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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机械，它们“看样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替代了我们，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后他在战争刚开始时认为，当“一个永久的士兵”。他的书面诅咒越来越频繁了。恰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行军数日，他听不到“一声鸟叫”，看不到“路旁有鲜花”，并且害怕变得不会说话了：“一年后，我就再也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如此怕见人，犹如山上的动物一样，一看到有人来，立刻就溜不见了。我们的情感需要和谐，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天天都一个样，感受不到周末或者节日的气氛。他没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给颠倒过来”。到了最后，他不仅诅咒这场战争，而且也诅咒这个世界：“这个该死的世界！”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读者，我也从来没有可能怀疑过一个绝望的哥哥。难道始终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尔就醉心于表象”）比每个依然那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吗？那么这个表象到底是什么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变得越来越从容的神态，那深思熟虑的样子，这一切不也属于表象吗？即使她对这个失踪的人持反对态度也罢。只要一说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脸的习惯立刻就停止了，平时总是剧烈地眨个没完没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样子，仿佛她这会儿苏醒过来了。她说话时的神气也一模一样，刚刚还笨口拙舌，又杂乱无章，像一个沉睡者在说梦话，可现在又是吸气，又是把脑袋从容地耷到一边，倾听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样的表象尤其来自格里高尔所书写的东西。这东西给了我一个现时的图像，同时也伴随着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东西，比如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当我的情况还挺好的时候……”，而是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直译叫做“当鸟儿为我歌唱的时候……”；他把家乡的春天换句话说成“当蜜蜂穿着（花粉）裤子的时候”；在他那里，“丑陋的母亲，可口的饭菜”替代了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他在词典里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带的意义，那就是让他一看见就作呕的“奶皮”。说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对于颜色的表达，本身就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生灵或者事物的范围：“那个带花斑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是问一只蜜蜂、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只鸡、一种豌豆等。
然而，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些时态独特的句子要比这样的图像影响更加深远——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将来式”。显而易见，哥哥经常运用它，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中没有这种时态，所以，他不得不分别把它转换成德语：“我们将走在这绿色之道上。界石将站立在那边缘上。一旦种上了荞麦，届时我将又是干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边了。”
我此刻意识到，也是双重的缺失形成了这样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对他也没有亲身的回忆。由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样残缺不全，所以，我觉得阅读起来就像在阅读那些分别由古希腊寻找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像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结结巴巴，最终发出他们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传承下来的残章断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农”这两个独立的、脱离了关联的词围绕着自身显示出一个晕圈，并且照亮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光芒也在于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个“详细的论述”中。特别是由于一想到这个失踪的人时，没有对一个活着的人的想像，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大小，没有步伐声，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性参与其间。所以，在我的心里，哥哥会成为那个传说中的英雄，那个坚如磐石的虚幻形象。想必他曾经在休假时看到了我，因为他不在场却被指派为我的洗礼教父。可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再也记不得什么真切的事儿了。“我届时将弯下身子看看这个受洗者”，从前线来的信中这样说。
在这句比我的回忆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话语里，我感觉到哥哥始终在弯下身子看着我。这时，他常常是母亲的对立形象：如果说母亲预见我的未来时恨不得蒙上头去的话，那么哥哥那只健康眼睛则亲切而殷勤地打量着我，并且高兴和我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而那只瞎眼也不再有什么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见了。一个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笼罩着我，另一个是虚幻和表象，二者势不两立——就是到了今天，这依然是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一个与我同父同母的人称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尔·柯巴尔，那个叛乱者最温和的后人，一个甚至连姐姐都承认“从来都没有带过响鞭走来”的人确立为我的祖先，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在想像中，却始终在身上带着一根鞭子，以对付这个或者那个敌手。说实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满冒险的生存时刻，一种宁静便弥漫在我的周围。在这宁静中，我不仅看到这个选择的祖先在亲切地弯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着他本人。当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唤过来，以便在危险之中找到宁静——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宁静，而他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到场了。也就是说，要想求助于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明白，那个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语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对的一切前面了）。
然而，这或许也是表象：伴随我心中的一个祖先，我不再只是单枪匹马了，坐得更笔挺了，举止不一样了。在危险中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别做；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要对付这种表象，什么是事实呢？“要是我能够成功地把敏锐的思想投向远方的话，”哥哥在他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便会出现柯巴尔家族的图像，他们一起坐在桌前，阅读着我这些写写画画的东西。”表象，他活着，而且就是我的素材！
在我的记忆中，沃凯因当时经常下雨，不光是旅馆窗前持续不断的山涧咆哮会使我想起下雨。在一条林间道上，我的两脚就陷入淤泥里，果树上的塑料袋本来是挂在那儿吓唬鸟的，却都被雨水淋得鼓鼓的。我坐在一个凉草棚下，身旁还有度假的一家人，关注着乡间公路上一个农妇，牵着一匹马的缰绳，马儿拉着一辆小车：倾盆大雨那样猛烈地从柏油路面上弹起来，只见农妇就像没了两腿，马儿就像没了蹄子，小车就像没了轮子在移动着。大白天里，闪电照亮了房子的墙壁。然后，太阳又出来了，过了好久，已经平静的湖岸边，从灌木丛里落下来的水珠依然还在闪烁。
尽管如此，我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那个地方，始终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去一片平展的高地上，就像家乡雅恩费尔德那一大片松林。这地方叫“多布拉瓦”（意思是“橡树林区”），可是几乎光秃秃的，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松树和橡树，没有人烟，几乎荒芜了，看样子——离山谷高地近在咫尺，令人感到奇怪——像一片被遗弃的高山牧场。
在这片高地上，我完全醉心于自我之中，然而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因为在每个地方都会感受到文明就在眼前，甚至要比笼罩在山涧咆哮的旅馆里更加强烈：林子里的拖拉机、割草机、木材烘干机的鼓风；到处烟雾升腾，汽车玻璃的反光闪耀到山上来；下边湖面上，一条孤零零的船满载着人；连天上的鸟儿和身旁的蜜蜂也像电线杆一样给我指向了冰川堆石脚下一群看不清的人。犹如动都没有动一样，我不知不觉地顺着一条条道儿上走上来了，先是一条不再通车的老公路，已经连沥青路面的裂缝里都长满草了，然后沿着一条当年的、而今已经被那又矮又软的高原牧草覆盖的小河床走上来了。到了这儿，我也得首先找到自己的位子。像口头语常说的：高处的位子嫌太高，低处的又嫌太低，阳光下嫌太热，阴凉处又嫌太凉，避风的地方又嫌太平静，有风的地方又嫌太迎风向，岩石嫌太古怪，倒塌的小蜂房又嫌太美妙。最后，我坐到草丛里，背靠一个田间谷仓的厚板条。那是朝南的一面墙，不只是当太阳照耀的时候，我感觉到那被日晒雨淋成灰色的木头里正好散发出“真正的温暖”来。同样这整个地方也正好是适当的地方。棚屋的挑檐向外挑得够深，我可以伸开两条腿也不会淋着雨。那些也许会飞溅过来的水珠不禁使我想起了父母家里那个露台。在那里，像此刻在这里一样，我的座位就在里外分界上——不同的是，坐在那儿的木箱上，因为露台的尽头就是厕所，有一个竖坑向下通到粪堆前，所以，充斥着另一种气味，而且苍蝇要比这片平展的高地上多。
我随身又带着一本书，哥哥的大词典，它是这个被清空的海员背包里惟一的东西。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关于果园的工作笔记很适合于在房间里，在四堵墙之间阅读，而一个个单词则会在露天里充分展现出来，并且在这里派生出所有箭头似的意义符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在他乡异国，天天下午就躺在一个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词典里，一页纸里，甚至一个词里，然后从中抬头望去，摇摇脑袋，笑出声来，又是用脚跟叩击着地，又是鼓掌（蝗虫闻之嗡嗡飞开，蝴蝶闻之颤抖着离去），期间也跃起两脚，在雨底下跑上一圈，这样的表演可谓滑稽透顶。旅店里和地方上的人，他们看到我背着包，每天行走在这条道上，还当我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或者一个“年轻的画家”（19世纪，沃凯因连同那个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经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风景话题）：然而，这个小伙子如今拿着那本书，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着，突然间扯开嗓子唱起一个词，这无非就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一个白痴吧。
与此同时，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与敏锐的听觉融为一体——，就像当时阅读那些毫无关联的单词表时一样。难道这就是一种阅读吗？难道这不再是一种发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惬意吗？我呼喊着那些陌生的词语，让它们融入这片天地里！可是这其中会发现什么呢？
童年时期，我恰恰对外语很着迷。家里有一个咖啡盒，上面贴着一个个披着黑鬈发的女舞伴，数年以后，它导致了我学习那个美人的语言，也就是西班牙语的尝试。从那本匈牙利语语法书里，我至少把前几课都抄下来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里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就在接触那神秘的文字图像之前，它的气味已经吸引住我了。与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听到的斯洛文尼亚语却更多是让我厌恶。这并非来自斯洛文尼亚语的音调，而是那许许多多的德语词汇，它们一再破坏了那个音调。因此，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在牌桌上，父亲常常学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把一个个牌友都给吓住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