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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在小隔间里，我觉得好了很多，格雷格太体贴了，我可以从小隔间门下面的空隙看到他的脚，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里保护着我。我听到欢呼声，疼痛就会席卷全身，我忍不住地颤抖哭泣，格雷格问我是否还好。
我说：“还没好。”然后慢慢做了个深呼吸。
我注意内在那些部分，她们做了这么多才引起我的注意，已经快疯了。我们觉得不安全，那些男人闻上去像是喝了酒，我们不能相信你，你说过你会保护我们的，你根本不听我们说什么。我感觉很糟糕，我已经失去了某些部分的信任。
“好吧，我明白了。”我用格雷格听不见的音量道，“没事的，我已经长大了，格雷格会保护我们的，是不是？”
没人能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保护我们，我们必须离开。
“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我们不关心这个。
“好吧，我们离开这里。”我这么说之后，马上停止了颤抖，疼痛也减轻了，并且可以正常呼吸了。
我筋疲力尽地打开隔间的门，格雷格担忧地看着我。我很同情他，我应该是吓到他了，他很努力地在帮我。
“我想离开这里，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人太多了是吗？”
我哭泣道：“对不起，我实在做不到，格雷格。”
“没关系的，跟爸爸在家里一起看球也会很开心。”我们回到家时正好是第四节比赛的时间。
我不断学习倾听内在的那些部分，如果她们的恐惧在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或许我就可以去看比赛了。我可以在感到恐惧之前就告诉她们现在是哪一年，让她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带到什么地方被迫卖淫。我也可以把这些恐惧告诉格雷格，他能帮我观察那些不安全的环境，这些可以让年幼的部分确定她们是安全的。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各个部分让我疼痛，以此来引起我注意的事依然时有发生。这时，我要学着坚持到什么程度、谈判到什么程度、妥协到什么程度，我总是在自己的目的和存在的各个部分之间寻找平衡，尽量增加自己的活动能力，我依然为可以自由做任何事的愿望挣扎着。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事，这时我会觉得完全没有了希望，我会忘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
但我还是进步了很多，尽管我还是不喜欢拥挤的人群，但我能与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去参加集市。我很喜欢集市，在去之前，我会把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部分会产生的恐惧提前做处理，我喜欢去集市，我喜欢坐在围栏后面吃着猪排，看着许多美洲鸵和小鸡，这实在是一种享受。
14
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儿时的经历是1996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做治疗，但是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很坚强，并且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用了好久去理解我家人的所作所为。
在公众面前演讲是因为维罗妮卡的关系，那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聊天，在闲聊一会后，她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好多了，谢谢。”
“奥尔加，你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可以聘用你时，我抓住了那次机会，是因为你正在做的事，你想要被治愈。我希望你可以坚强地与人分享你从暴力中得救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愿意从一个从中解脱出来的人的角度来分享经验吗？”
“真的吗？”
“是的，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也这么想。”
“你可以来参加在圣路易斯的一个会议吗？是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家庭的，你可不可以去谈谈你的经验？”
我又想了一会儿：“可以，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些。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坐飞机，坐飞机有点儿恐怖。”
“你想好能否坐飞机后，就告诉我。不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监督我们参与的关于儿童虐待的补助金项目。”
“好的，我会的。”我很高兴可以为这样的项目做点儿什么，维罗妮卡看上去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或许我能让一些事情变得不同。维罗妮卡微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那里想着维罗妮卡的话：人们真的在意我的想法吗？他们会在意我说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律师，不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愿意让陌生人知道我患有DID吗？或许我们可以只谈谈虐待的事，而不是去谈内心的各个部分。最后我决定：我们只分享曾经遭遇的虐待，不去说内在的各个部分。
第二天，我坐在萨默医生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很想告诉他我的新任务。他把茶递给我，我告诉他：“维罗妮卡希望我来管理我们补助的儿童虐待项目，她觉得我可以给这些项目提供办公室其他人给不了的东西。”我停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认真地啜着他的茶，他关注到了我做的事，他的表情看上去更严肃，他稍微睁大眼睛，额头上的皱纹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可以觉察到，他看上去并没有很关心这些。
“这听上去很好，奥尔加。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你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让你从中得救的。”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的话。“她想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一个会议，做一个演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去。”
“我发现你有些犹豫，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人们会愿意听一个律师讲儿童虐待的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在意我怎么想吗？我不是你，萨默医生。”
他笑着听完我直白的表达。我当然不是他。
“不，我是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这种想法不对。”他插话道，“你已经得到了很多训练，你从多年被虐待的过程中活下来，也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你比许多临床心理学家和学者知道的更多，你知道那种感受，你知道是什么让你好起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害怕，萨默医生。”
“你在害怕什么？”
“所有的事情。我害怕再去感受那些事，我害怕再提起那些事。”
“你觉得你说出来，它就会变得更真实？”
“是的。”
“奥尔加，它的确是真实的。随着你的生活、成长和不断地整合，你会渐渐发现，这有多么真实，这些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越有能力去感受，就越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提醒我，“同时，你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生活不好的一面，它会让你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你已经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了，所以你做这些事时会觉得悲伤，但我相信它会让你提高感受事物的能力，包括美好的事物。并且，你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感到熟悉的紧迫感，那种逃避新事物，逃避我无法预料或者不安全的事情时的那种紧迫感，但我已经学会通过认真倾听不同部分的恐惧安慰她们，让这种感觉平复下来。每次，我在没有惊恐发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曾经觉得很可怕的事，内在的部分看到后就会越来越相信我，渐渐地，我可以做越来越多的新事情了。
“我担心飞机。”我顿了一下更正自己，“年幼的部分害怕坐飞机。”
“她们在怕什么？”
“飞机上空间很小又有很多人，还要坐在人群中，她们害怕这种环境。”我停了一会儿，听一听内在其他部分的声音，萨默医生刚要开口回应，但我打断了他，“其他部分会在飞机上恶心，每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恶心，如果我呕吐，父亲就会打我们，这些想法让我害怕。”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我们曾经在你很难过的情况下用催眠和积极想象帮你保持平静，避免惊恐发作。我可以录一个磁带让你在飞机上听，起飞、飞行和着陆期间，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听见已经到达圣路易斯的播报时，你就会醒来，这样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些吗？”
“能这样太好了。”
“好的，下一次咨询我们来录这个磁带。”
“谢谢你，萨默医生。如果这个录音没有用怎么办？如果某个部分从催眠中挣脱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吃一片氯硝西泮缓解焦虑。”
1996年，在萨默医生录音磁带的帮助下，我飞到了圣路易斯，我没有惊恐发作，也没有服用氯硝西泮。
在圣路易斯，我讲到我看着父亲打母亲，并且被父亲性虐待的事，我选择不去讲父亲死后，哥哥们是怎么虐待我的，也没有讲被逼卖淫的事，那些太复杂、太痛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这些，并且还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真倾听内部的各个部分能够分享的东西，仔细琢磨自己讲的话，这也是在向各个部分证明我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这是获得她们的信任的办法。那天，我只向听众笼统地讲道：“我就是接下来几天会不停提起的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我痛苦地看着父亲对母亲做可怕的事，并且我也曾经被父亲性虐待。所以，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的讲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我并没有说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说太多别的东西，但我却觉得五味杂陈。
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听众里有非常重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些人在，我会变得软弱，更不会同意去演讲。接下来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话题总会指向我，大家讨论着他们的想法，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到你吗？”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尽量回答他们。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回答我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好，但我觉得很累。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都去吃晚饭了，我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我也已经跟他们说了我的经历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就算是晚饭时间，我也不能停下来。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哭，却害怕走廊里的人听到声音。
回到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情绪很重要，并且为我能顺利完成演讲，在途中也没有处于分裂状态而祝贺。“这些对你来说变得更真实了。”
“是的，我觉得我是真的在说我自己。”
“奥尔加，你正在为没有家人的童年哀伤，我也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但这也没关系。”
我哭泣着道：“这种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带走这些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好，这些事对你来说也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次会议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法官团体、儿童福利管理员和家庭暴力组织的邀约，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会议上讲我的经历，我同意了大部分的邀约。每一次，我都会更加勇敢，内心充满激情，但也为自己这样的人生感到难过。
维罗妮卡离开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后，我依然在为我们援助的家庭暴力、性犯罪和儿童虐待的项目工作，我也积极为那些移民或者移居的工人妇女社团争取援助，由于她们是移民并且经济地位很低，她们是真正的弱者、被压迫的人。我的新领导同意我继续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给予我很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我给大家看我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可以与我内在的小女孩产生连接。多次下来，我可以告诉听众更多的事了，并且我觉得我成了更好的演说者，我可以观察听众的反应，正确调整自己的演讲内容。我已经习惯了飞行的过程。几个月后我已经不再需要萨默医生的录音带了，我可以自己催眠自己，上飞机放好自己的箱子，在位置上坐好，然后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会慢慢睡着。通常，整个飞行过程我都是睡着的，这样感觉很好。
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工作了大概七年后，我离开了联邦政府，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并且全职为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创伤治疗工作。没过多久，我有勇气谈起小时候我曾经把分裂自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一直这样生活着；我谈起自己是怎样用这样决绝的办法来适应被虐待，并且到我青年和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让大家知道，我的分裂状态会让我更容易被邻居袭击，在学校也会被欺负，让我更容易成为性犯罪者的猎物。最后我谈及了我的哥哥们和轮奸，我在演讲结束的环节里加入答疑时间，我也为大家的体贴和关怀而感动。我建立了网站，提供我的训练和演讲内容，也提供专业帮助。
几年间，我只是提及分裂状态却没有提及DID，有时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一定知道我患过DID，但从没有人直接问出来。直到2005年，我发行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ASurvivor's Story）的培训视频，并且向国家性暴力犯罪资源中心投稿时，我才在公众面前公开我曾经患有DID的事。我最终完全站了出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
得到的回应出乎预料的好，我收到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和邀约，去全国各地演讲。我感觉很好，我已经不再担心律师谈论心理方面的话题会出现的问题，我是从内心出发谈我的经历，这会是我一生的工作。
尾声
我躺在亚特兰大的酒店的床上，我很想家。我不喜欢东奔西跑。我起身集中精神准备一天的工作，把要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是一个由250多位社工参加的洲际会议，我的演讲主要是从自身出发讲一讲创伤的影响，同时还要参加几个通过自身经历治愈创伤和DID的工作坊。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我还是不喜欢东奔西跑。我提醒自己，我可以帮助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