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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就会丢掉自己国防部部长的职务。贝利亚在他从狱中写的信中承认，在5月27日的会议上，他对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方式是“粗鲁、傲慢、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零零散散的材料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的仔细重构发现：在5月27日，不仅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还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余成员，都投票赞成彻底改变在民主德国的政策。但是在后来，当这个领导集体要除掉贝利亚的时候，他们却决定，一定要把在德国问题上的“叛徒”罪名也加到他的诸多罪行当中。
根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结果就有了6月2日的政令——“关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发展的措施”。这份文件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与外交部的所有草案不同，也比在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5月18日的建议走得更远，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贝利亚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它说，民主德国的这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它缺乏国内外的现实条件”。文件含蓄地承认斯大林对该政策负有责任，并建议彻底采取“新方针”，结束集体化，放缓“重工业发展的极度紧张的步伐”，并“大幅提高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它还提到要削减“行政性开支和特殊开支”，稳定民主德国的货币，停止逮捕并释放被捕者，停止宗教迫害并归还被没收的教产。
“新方针”颠覆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是想把东德变成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战争的堡垒。现在，民主德国的未来与“一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指示民主德国领导层，“要把恢复德国国家统一和签订和约的政治斗争，置于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和西德——广大人民关注的中心”。
6月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接受有关政策变化的指示。感觉到自己遇到危险的乌布利希，试图建议做一些面子上的改革。然而，就在此时，主席团接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的消息；这个消息看来让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更加倾向于立即颠覆斯大林对欧洲卫星国采取的政策。根据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笔记，贝利亚说：“我们大家[在1952年]都犯了错误；所以怨不得别人。”不过，在场的另一位东德人记录下了贝利亚对乌布利希的蔑视和愤怒。在记录中，马林科夫也说：“要是我们现在不纠正形势，那就会大祸临头。”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大幅缩减了斯大林有关民主德国的军备计划。“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格罗提渥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草草记道。
最糟糕的是，莫斯科命令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立即采取“新方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从莫斯科打电报回去，指示从图书馆和书店撤掉有关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献。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为驻东德的高级专员，让他和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同机回去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些新指示让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搞了一年的全面动员和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宣传，现在却不得不立刻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时间顾及颜面了。莫洛托夫甚至建议媒体对1952年7月以来社会统一党的政策进行“坦率的批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这些措施所具有的煽动性是多么无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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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逮捕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责他企图“出卖”民主德国。后来，他又声称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同伙。在马林科夫澄清自己的立场时，他的辩护词中有一段很重要：“在对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为了德国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在民主德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如果把“新方针”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激进性就会凸显出来。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既充满变数，也充满新的机遇。6月3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暗示，他乐意与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秘密谈判，就像以前跟斯大林有过的那样。他告诉马利克，他即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并向他建议立即召开大国峰会以改善国际形势。丘吉尔说他相信他会“成功地改善国际关系，并至少为接下来的三至五年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气氛”。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似乎是想看一看有没有可能缓和冷战的气氛。尤其是贝利亚，他喜欢通过秘密警察的渠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试图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建立秘密渠道，而后者在苏联的宣传中仍然被诋毁为“法西斯小集团”的首脑。在贝利亚从狱中写的一张充满绝望的便条中，他提醒马林科夫，自己“为有关南斯拉夫的任务所做的准备”是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得到他同意的。这张便条还提到在法国的另一项“任务”，那是指让苏联特工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同法国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联系，并建议就德国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法国的舆论和精英们在建立“欧洲军队”和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上有分歧。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爆发了危机并改变了整个局势。6月16日，东柏林的工人举行了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示威活动。群众集会很快就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暴动；西柏林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当局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6月17日，苏联军队出动并很快驱散人群，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斯大林死后动摇苏联集团的首次严重的混乱。
起初，这些事件对苏联领导层及其在“新方针”问题上的共识，影响还不太明显。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即使在民主德国国内发生叛乱之后，贝利亚也“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想法”。展示苏联的力量，“有可能只会增加苏联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把自己的特工派往西德与那里的政治家秘密接触。同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及其副手、高级专员谢苗诺夫，还有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给苏联领导层呈送了一份有关此次暴乱的详细报告，并对乌布利希提出了尖锐批评。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层建议，解除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职务，“让他专心”于党务工作，同时必须取消总书记职位，缩小党的书记处的规模。
最后这条建议恰好触及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实质，而这种斗争即将迎来其关键时刻。1953年5月底，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判定：贝利亚太危险了。他怀疑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正准备在他的背后捅刀子并削弱党的书记处的地位——那可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还有迹象表明，贝利亚正背着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苏共政治斗争中采取行动。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必须对贝利亚动手了。这种想法有可能是在5月27日主席团讨论民主德国问题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马林科夫也流露出自己对贝利亚的恐惧并加入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
6月26日，贝利亚在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期间被捕。这一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平衡。赫鲁晓夫声称自己是贝利亚下台的英勇的组织者。包括军方在内的苏联精英都为他欢呼，将他视为摆脱恐怖岁月的救星。在7月为谴责贝利亚而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宣布，党的机构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官僚机构尤其是秘密警察机构之上。当时仍是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郑重宣布：他永远不想成为头号人物，苏联将永远实行“集体领导”。
驻德国的苏联官员继续送来报告，指责乌布利希及其统治机器在暴动期间缺乏政治勇气和主动精神。然而，这样的批评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再也得不到赞成和支持了。赫鲁晓夫尊敬乌布利希，相信他是个好同志。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公开反对有关“统一而中立的德国”的想法，说它是贝利亚的阴谋。赫鲁晓夫宣布，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是个内奸，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为向西方让步而建议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就暴露了自己的嘴脸。我们要问他：那样做是什么意思？那是要把1800万德国人交给美国人。而在美国人和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中立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德国呢？条约如果没有武力的保障，它就什么也不是，而且所有人都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天真”。出席全会的苏联党政精英，大多都对赫鲁晓夫的话拍手称赞。他们多数都经历过战争，而且和赫鲁晓夫一样强烈地感到，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去统一德国，将会葬送1945年的胜利。其他人则认为，由于东德在苏联军工综合体中的作用，它对于苏联集团来说意义重大。苏联原子弹工程的负责人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Avraami Zaveniagin）代表该工程对全会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炼的铀是很多的，也许不少于美国人所掌握的”。他谈到了苏联对来自下萨克森维斯穆特铀的依赖性。
风向的转变对于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政策立即产生了影响。在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莫洛托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贝利亚在德国以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问题上的倡议则被自动否决并取消。政治局坚决拒绝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当局的建议，认为替换乌布利希并使党的书记处脱离国家事务的建议“不合时宜”。在莫洛托夫看来，“谢苗诺夫变得右倾了”。察觉到形势有变的乌布利希立即对其国内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委员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mstadt）和威廉·蔡斯勒（Wilhelm Zeissner）在暴动期间赢得了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高度赞扬，而且在霍普·哈里森看来，“如果不是受贝利亚事件的干扰，[他们]可能就把乌布利希赶下台了”。然而，在这种新气候下，苏联领导层却支持乌布利希有关罢免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尤其是蔡斯勒，是贝利亚的人。
在东德发生叛乱期间，美国人的行为也是克里姆林宫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美国利用此次叛乱大做文章，为东柏林人提供食品，并强烈要求把“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最终并没有动用武力去拯救东德人。即使西方的确像有些苏联分析家很快将宣称的那样，准备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西方领导人也不敢公然支持反叛。
在贝利亚被捕和东德发生骚乱之后，作为民主德国“新方针”之合理性基础的整个“和平倡议”便戛然而止。实际上，如果不通过谈判来解决德国问题，就不可能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德国问题会成为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35年中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赫鲁晓夫的上台、乌布利希的安然无恙和“新方针”的终结，所有这些都让苏联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东德问题上的政策的希望化为泡影。许许多多的德国人还要忍受几十年的冷战煎熬，等待奇迹再次发生，给他们带来主权、自由和统一。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
Chuev，Sto sorok besed，95；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60.?????
Loth，Stalin's Unwanted Child，7-12，170-74；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3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32；Creuzberger，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macht und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s SBZ；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Filitov，“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3-56.?????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
麦斯基日记，1943年1月5日，AVPRF，发表于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701。?????
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10.?????
关于经济利益在1945年被放在首位的观点，参见Eisenberg，“OldCold War，”802-3；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