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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这样来干我的事情。如此悠然自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无声无息，不为任何人而动摇，完全自由自在地活着，没有劝说，没有赞扬，没有期望，没有要求，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不管今后干什么工作，它都要和这儿的工作一个样。这样的工作使得从事它的人如此显然地变得完美，并且让这个偶然的见证人得以分享。
在这些年里，我每天不得不感受着。对我来说，在这个村子里，在过早因为暴力断送了童年之后，再也没有可能建立什么联系了，不存在什么延续了，也不会再持久下去了。与此同时，我那神经错乱的姐姐第一次开始接近我。说来也奇怪，从小时候开始，周围所有的疯子都吸引着我，而我反过来也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不间断地漫游时，常常走到窗前，将鼻子和嘴唇贴到玻璃上，龇牙咧嘴地朝屋里冷笑。当我在布莱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儿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让我越来越着迷，那就是护理院，疯人院。我定期在放学以后绕道前往，让人家透过围栏，用叫喊和无声的挥舞——我也回想起拥抱空气的情景——来欢迎我。接着，我一边十分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空荡荡的乡间大路上自个儿挥舞来，叫喊去。看样子，好像那些精神病人或呆子都是我的保护神。当我好久碰不到他们时，那么只要一看见第一个十分友好的呆子就高兴极了，顿时会充满力量，如同大病初愈。
然而，在我看来，姐姐既不是那群劲头十足的呆子中的一员，也不属于疯子行列。她总是独自一人，不可捉摸。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怕她，躲避她。只要一想到她的目光，我也觉得就像人家说得我心悦诚服一样，那不是精神错乱的目光，而更多是凝视；不是呆若木鸡，而更多是清清白白；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任何时候都在现场。我不断地与这双眼睛进行较量，可是较量的结果没有一次对我有利。此间，这个工具（我把那个不动声色的目光看成是这样的工具）表明的并不是我当时的过失或者无耻行为，而更多是那根本的不幸：我伪装了；我不是那个自己表现的我；我不是真实的，我根本不是这样，我是在演戏。而且她也真的从来都没有善良过。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我这样或那样一盯望——我都觉得做什么都是给她和我自己看的，再说是虚伪和拙劣的。起初，她嘲笑我，起码有时在她那咯咯笑声中几乎还带着同情味。后来，在经过这样蔑视的折磨瞬间之后，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幸灾乐祸。因此，我就尽可能地躲开她（当然，她过后也许会出乎意料地站在回廊里，并且在那儿设下她的目光陷阱）。
我姐姐大我那么多，这无疑也让我感到诧异。哥哥和她只相差一岁，而我和她却相差二十多岁。实际上，这孩子久久地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可怕的入侵者，她随时都会从头发里拔出一根发针来刺人。那么到了如今，当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时，她又从自己的头发里拔出饰针，不过这却意味着：她靠近了，她向我表白心事，她接近我，带着关怀的神情，也是一种激动。当我下了火车时，她激动地穿过田野，迎着我走来；她激动地帮我拎着包；她激动地递给我一支鸟羽毛，拿来一个苹果，献上一杯果子酒。我否定了全部的过去，我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不仅她不知所措，无可归属，而且我也一样。她最终有了一个同谋，一个同盟，可以围着我转了。她的目光不但不伤害我，而且停留在我身上。如果说这目光迄今向我预言了不幸的话，那么它现在无非就预示着对我的、她的、我们俩的现实存在的惬意。然而，此时此刻，它绝对不是强加于你，始终不过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征兆，像符号一样，无视于我需要的任何第三者。
在我的想像中，姐姐相应的举止就是坐姿，安安静静地挺着身子坐在那儿，两手搁在身边的长凳上。虽说家家门前都放着这样一条长凳，可平日都是男人们坐在那里，大多数是老人——而惟独作为老者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却没有给我留下一次坐着的印记。相反，我看见村子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就像人们谈论女店主时说的；要么奔忙在大街上，要么弯腰劳作在花园里，要么在屋子里奔来跑去。也许我只是这样想像，不过在我看来，这是斯洛文尼亚乡村女人的一个特点。在屋里，她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每个动作都是奔跑。她们从桌前跑到灶前，从灶前跑到菜案前，又从菜案前跑回桌前，尽管各个点之间都近在咫尺。这种在狭小空间里的奔跑开始于站立，是由短步急走、踮起足尖一闪而过、就地奔跑、换换脚、转向和再短步急走组合而成的快速延续，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脚步沉重的跳跳蹦蹦，一种长年累月的女仆人的舞蹈。连那些少女也一样，她们刚一走出校门回到家里，就刻不容缓地开始在那里奔忙，在客厅厨房里蹦来蹦去，要和别人争个高低，就像自然而然地迈着效劳的急步。甚至连我那个不是本地人的母亲也接受了这种习俗，比如说，她眼睛盯着地板，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蹦过来，就是要为我送杯水，仿佛我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贵客。此时此刻，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客人光顾过我们这个家，甚至连神父也不曾来过。可眼下这位姐姐是村里女人中惟一让我看见坐着的一个。她坐在门前的长凳上，光天化日之下，无所事事，就是坐着。而且像那个护路人一样，我也把她看做一个榜样。她坐在那里，指头扳来弄去，指间并没有通常的十字架念珠。这时，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个空中精灵，只是让她自己最愿意看到的人才看得见，那就是我。与那个写写画画的人一模一样，她远离其他人的舞蹈，以其愚人百无禁忌的自由，也代表了这个村子的中心。我心想，她现在坐的那个地方，那坐落在教堂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而不为人注意的千年小石像似乎就可以正襟危坐在那里。它就只剩下躯干、手和头。从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隆起的不过是眼睛和满带微笑的嘴，二者都紧闭。眼皮、嘴唇和拿着石球的手在露天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全部图像挪进了那光芒闪烁的房屋墙壁里，成为它的基座。
是呀，那帮孩子在夜幕中的时刻；是呀，那个没有见证人而辛勤写写画画的人的时刻；是呀，那个坐在太阳下的同谋者的时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这些时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这个梦结束了，许多梦肯定又随之而来了，大梦和小梦，白日梦和黑夜梦。可是在这些年里，我也没有变成城里人。虽然我在村子里变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学以后直等到最后一趟火车才回家，可我在城里到处都格格不入。那时，我不去饭馆里，同样也不去看电影。于是我不是四处荡来荡去，就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消磨时间。或许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点使我毫无目的：要走路去湖边，离得太远。这个的确让我觉得广阔的城市，一个州的首府却没有河流经过，要不就可以去河边，站在桥上。那惟一对我来说像客店一样的城市大楼就是学校，它坐落在火车站旁。我在那儿独自度过了一个个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个被打扫干净的角落，里面摆放着桌子和长凳。有时候，其他名义上的走读生也加入到这里来。于是在这座宏伟的、空荡荡的、越来越变得无声无息和昏暗的大楼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小团体，一个默默无声地坐在窗前长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体。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个很有主见的姑娘，过后还和她看过一次电影呢。她同样住在离得很远的地方，位于相反的方向。我现在想起来，与寄宿学校的岁月不同，那个地方要比自己的家乡诱人得多；凭她那张从走廊的昏暗中迎着我照亮的脸看来，她只有可能属于坐落在某条繁华大街上的豪门望族之家。
相反，和同班的同学，我惟独在上课期间有一种群体的感受。在这里，我有话可说，甚至有时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时被提问的人）。然而，下课后，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学都住在城里，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亲朋家里。而且他们都是律师、医生、厂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没有人像我一样，连自己父亲的职业都说不出口。那么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山涧工人”的儿子呢（这些是我父亲几十年里干过的工作），还是干脆回避说我父亲“退休了”不就够了吗？我也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谎，一会儿说得高高在上，一会儿又说得什么都不是。我甚至想跳过这出身，让我像一个压根儿就没有出身的人，这样对我来说无疑再好不过了——当年在布莱堡这座小城里，在和那些教师、警察、邮局经理、银行职员家的孩子们打交道时，我确实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那影影绰绰感觉到的东西：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心灵深处和他们完全两样，他们不是我的世界。他们有自己交往的规矩，而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社交活动不仅让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们起初还客气地邀请我去参加社交活动。站在一个舞蹈培训馆门前，听到那女培训师数着节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着，这里面都是终身被监禁的人，而且是自觉自愿的。我觉得抓住的门把手如同相应的手铐。在一次花园聚会时，我曾经屈起双膝闲坐在挂在我头顶上方的吊床里，笼罩在五彩缤纷的灯笼，闪烁的风灯，烟雾浓浓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轻音乐和喷泉哗哗的水声中，包围在一群舞动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进入了一张罗网，再也无法逃脱了。
在学习群体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论站在哪儿，都成了碍事的。由于我对每句话都踌躇不定，那些本来进行得如此应对自如的谈话被弄得戛然而止。当其他人都昂头挺胸地从人行道中间走去时，我却弯着身子，紧贴着墙壁和栅栏挪过去；当他们不管在哪儿，比如大门口停下来要让人看看时，我就利用这个瞬间，悄悄地从他们身旁跨过门槛（这样有时反而更加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就像发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样）。一句话，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时光就是笼罩在我反应迟钝的征兆之下，这无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好些年以后，我似乎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男子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人坐在一群讲着笑话的同伴圈里。他总是随声附和别人的笑声，然而每次都慢了一点，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发起呆，接着又跟着一起笑，声嘶力竭的样子。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让我这个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听懂了这儿所叙述的东西，可是并没弄明白这笑话的弦外之音。他对双重意义和影射彻底没有感觉，于是，别人讲什么，他就完全当什么。在沉默的瞬间里，我从那简直吃惊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经历着那些叙述的一个个细节，当作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这时，我就在有轨电车上想着，当时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情形也一模一样，惟有局外人，像我现在一样，似乎才会认识到，有人处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张桌旁聊天。起初，我还跟得上，可是后来，十分突然，我与别人之间就一刀两断了，那儿是交往的人群，这儿是我。我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没有看他们。在我的余光里，最多不过是几个肢体闪来闪去，或者动来动去。因此，这听觉就越发敏锐：让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每个句子的一字一词还是抑扬顿挫，我似乎都能够立刻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比最好的录音机还要真实。人们谈论的无非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借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些事，还有他们谈论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气愤。这期间，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参与其中吗？是呀，可是此刻我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就想着让这一圈人来问一问。在我看来，那些人当然只是谈得越发来劲，旁若无我，无视我，仿佛此间惟独就是要这样做给我看的，他们就是他们，而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的，这帮市民子女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个一声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压根儿连问都不问你一声。他们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驱除出去，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冲着我来的，尽管其中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对这样的聚会，在孤独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种总有一天也要说话和叙述的冲动——，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变向，一边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个大脑，一边弹回我的身体里。那种“孤独”，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眼：我就是这样感受孤独的。在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这种形式的交往永远也不会是我的。甚或不能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谈论，充当一个另类，这不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吗？我不告而别，离开那张桌子，他们甚至连片刻都不停顿。后来，当再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没有过“儿童游戏室”。随之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过孩子们的专用空间。再说，从发生这些事情后，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后来我自己无论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习惯：在一次争论中，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样一来，我那时的家园就是乘车，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待，一句话，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来往于村子和那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