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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去参加寄宿学校的招生考试了。
在考完试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克拉根福特误了开往布莱堡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们走到城外，站在通往家乡的大街上，四面一片漆黑，天下着雨，我也顾不上被雨淋得湿透了。过了一阵子，有一辆车停下来，这车驶往南斯拉夫，去德拉瓦山谷，马里博尔或马堡1的司机让我们上了车。车里没有后座，我们就坐在车后面的厢板上。这时，母亲用斯洛文尼亚语向这男人说了我们的目的地，于是这男人就开始试图与她聊起天来。然而，他发现除了那些应付问候的套话和几首民歌歌词外，她对这门语言几乎一窍不通，便也一声不吭了。这次坐在汽车后面铁皮厢板上无声无息的夜间之行给我留下了一幅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画面，一再显现出作用和效果，至少在接下来寄宿学校的岁月里如此。为了这次行程，母亲专门让人理了波浪式发型，终于有一天不戴头巾了。尽管五十岁的身躯显得十分臃肿，可一道道的亮光时而掠过时，我觉得她的面目好年轻。她蜷曲着两腿坐在那里，手提包搁在身旁。雨点打在车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车厢里面，每到拐弯时，不知什么工具、装着钉子的包、空桶都朝着我们滑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某种不可遏制的东西，激情澎湃的东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样。母亲的帮助使我上了道，对我来说是一条正道。之前和之后，我确实没有少否定过这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样的陌生——就连一句合她心意的话，我几乎都难以张口。然而，在1952年这个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母亲，当她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时刻，她也不再是那个农家女人，那个乡巴农妇，那个牛圈女仆，或者那个常去做礼拜的女信徒了；她常常打扮成这般样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潜藏在深处的东西：她不是家庭妇女，而更是一个女管家；她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而更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更是一个行动者。
在去往林肯山村的岔路口，司机让我们下了车。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直到她转了一圈。雨停了。月光下，拜岑山脉呈现在平川的边缘，一丝一毫都清晰可见，犹如一种图像文字：一条条峡谷，一道道岩壁，分明的树木线，一块块凹地，一座座山峰。“我们的山！”母亲接着说，早在战前，就在下边沿着山势的地方，像“我们的司机”现在一样，我哥哥朝着相同的方向驶去了，向着东南越过边界，去马里博尔上农业学校了。
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这五年是不值得叙述的。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这些词汇就足够了。我们大家所谓孜孜追求的僧侣精神却从来没有使我获得某种使命感。我也觉得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胜任。那些神秘的东西早就在乡村教堂举行的圣礼中传播过了，如今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主管神职人员会充当神父的职责。他们要么关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里深居简出，一旦叫谁前去，那也仅仅是要警告你，威胁你，摸你的底——要么总是披着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长袍在楼里来回巡视，充当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在圣坛前，每天做礼拜时，他们也不会承担起曾经被授予的这个神父圣职，而是充当了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细节：当他们转过身去，一声不吭，手臂伸向苍天站在那里时，就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又回过头来，仿佛要为所有的人赐福时，于是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抓住我的念头。而乡村的神父则完全两样：他刚刚还在我眼前把装满苹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听着广播新闻，剪去耳边的头发——而现在就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盖怎样咔嚓作响，一心虔诚地屈膝在圣体前，完全忘却了我们其余人的存在。然而，我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到一起来了。
与此相反，在学习时，我独自感受了教会兵营里独一无二的美妙交往。在独自学习中，我掌握的每个字眼都先说出了我正确运用的每个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能够信手描绘的每个河道都先说出了当时催促着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标：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问我想像的“王国”是什么，我要说出的不会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自由的王国”。
然而，我觉得，恰恰是人成了那个当时只有在学习中才隐约意识到的王国的化身。接着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人却成了我的大敌。这一次，不是我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个外来人，来自世俗世界，一个世俗的人，一个老师。他还很年轻，刚刚完成学业，住在那幢所谓的教师楼里。在方圆广阔的范围内，这幢楼连同寄宿学校的城堡和凿进山坡的主教墓地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偏僻而光突突的山丘上。平日，我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那么起眼（就是在十多年之后，遇到当年的相识时，我总是听到同样的描述：“好静，独来独往，专心致志。”这样一说，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立刻就注意上我了。他讲起课来，都是针对我来的，仿佛在专门给我一个人上课似的。此时此刻，他说起话来，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更好像是他每讲一句话，就要问问我，是否同意他这样划分材料的方式。真的，看他的样子，好像我早就对这材料了如指掌，而他只是每每期待着我点点头认可，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叙述什么不对的东西。有一次，当我真的纠正了他时，他非但没有佯装不理，反而兴致勃勃地表明了他的热忱，一个学生居然能够强过老师：这样的情形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我一刻也没有忘乎所以——完全是另外的心境：我觉得自己得到承认了。多年让人视而不见之后，我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这恰恰就是一种觉醒。我在感情洋溢中觉醒了。有一阵子，一切都很美好：我那些同龄人，首先是那个年轻老师，我们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信仰地狱，走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观察世界的自由天地里，走进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很美妙的荒僻世界里。每天下课以后，我就不知不觉地陪着这位老师走到对面的教师楼前。当他周末驱车离去时，我的心就随着一起飞到城里。在那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非都是为上课的日子在养精蓄锐。一旦他留在这里，教师楼上那间惟一亮灯的窗户就在我的心底里点燃起一种永恒的光明，与昏暗的寄宿学校教堂圣坛旁那闪烁不定的小烛火迥然不同。
这期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老师——我永远就想着当一个学生，比如说当一个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学生。这样的情形当然只有保持距离才会有可能，可这多么必要的距离，我们却人为地丧失了，也许是我陶醉在觉醒的感情洋溢中，也许是他沉浸在发现的无比热忱中。直到这个时候，他对于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做做梦罢了。不过也许会是这样，时间久了，我无法忍受人家拿我当目标。这正好促使我要毁掉那个在他心目中描述的图像，哪怕它也符合我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我要逃开他的视野。我渴望着重新过上默默无闻的日子，就像此前的十六年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桌前，躲在那宽敞的蓝色棚屋里，谁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更何况如此高的评价——可事到如今，我如此亲密无间地被一个人了如指掌之后，甚至连那个当年常常在我心中作祟的双影人都望尘莫及。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默默无闻才是真实的，才是美妙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刻，被当作楷模，甚至是奇迹，虽然面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身，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忍受的。我渴望着在重重矛盾中消失。有一次，我插问了一句，肯定又一次表明了我的“同步思考”，于是一种兴高采烈，甚至激动不已的不寻常目光直冲我而来，我做出了一副极其难堪的怪相，只是要分散对我的注意力，却刺伤了这位年轻老师。在这同一时刻，我感觉和他一样。他目瞪口呆，然后离开教室，这节课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正好看到了我真实的面孔；我真诚的想法，对学习对象的热爱，对他这个将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自己事业之中的人的好感，都是我伪装起来的；我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是个背叛者。当其他人在热烈地谈论时，我却一声不吭地朝窗外望去。这位老师就站在下面楼前的场地上，背向楼。他一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我看见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撅起的嘴唇，强硬得就像是鸟喙。这既让我痛心，也使我惬意。我甚至在享受着，除了我自己以外，终于不用亲近任何人了。
接着，那鸟喙只是撅得越来越尖了。然而，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憎恨你的敌人，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他一旦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说那个放着书桌的棚屋并没有表现为避难所。我再也学不下去了。这位老师每天向我表明，我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谓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那“材料”；它不过是出自于我而已，以这种形式，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表达方式，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我凝视着那棚屋，独自与笼罩在心中的乌云为伍。在这棚屋里，那一个个符号、辨别、过渡、连接和组合的光明世界曾经呈现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空，又让我兴趣盎然。不可想像，这乌云会一散而去；它越来越沉重，四处弥漫开来，涌到口腔里，钻进眼窝里，堵住了我的声音，遮挡住我的目光。这些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在教堂里，集体做礼拜时，我本来就只是动动嘴唇，而在学校里，因为这位老师同时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问我了，更不用说关注我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可谓失去语言的感受——不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无声了，而且面对自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发不出一个音了，做不出一个动作了。这样的沉默在呼唤着力量；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与那个小敌人不同，这力量是无法向外发泄的。这个大敌人，他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横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气管上，你的喉头上，你的软腭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听觉，那个被他包围在中间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不再搏动了，不再嗡嗡地响了，也不再输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响，刺耳，辛辣和凶恶。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