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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束花枯了，被谁给扔掉了。
我扔下洋娃娃这件事，难道和主妇的自杀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却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哪怕在朋友们完全把自杀骚动忘得一干二净之后，我仍旧没法若无其事地打职工宿舍门前经过。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也常常特地绕远路来到消防楼梯底下，站着仰望五楼的楼梯平台，然后尝试让鞋底爬行到那个地点。我用眼睛描画洋娃娃坠楼的轨迹，变得皱巴巴的裙子上下翻飞、打结的头发在半空中蠕动的场景重现。不知不觉间洋娃娃幻作了见都没见过的、也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主妇的身影。明明理应对跳楼自杀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不知为什么，我却能够细致地描绘出那副情形。
假如我不让洋娃娃坠楼，主妇也许就用不着死了。她的死都怪我。
妹妹照旧跟洋娃娃一块儿玩。我对于背负的沉重秘密心怀恐惧，同时也产生一种获得了归自己独有的基地的心情。那里是连老爸也无法踏足的、被坚固的要塞守护着的基地。
夜深了，气温骤降。擦肩而过的人影逐渐减少，车流量却还是那么大。经过保龄球场，经过放下了卷闸门的眼科诊所和药房，经过小桥。不知从哪里传来醉鬼的奇声怪叫，在那远得多的前方回荡着电车开过的声响。
殡仪馆的营业科长所买的，跟其他顾客稍有些不一样。科长购买的西装，不是给他自己的，而是给死者的。最初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反问了一句：“嗯？”
“是这个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吧。”科长说，声音沉稳，“男人去世后，棺材里要放一套西装、衬衫和领带，放一次也没穿过的新品。”
“不是穿惯了的西装吗？”
“生前喜欢的、符合个人风格的西装由我们帮着给遗体穿上，另外再帮着准备一套抵达那边之后的替换衣服——是这样。”
“如果是女性呢？”
“我们帮着准备外出穿的干净整洁的连衣裙之类。女性这方面另外有人负责，我专门负责男式西装。”
“原来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立刻备好崭新的西装的。所以，需要由我们事先准备妥当。”科长的讲话腔调非常沉静，带着与谈论死者的语境相符的静气。
“所以，”科长接着说，“不是最新流行的也行。相反，停止生产、没法摆上店面的旧款西装，有的话感激不尽。”
“好，明白了。这样的话，我带您进仓库。这类便宜的货品有很多。”
紧接着，我险些说出“因为反正是要烧掉的西装”，慌忙咽了回去。
科长好像看穿了这一点，说道：“因为是他们启程前往跟流行时尚无缘的世界穿的西装。”
每回，我们都一起走遍宽敞的仓库的每一个角落，科长会花很长时间来挑选货品。不仅数量要达到近五十套，而且必须确保一次性购齐囊括所有体形的人的尺码。虽然整体上暗色调会多一些，但会适当夹杂亮色。尤其是领带，一个疏忽大意，就会不自觉地净偏向保险的图样，因此选择时需格外小心。有时候，科长会拿出几条，让我险些脱口而出“咦，挑这么华丽丽的图样”。不过我会马上纠正想法：是啊，年轻人也可能去世。
科长看样子对这项采买任务驾轻就熟。我在一旁看着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例如，相似西装的价格因面料产家不同而差别相当的情况下，他会问我原因：“为什么呢？”或者在搭配稍显个性化的衬衫领带上头吃不准时，他会问我：“要是你的话选哪条？”但最终判断全部是由科长做出的。而且那永远都是正确的判断。我只需要跟在科长身后亦步亦趋，帮他拿着决定购买的货品就好。
说实在的，起初每回他来征求意见，我总是不知所措。如果是科长自己穿戴的，多少建议我都给得出。可一想到是死去的人在那个世界穿，就无法很好地勾勒出具体形象，脑海里浮现的，就只有西装被折叠好后摆放在棺中遗体脚边，继而被鲜花埋没的情形。
从某个时刻起，我决定：多余的事情一概不去想。我对自己说：不管穿这套西装的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在于：总之不要妨碍科长做事。科长把西装一套一套拿在手里，逐一确认面料的手感、衬里的缝纫方式及纽扣的材质等；他还把衬衫套在西装里面查看领口是否平整，或者摊开裤子瞄一遍裤线；一次性挑选完领带后，把五十条尽数摆在桌上，通过站在远处审视整体来检查有没有遗漏的颜色。
“嗯，那么这些就拜托了！”
确定了需要购买的货品之后，我就把它们依次装进手推车里的纸板箱内。科长递过来的西装，我双手捧着接过来，郑重其事地叠放在纸板箱里，比平时在店里做得更加仔细、注意。扣纽扣也好，拂去灰尘也好，拉上防尘罩的拉链也好，都注意保持与科长轻静的声音相配的轻柔。在仓库里走了一圈仍旧没能凑够数目的情况偶尔也会发生，每当这时，“啊，原来会有这么多人要死啊”的唏嘘感慨总是挥之不去。
仓库布满尘埃，地板冰冷，从天窗照射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很。店里的喧哗与国道的噪音都传不到这里，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手推车骨碌骨碌的响动在回荡。
科长十分清楚穿这套西装的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怎样的儿童时代，埋头于何种工作，何其爱家人，如何接受的死亡。他全部看得透透的。穿上这套西装的人的身影，清清楚楚地映现在科长心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吧。你帮了我大忙了，谢谢！”
尽数顺利购齐后，科长对我露出温和的笑容。
我推着手推车把纸板箱运送到停车场上的小货车旁。它沉重得很，仿佛就是遗体本身。
在下一个路口往南拐，进入公交车道再走一会儿，前面不远就是公寓——来到这里，我蓦地发现了另一束花。它插在路口前面栏杆底下放着的一只铝制水桶内。水桶有些脏，里面的水发臭了，很浑浊。花已彻底枯萎，甚至认不出原本是不是花。水桶旁边摆放着果汁、咖啡及啤酒等的罐子，每一只都盖满尘土，被汽车尾气给熏黑了，也有瘪进去的或者生锈的。尽管没有围栏，长长的人行道却唯有那一段似乎被挖了出来，遗留在了黑暗的夜色中。
我曾经无数次走过这个路口，可却一次也没有注意到还摆放着这样的东西。看花的样子，显然已过了相当多天。我站住了，对着枯花默默凝视了一会儿。
没多久，我打定了主意。我走进旁边的便利店买了水，扔掉水桶里的东西，清洗了黏腻腻的水桶内侧，换上干净的水，然后，解开了科长送我的花束的缎带。它包得比想象的还要郑重其事。缎带底下还缠着塑料绳和橡皮筋，茎头上还裹着铝箔和浸湿的脱脂棉。玻璃纸、包装纸、塑料绳、铝箔、脱脂棉、橡皮筋——我把它们依次拆除，感到花香一点点地浓郁起来。百合抖动着雌蕊，玫瑰的花瓣沐浴着月光。一插进水桶里，它们就活像在说“终于在能够安心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似的，舒展开了枝叶。
“幸亏没扔掉！”
我喃喃自语道。这到底不是应该丢在胡同里或者塞进垃圾箱的东西，我意识到了。
“谢谢您！”
我对着花双手合十，再一次向科长道谢。接着开始祈祷，为在这个路口去世的某个人，还有与科长挑选的西装一道启程的人们，从职工宿舍的楼顶平台跳下去的主妇，以及妹妹的洋娃娃。
（旅行团导游，二十八岁，男性/工作中）
第九夜 切叶蚁
作为特种部队通讯班的一员，当初在执行任务时，我压根儿没想过连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想要讲述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我的职责，当然是注意监听从现场的监听器里传送过来的声音以准确把握犯罪集团的动态。我把全副精力倾注到了这项任务中。分配到特殊部队尚且不足一年，能够站在那样重大的事件的最前线，令我充满了使命感。我下定决心绝不漏听任何细微的异常情况，日复一日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机里面的声音。
人质们的朗读会开始举办，是在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一个月，困在原猎人小屋内的监禁生活开始呈现一定规律的时候。也由于语言不通，起初我一直深信他们是在朗读日语书。在那之前，人质们不大进行无谓的交谈，努力保持着安静。从他们中间冷不防冒出大量日语，使我有些惊慌失措，也有担心：犯罪集团的动静是否会被这些日语掩盖住？
就在那时候，有一天，负责翻译的政府工作人员说：“他们不是在朗读书本，是在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
我问他可是类似于自我介绍之类的，他立即否定了：“不，是更加深刻的故事。”
说实在的，对于翻译所说的意思，我并没有立刻理解；当时不过是想象成了用来排遣无聊与恐惧的游戏之类的。
但是随着对他们的声音的逐渐熟悉，我开始能够感觉到，这是用“单纯的游戏”所无法涵盖的一项举动。召集人模样的一个人（拥有宽厚女低音嗓音的一位女士），她一给信号，就传来当夜轮到朗读的某个人调整姿势的窸窸窣窣的响动。不多久，翻动纸张，清嗓子，接着鼓掌。那样谨慎小心的鼓掌声，在那以前以后，我都不曾听到。这鼓掌声与热烈及兴奋无缘，是有所顾虑、眼看就要消失的，但却充满了对接下来要被讲述的故事的敬佩之情。
这鼓掌声所带来的余韵，与日语的节奏十分协调。是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完全不同类型的节奏。没有音乐那样的起伏，比小鸟的啁啾还要抑制得当，听起来仿佛都不用嘴唇和舌头，仅仅从喉咙深处轻轻地吐出气息似的。他们的讲述使我联想到小溪的潺潺水声。小溪水穿过岩石缝隙，越过几多障碍物，一路光芒闪耀着，顽强地奔着某个遥远地方的一点流去。
不久，我开始根据他们讲述的语气想象每一个人的外貌。朗读声舒适地渗入紧绷的鼓膜里。一丝不苟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声音、娇嫩的声音、舒展自然的声音、同很久以前过世的外祖母相似的声音……声音各种各样。通宵执勤的任务结束后的黎明，在回宿舍的路上边走边听翻译就当日的朗读告知的概要，对我而言成了一个小小的乐趣。所预想的人物形象与故事之间大体总要产生偏差。想象为胆小怕事的女士的人，不承想竟发挥出勇敢的力量来帮助人；堂堂强壮男子汉却永远珍藏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多亏了如此这般出乎预料的情节，我才得以对他们感到更加亲近。
虽然看似持续处于胶着状态，但在暗地里，事态却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营救每迟一天，我们的紧张情绪就只会无限加剧。可是不知为何，我就是有一种预感：只要朗读仍在进行，险情大概就不会发生。无凭无据做出这样的推测，作为部队的一员，也许是不合格的，但任凭怎样驱赶，那预感就是牢牢地在鼓膜深处扎下了根。
我感觉到，不仅人质，负责监视的绑匪们恐怕也一直在侧耳倾听朗读。在那鼓掌声中，有可能就包含了几个绑匪也不一定。即便不发声响，占据屋子四个角落的他们的呼吸，还是会传送过来。他们之所以保持沉默，并非听不懂朗读的意思因而无视，而是因为超越了意思的语言的魅力令人不自觉听得出了神——这一点，我是明白的。
要是朗读会就这样永远继续下去该多好！这样一来，人质们就能够一直安全了！有时我会被与本来任务相矛盾的愿望攫住，连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于是慌忙屏除杂念，把耳机在耳朵上贴得更紧了。
从未能救出八名人质这一结果来看，像我这种立场的人如今无论再说些什么，恐怕也只能招致误解吧？但是我绝对无意辩解。他们的朗读，并不是发生在幽闭的废弃屋内、只限当时的纯粹的消磨时间之举。这项举动又近似于祈祷，传送到身处超乎他们想象的遥远的某个地方、甚至语言不通的某个人身边。作为确实接收到这祈祷的佐证，我决定讲一讲我的故事。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是在刚刚七岁那年的十二月。那外国人，就是日本人。
我成长的村子，距离人质事件的现场并不太远，就在山岳地带往南下去一点的广阔的森林自然保护区旁边。家里人有外祖母和在附近的玉米农场干活的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各一个，一共五口人；上城里提炼厂打工、两年多音信全无的父亲，已从家庭成员名单中排除。
情况是，我和弟弟对父亲都没有记忆，至于妹妹，甚至打从出生就一面也没见过。如果想见见父亲，就只有看一看收藏在母亲的吊坠里的小相片。那是一个锡制椭圆形吊坠，表面刻有蜂鸟图案，是这一带土特产店批量销售的便宜货。母亲碰到什么事，比如夜里入睡前，哪个孩子发烧时，又或者从农场主那里拿到了特殊奖金的时候，她就紧紧握住它，一边留神着不让外祖母发觉，一边轻轻亲吻它。如果是外祖母不在的时候，她会为了我把盖子打开。只不过相片过小，看不清楚，而且由于变色、脸部正中起皱的原因，父亲总是流露着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仿佛明明做出了滑稽相却没有人捧场乐一乐似的。
外祖母是一个要强且聪明的人。在我父亲，也就是她女儿的丈夫下落不明、中断汇款以后，她默默辛勤地搞起了家庭副业。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让外孙外孙女生活得好一点，同时也出于不愿被村里人同情的好强心理。跟不干不脆仍在盼望着父亲回家的母亲不一样，外祖母把不可能的希望之类干干脆脆地一刀两断了。
说到外祖母的身影，最先浮现心头的，是她坐在窗边的桌旁专心致志阅读着什么的背影。尽管没接受过正式教育，她却喜欢读读写写。有一位行商大叔极其偶然地会从城里过来，她一直把从他那里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