在1962年4月才开始部署。在此期间，科罗廖夫的庞然大物必须通过铁路运送到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茨克（Plesetsk）发射场。到1959年底，只有四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和两个发射场可以投入使用。万一美国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只有一次发射机会，而据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们瞄准了美国的四座准备报复的“人质城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较为慎重的领导，就会等几年再去夸耀新的战略力量，但赫鲁晓夫不会这样。1959年12月15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建立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他多次承诺，要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并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在全球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处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对计划经济的罗曼蒂克的幻想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小。就在战略火箭部队成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从1953年以来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势头消失了。赫鲁晓夫曾经夸口苏联人的消费会超过美国人，但事实令他的大话不攻自破。在经济领域，非军工产业部门都不景气；农业的垦荒计划在最初的成功之后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赫鲁晓夫限制农民个人副业的那些草率的措施，造成了肉类、牛奶和黄油的短缺。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对埃及的越来越慷慨以及1956年之后迅速提高的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补贴，都给苏联的经济和预算带来了新的负担。为了“纠正人民的经济生活中严重的比例失调”，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并宣布了一个新的“七年”计划。事实证明，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黄油的承诺，要比赫鲁晓夫预想的还要困难。
与此同时，对新式装备的需求以及各种研发计划都在激增，远远超过了所拨付的资源。1958～1961年，苏联的军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从占苏联国民收入的2.9%增加到5.6%。事实证明，战略导弹要比赫鲁晓夫原先想的还要费钱。建造发射场和发射井，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Tyuratam）的新的巨型综合体以及用于大批量生产战略武器的巨型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要求建造“保密城市”，要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并为他们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斯涅任斯克（Snezhinsk），作为苏联的第二个核试验室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到1960年时，其人口已达两万。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附近的另一座“保密城市”，在1958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钚。反应堆和22个车间就位于地下200-250米深的巨大的人造洞穴；该综合体有自己的地铁系统和能够容纳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
鉴于承诺的与能够办到的差距越来越大，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他的“新面貌”。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利用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大大节约苏联的国防开支。
“新面貌”在柏林的尝试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给美、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要么他将采取单边行动，把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起初，这位容易冲动的苏联领导人准备宣布作为西方列强在柏林存在的基础的波茨坦协定作废，因为西方人违反了这些协定。不过，他意识到这个极端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外交，于是就把重点放在“自由市”这个想法以及莫斯科可能与东德单独达成和约协议上。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最终期限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一再后延。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拒绝同意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赫鲁晓夫的这着棋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僵局，也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他的办法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北约在苏联新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于1959年2月匆忙到访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公开表示要调解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矛盾。5～8月，搁置已久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最后，艾森豪威尔在7月份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访美邀请。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的各项成果，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是乐观的。艾森豪威尔承认，处于东德腹地的柏林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城市，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似乎同意在定于1960年春的四国峰会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关于此次冲突的缘由，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霍普·哈里森认为：“在危机期间一直影响赫鲁晓夫的是他对民主德国的关切，再加上他想通过与西方的成功的谈判去赢得声誉。”其他学者则认为，此次冲突乃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击西德与北约的逐渐一体化以及美国的“核共享”计划，是北约主张“率先打击”的核原则引发的，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有可能获得核武器非常担忧。
关于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有着多重动机。首先，他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存在，这是他在批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一再公开声明的。其次，他决心证明他的“新面貌”能够让西方列强放弃遏制战略并开始与苏联谈判。最后，正如其言论所暗示的，他希望在柏林的胜利会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瓦解，从而有助于推动亚非各国的革命进程。
至于自己的儿子谢尔盖的担忧，赫鲁晓夫嘲笑说，“没人会为了柏林发动战争。再说，当时正是把战后现存的力量均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据他的儿子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吓唬吓唬西方列强，让它们“坐下来谈判”。这位苏联领导人觉得苏联的核力量使他有可能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实现与美国关系的平等化。他想要恢复被广岛原子弹和美国的遏制战略所毁掉的大国外交的雅尔塔－波茨坦格局。
核导弹是这次冒险的核心。这位苏联领导人想把这样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民面前：要么为热核战争的后果负责，要么拆除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