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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午那趟火车，可要等到下午那趟，还要好长时间，于是我就想着向西走两站路，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来消磨时间。然而，我也无法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绕着道走去，结果我还是到得太早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坐落在一个村子旁，多布拉瓦森林边上。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上，它可是一座坚固巨大、看上去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岩灰色的墙石光秃秃的。因为竖立在这片平原上的一切——房屋、树木，连同教堂——就像那里的居民一样，更确切地说纤细和矮小。我在站前转悠了一个钟头之久，空空荡荡的，除了脚下黑乎乎的炉渣石嚓嚓作响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阳光下，耀眼的单道铁轨那边，时而传来松涛声。如今在我看来，那些树干如此纤细，松塔又小又黑的松树就是这整个地区的象征，与那些零零散散地嵌镶在林中的桦树白色（连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根都是白色的）相映。当时，那片林子还没有变成草坪园林，成为观赏植物。那个铁路职员的住地位于车站一层，挂在窗户上的帘子千疮百孔，窗前的木盒里栽着也在这地方不可或缺的、红闪闪的天竺葵花。我在家里向来就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窗后一点生机也没有。不时有箭头似的花瓣飞落下来，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在飞舞。我坐到阴凉处一条长凳上，面前是这座建筑狭窄的一边。长凳位于灌木丛旁，当年上面挂满了泛绿的避孕套，而不是如今一团团白色的烂纸片。我脚前几乎长满草，有一圈裸露的石头，莫非是当年的建筑地基？我抬头望去，看见火车站的侧墙上有一个盲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盲窗是见不到阳光的，可是不知从哪儿照来一道反光，闪闪烁烁。在村子里，仅有一个类似的盲窗，独一无二，它恰好就开在那座最小的建筑物上，也就是那个护路人的房子上。它真的会让人想起一个不存在的地主庄园的门房。它也呈现出像墙一样的颜色——那儿是黄色的——，当然，四边都是白色的。每次路过时，它都会吸引住我的目光，看样子，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非要看不可。然而，当我停住步，特意望去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不可确定的意义，而且在我看来，在父亲的房子上缺少的就是它。此时此刻，面对米特勒恩这个盲窗，我不禁回想起：1920年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四十年前，父亲用一个小车推着我哥哥，一个当时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跑到这里来赶早班火车，要把这个患上一种“眼睛高烧”的孩子送到克拉根福特去看医生。这一整夜奔跑也无济于事，那只眼睛结果也没有保住。在那张照片上，那只眼睛看上去只是一个乳白色的亮点。照片就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但回忆并不是解释：那个盲窗的意义依然是不可确定的，可是突然变成了符号。就在这一瞬间，事情就定下来了，我要掉头回去。而这掉头回去是那个符号进一步的力量，却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仅仅适用于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刻。然后，我才可能真正起程，才可能真正赶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那些反复自我叙述的盲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旅行伴侣，我的引路人。当我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在车站旅店里想起那闪闪烁烁的盲窗时，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
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
我到此叙述了父亲的房子，叙述了林肯山村，也叙述了雅恩费尔德平原。二十五年前，在耶森尼克火车站，这一切无疑全都历历在目。然而，我却似乎没有可能把它叙述给任何人听。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感觉到了没有声音的起唱，没有调门的节奏，有短音长音，抑扬顿挫，却没有相应的音节，有一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乐段，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字符，有舒缓的、广阔拓展的、感天动地的、持续不断的格律节奏，却没有属于它的诗行，有一个共同的高唱，却找不到开头，为之一震却一片空白，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没有名称，没有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没有一个文字关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而回忆并不意味着：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现了；而是：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它又再现了。当我回忆时，我就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于是，我才明白了这事，可以有了名分，有了声音，也可以作出判断了。所以，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
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的睡梦会“让这个罪恶的地方得到洗礼”，“驱赶走那些邪恶的魔鬼”，“吹散那可怕的恐怖”，老师这样说。他正在创作那个相应的童话。对他来说，每个建造于皇家时代的隧洞，连耶森尼克那家无辜的矿井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是“不体面的”。
不过，在黑暗里，我先吃了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苹果的气味驱赶走了开始闻到的霉味，让人觉得仿佛刮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更为新鲜的空气。然后，我躺下蜷缩成一团，却无法入睡。就是睡着了，那也是一个劲没完没了地做噩梦，不是刹那间，就是无休止。父亲的房子空空如也，变成废墟。德拉瓦河从深深的特罗格峡谷泛滥，淹没了整个平原。太阳映照在多布拉瓦松树林上，可是战争来临了。还有我丢了一只鞋；我的分头突然留在左边，而不是右边；我们家里所有花盆里的泥土都龟裂了，花草全都干死了。这一个个梦吓得我直冒汗，立刻使我惊醒过来。有一次，不是噩梦让我惊跳起来，而是夜间火车。它以巨大的呼啸声，几乎就在护墙那边一步之遥的地方，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而过。这只可能是远途客车，去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或者雅典，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往希腊的途中，肯定已经在相当遥远的南方，不是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是钻在睡袋里躺在露天下。我想像着，他们不仅为在异国之城的夜间漫步，为这温暖的夜晚而精神振奋，而且也为同行的人，不是当年邻座的男生，就是当年邻座的女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参与而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海阔天空。谁要是已经睡着了，那他就会静静地安睡在这一圈人里，没有噩梦。大家都咒骂着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命运让我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昏暗的、承载着厄运的隧洞折磨着我，而更多是一种负罪感。我也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自己家人，而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晚上，我又一次感受着，虽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可是故意独来独往，这就是一种恶行。这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今后也一定还会感受到。一种恶行，针对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自己。甚至现在同那些敌手交往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难道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向这个菲利普·柯巴尔多次承诺说，要陪伴他走遍他那个传说的故乡吗？她和我不同，熟悉另外那种语言。难道在这个时刻，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相互迎着对方呼吸的身体更好的事情吗？一整夜如此躺在她身旁，清早醒来时手搭在她身上！
当然，真正的噩梦即将来临。在梦里，那随着离开车站饭店而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