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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前面的是哥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镇静自若的人”的名称。那我呢？——认识到融读者与旁观者于一身的自己是个事情取决于他的第三者，没有他就没有游戏，而且他如此在自己身上一并经历了每个游戏者的主要轮廓：父亲一双白晳的奴仆脚和哥哥被撕裂的眼角。
当然，这个图像文字只是瞬间闪现在那山坡上，然后又是那没有地势起伏空空如也的形状；太阳落山了。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决定返回了。返回与哀伤不同，只要你想就可以：那些空空如也的形状，无论是那些山间小道还是那些盲窗，它们都是我们权利的印记。“哥哥，你将会行走在那儿的蓝灰色之中！”
我闭上眼睛。我现在才觉得它们湿漉漉的。然而，这并不是为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而痛哭，这泪水来自那些事物和它们的词语。
在这紧闭的两眼后面，出现了那些山间小道的余象。一个岩灰色的图案。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距离中，我在那儿桌面似的高地上看见了一个年龄无法确定的人。这人光着脚，披着一件深色的、过于宽大的长袍，开始在空中挥舞着手臂。这挥舞成了有规律的动作，它似乎并没有发生在整个手上，拳头上，而是好像在写写画画什么。这是“他”呢，还是我？这就是我，一如既往。不像孩童时期了，我也不再在空中写来画去了。而是在一张平放在岩灰色阶梯上的纸上画着阴影线，既像一个研究者，又像做手工活的人。那是我确定为自己叙述的动作。一个字母接一个，一个词语接一个，在这张纸上，应该出现那自古以来就雕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只有通过我轻轻画上的阴影线才可以辨认出来，传承下去。是的，我那柔和的铅笔印记应该与那强硬的东西、那精炼的东西连在一起，以我祖先的语言为榜样，在那里，那个用来描述“无聊而轻浮的燕雀鸣叫”的表达就是由仅有一个“字母”的词语派生而来的。因为，没有这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荒漠。除了关于这个可爱的世界的事物和词汇——关于生存的——戏剧以外，我不愿意再承认任何戏剧，任何历史戏剧。那威胁着山间小道金字塔的炸弹应该在那里以那个表述“长形梨”的词语形式软着地！我将会给白色的李子花深色的内在、湿漉漉的积雪之下黏土的黄色、苹果上花的残余、河里鱼儿跃起的声音找到表达。
我又睁开眼睛，又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越来越快，看样子，仿佛我要助跑似的。我又停住了。我觉得胸腔变成了乐器，于是我呐喊起来。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他向来就是由于自己声音太小而被人听而不闻，而且在教会学校里受到了监管者的训斥，因为他的祷告“没有穿透力”。他呐喊着，所有认识他的人从现在开始似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了。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迄今只发生过一次，正是在寄宿学校里。他向来深信自己不会唱歌。可有一天，老师要求他唱歌，于是他惴惴不安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且当着一班面面相觑的同学，开始从自己内心深处唱起一支奇特而轻柔的歌。这歌先是让这帮听众哄堂大笑，然后奇怪的是，他们受惊似的把目光移开了。从此以后，这唱歌的人就心想着，他的歌唱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埋藏着。此刻在这高地上，他独自一人，却唱不出来，也吼不起来，或者哪怕是一声呼唤。那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呐喊，一种简直是盛气凌人地寻求自己权利的呐喊。他从心灵深处喊出了哥哥词典里那些言简意赅或者回肠荡气的、单音节的或者多音节的词语。这些词语回荡在大地上，并且在那山间小道上产生了另一个名字，叫“世界之音”的回声。每呐喊一声，我就发觉那些祖先在洗耳恭听，喜上眉梢，心旷神怡。
我把这本词典举得高高的，用嘴唇吻它，面对这个地方鞠躬致意。然后，我从茅舍角上的榛子树上割下一根主干，在上面刻上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年份——“多布拉瓦，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1960年”——，宣告它为我们家族的墓碑，依次向前推算。——此时此刻，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对未来多么不抱希望（他的国王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他对现在的期望多么不可动摇；那个回应他的声音是多么微弱，或者多么小心翼翼啊。它不是早就被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山谷，从一个个兵营里回响在这平展的高地上的命令呼喊，练习射击的岩灰色士兵和地区公墓里掘墓铁锹刨挖——的声音淹没了吗？不，一如既往，不管我在哪里，那盲窗和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就像一个王国重现的透明水印花纹。面对这一切，火车的汽笛同样会变成和平鸽的鸣叫，像印第安人的呐喊一样。我始终感受到里面装着那本词典的海员背包带系在我肩上。母亲，你的儿子依然行走在天底下！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永远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神。
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
当时，我就待在那高地上，直到太阳余象从我的视网膜中消失。仿佛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轴心在旋转，越来越慢。凭着它，我也观察到了自己背后的事物。在北面群山之后，天空浮现出一片火云，想像中正好在我们家的上方。谷仓西墙上，有一个锯成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的图案用来通风，而透过那黑乎乎的洞口，飘散着我父亲那百年之久的孤独。
我背对着离开这地方，后来也是边走边转过身朝那儿望去。一只小鸟从高地边上直飞云天，就像刚从下面那个侏儒手里溜脱似的，它要这样来赢得与巨人的投石角斗。随之，它又从空中俯冲下来，就像被击落了。在白日的余晖里，后面谷地深处旁的湖面上显现出透明的胶体色彩。这时，我心想着那全然是一片被淹没的蜜蜂在旋转着透明的翅膀。
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耷拉着脑袋，回来时总是挺胸昂首。在村口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说的是，1941年的某一天，人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斯洛文尼亚每个我后来还要去的地方，我都碰到了墙上镶着相应铭文的房子。）我也想进行抵抗，而且下定决心抵抗，不是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和平中，没有集会，就我自己。“用战斗造一个句子吧！”我对自己说，然后我才发现，这可就是那样一个句子，像甲骨文一样多义。有一次，我乘兴拐进一个木棚里，随手抓起斧子狠狠地劈在砧板上。一个妇人走过来，要我把一堆锯成一截一截的木块劈开来。我使劲地劈起来，木块四处乱飞——我现在还觉得额头上就有一块——，过了一个钟头，我就赚到了一顿晚饭和几个新词，比如用“分裂光明”来表述“制造麻烦”。另有一次，一个皮球滚到我脚前，我一脚踢得那样精准，人家就邀请我一起玩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有时还梦想着在国家队里当个前锋）。一双鞋合力抱着脚腕，而父亲的皮腕带使手臂强壮有力，也不再仅仅是个腕套了。
一到晚上，菲利普·柯巴尔就坐在“黑土地”旅店拐角的位子上。谁也不问他的名字，甚至连那些不断巡视的警察也不闻不问。在所有人那里，他只是被称作“客人”。连这里照片上的铁托都转过身离他而去了，朝着天空望向一个轰炸机中队。
餐桌上，没有放满各种各样的，时而令人想起万人坑里那一具具头朝前栽倒的尸体的奥地利烤点心，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摞白面包片，放在桌布上，那桌布自古以来就叫做“面包布”。
时值盛夏，有时候坐在房子外边热得要命。返回时，我通常甚至会很热，感觉山涧的空气吹拂在脸上，犹如扇起令人惬意的扇子。在通往餐厅敞开的窗户前，放着一个有几级台阶的踏板，服务员每次都要踏上去，以便从里面的厨师手里接过盛菜的盘子。在托架旁边，是一片水泥地，上面布满深深的条纹，看上去有点像一排钢琴键：自行车存放场，大多数时候空空的。避雷针从上面引到这里：也真是的，这地方几乎没有一天不下雷雨的。夜晚一到外面，到处都是闪电，这个中学毕业生索性用上了“宇宙眼”这个古希腊词语。因此到了七月里，那些萤火虫刚刚还在灌木丛里飞来飞去，转眼间就钻到草地里消失了。
那个服务员比我还要小一些，或许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这里。他个头儿不高，瘦小，长着一副狭窄的、近乎三角形的棕色面孔。在我的眼里，他只会出身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是一户平常人家许多孩子中的一个，生在四周都围着石墙的独门独户里，小的时候不是牧童就是森林野果的采集者，知道每一个哪怕再隐蔽的角落。那个女朋友，向来只有别人说她长得漂亮——他可是我自个儿用这个词语描述的第一个人。和他说话，从来都没有超出问候、订餐和道谢之类。他不和客人交谈，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这人身上的美更多则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专注，一种友善的警觉，而不是他的形象。你从来都不用去呼叫他，或者哪怕只是挥一挥手：他站在餐厅或者花园里最后边的角落里，那儿就是他闲时歇口气的位子。看样子，他像沉醉在对哪个远方的梦幻里，然而却眼疾手快，哪怕是最细微的神色都逃不过他专注的目光，甚至抢在每个神色之先，以特有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彬彬有礼者”的图像，是行为模式的典范。一到上午，即便已经雷声阵阵，他也要摆好李子树下的餐桌，然后还要在第一滴雨点掉下来之前就又把它们收拾好。他就是与众不同，有时候碰到他独自一人在餐厅里，给每把椅子都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好像这关系到给一群喜庆的人排座位似的，一场洗礼仪式或者婚礼，因为所有的客人毕竟在这样的场合都特别挑剔。他对那些一点都不值钱的、已经磨损不堪的物品（在这家旅店里，几乎只有这样的物品）所表示出的小心仔细，同样也与众不同：他把金属餐具摆放得工工整整的，把调料瓶上的塑料盖子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傍晚时分，他站在那寒碜空荡的空间里，一动不动地直看着前面，然后走到远处的一个壁龛前，给放在那儿的大肚子玻璃瓶上加了一个小小而温馨的变化，顿时让这整个房间充满了宾至如归的气氛。又有一次，餐厅里坐满了人，吃晚饭时常常就这样，他把就要送到客人桌前的一壶咖啡放到柜台上，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弄直了，然后以一种夸张的架势抓起那微小的容器径直递给了要咖啡的客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自己给那些醉酒的人点烟时十分一本正经，他也始终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此时此刻，我看到他那半闭的眼睛闪闪发亮。
白天里，独自待在房间里或者去野外时，我更多思念的是那个服务员，而不是父母或者女朋友。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一种爱。我并不是想去他那里，而是有意要在他近旁。一到休息日，他不在了，我便觉得若有所失。一旦他出现，他那一身黑白装扮顿时让满屋的各个角落里充满了生气，我也获得了色彩感觉。或许这样的爱慕也来自他始终保持的距离中，而且不仅在上班时如此。有一天，我碰见他身着便装，站在汽车站的快餐铺前，自个儿成了客人，而且旅店里那个服务员和面前这位身着灰色便装的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把雨衣搭在胳膊上，一只脚撑在下面的横杆上，慢条斯理地吃着香肠，目光落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或许就是这种距离感汇同那专注和平静的神气一起形成了那既震撼着这位观察者，又获得了典范力量的美。直到今天，我依然处在一种不得已的境况中，还在回想着那个沃凯因服务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在通常情况下虽说无济于事，然而，他的图像毕竟又回来了，至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心平气静了。
在“黑土地”旅馆停留的最后一天里，快到午夜时分——所有的客人，也包括那个女厨师都已经走开了——，我回房间时经过敞开着的厨房，看见那服务员坐在满满一大木盆碗盘前，用一条桌布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碗盘。后来我从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他站在下面的山涧桥上，穿着裤衩和衬衣。他那弯曲的右臂上托着一摞盘子，他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让它们漂到水上去，像一堆飞盘一样，整齐，优雅。
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在“黑土地”旅馆四人间里度过的夜晚几乎完全是没有梦的。几年前，被关挤在寄宿学校宿舍里，让持续的头痛牢牢地钉在枕头上。我常常想像着，独自在自由的天空下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中间，暴风和雪片席卷扫过，我暖暖和和地裹在被子里，直到耳根，惟独我的脑袋冻得都要炸裂了：由于这咆哮的山涧，这样的想像现在成了现实；山涧推移了这位睡眠者房间的墙壁，替代了他的梦。
仅有一次，他梦见父亲了（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山涧工人的养老金），或者其实只是梦见了那个父亲可能要把家史写上去的本子。它变成了一本书，和实际不一样了，不是一行行写得歪歪斜斜的，记着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和菲利普的衣服的数字，满本子都是文章，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刷的。这位山涧工人成了农民作家，世纪转折时期斯洛文尼亚农民一个合乎时代的继承人。他们的作品被收集起来了，按照他们习以为常的叙述时间，他们被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夜晚之人”，这在他们登场之前也可能就是晚风或者晚间飞蛾，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