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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子。鲁迅和王森然就地泰然而坐，与拉车卖报者流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这顿午饭。
1926年，鲁迅和孙伏园等到厦门大学任教。两人都单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个问题。孙伏园自告奋勇掌勺。鲁迅和友人章川岛谈起：“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战期间，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尝马奶子，即用新鲜的马奶经过摇荡使其发酵而制成。茅盾说：“味略酸而香洌，初饮常觉不习惯，喝多了却有深嗜，一日可进十几杯，而且饭量大增。我们全家后来都成了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与几个南社的前辈诗人过从较密。一次他跟着叶楚伧、柳亚子等一干人去豫丰泰酒楼喝酒。他们先要了四斤花雕，用锡壶盛着，用碗喝，一壶半斤，能倒两碗。曹聚仁向不喝酒，只是陪着吃和看。下酒菜是豆腐干、咸肉、海蜇皮和盐水花生。曹聚仁说：“叶先生尽是一碗一碗喝着，圆桌上的锡壶，越来越多，到后来，一点数，总共38壶，19斤老酒。”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太太里，据说钱端升夫人陈公蕙最会做饭。金岳霖说：“她是能够做大件菜的。”“公蕙的特别小品是她的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就蛋白说，有似豆腐脑，就蛋黄说，它既不是液体，因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体，因为它不硬，看着是一个小红球；吃起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金岳霖还回忆说：“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个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丁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金岳霖不愧是哲学家，论起醉酒，也带着哲学味：“解放前喝黄酒的时候多，醉也大都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到好处的程度，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维了。就醉说，最坏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朱了洲早年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体力充沛，食量惊人。一次他与一群男女生同桌吃饭，一时兴起，和一个女生赌这顿饭的东道，女生吃一碗他吃两碗。结果是女生吃了九碗还在添饭的时候，他十八碗下肚，实在吃不动了，只好认输付账。
蒋碧微第一次吃西红柿，是在与徐悲鸿去法国前逗留北平期间。那年暑假，徐悲鸿、蒋碧微与顾孟余夫妇、李石曾夫妇以及众多北大师生集体到香山碧云寺避暑，碧云寺有厨子专门给他们做饭，时有西红柿上桌。蒋碧微形容西红柿“红绿相间，鲜艳欲滴”，“不过我们所吃的西红柿多半是塞着肉的”。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在重庆，谁家吃了顿螃蟹，便可当逸事乃至新闻说。
1927年6月3日下午，郁达夫去访鲁迅。鲁迅知道郁达夫好酒，临别送了他一瓶有七八年陈色的绍兴酒，郁达夫说：“当是难得的美酒，想拣个日子，弄几碟好菜来吃。”
当年上海爱多亚路有一家叫红棉酒家的饭馆，经营粤菜，店面不大，也不大起眼，但价格出奇的贵。据说某日有三个客人吃过便饭后结账，竟高达百元，而上海有名的大饭馆，十人一桌也不过十多块钱。以至出现三人当场凑不出钱来付账的尴尬场面。
抗战初期，物价尚稳定。学者宋云彬1939年1月21日晚在桂林的桂南路一家饭馆“独酌”，点了一盘炒腰花、一碗三鲜汤、六两三花酒、两碗米饭、一个柚子，总计法币2元。宋嗜酒如命，三花酒是他在桂林期间日记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如1940年1月26日：“腋下湿症又发，晨八时去省立医院换药。精神疲惫，工作不起劲儿。晚与光暄在豫丰泰小饮，喝了六两三花酒，精神就振作起来了，到开明去，大唱昆曲、小调。”
梁实秋居北平时，隔壁是一个治安机关，动辄就几十口子同在院子里进餐，声音可清晰地传到一墙之隔的梁家。比如先是“呼噜，呼噜，呼——噜”的声响，然后是“咔嚓”一声。这是在吃炸酱面，于猛吞几下子面条后咬一口生蒜瓣。梁实秋还在北平和青岛见过两次他称之为“真正痛快淋漓”的吃。一次是北平的小饭馆，进来一个赶车的，手里托着菜叶裹着的生猪肉一块，提着一根马兰系着的一撮韭黄，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拍：“掌柜的，烙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不一会儿，肉丝炒韭黄、两张家常饼和一碗炖肉都端了上来。只见他把菜分成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粗，张开大口开吃。片刻间两张饼进肚，他也直吃得青筋暴露，满脸大汗，连着打了几个饱嗝。另一次是青岛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午饭送来，笼屉上冒着热气，里面是半尺来长的韭菜馅蒸饺。开饭时工人蜂拥而上，直接上手抓着吃。这时有挑着大葱的小贩来兜售甘蔗粗细的大葱，人手一截，梁实秋将他们吃葱形容为“像是饭后进水果一般”。
上海画家白蕉喜欢用鸭肫佐酒，如有人送他鸭肫，他便以书画为报。
1930年4月，时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文学系教授的李劼人辞去教职，借了300元，在指挥街开了一家餐馆，并请大名鼎鼎的吴虞给饭馆取名。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李劼人将开小餐馆，予为拟一名曰‘小雅轩’。”典出《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李劼人后来回忆说：“我同妻亲自做菜，一是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二是解决辞职后的生活费用。”由于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和名声，加上跑堂的是他的学生钟朗华，“小雅轩”一开张便在成都引起轩然大波，报纸当即以《文豪做酒佣》为题大肆渲染。一时间，旧朋新友纷至沓来。李劼人和成都大学的教授们以及文化界人士约定，每月30日在“小雅轩”聚会，照成都的吃法按到会人数“打平伙”（AA制）。李劼人主厨。
李劼人当初之所以同意以“小雅轩”为菜馆名，并不全在一个文雅的雅，还含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一点从“小雅轩”的菜谱中便可看出。当中没有鱼翅、燕窝等名贵菜品，多为民间可口的家常菜，如粉蒸苕菜、宫保鸡丁、肝炒绿豆芽、凉拌芥末宽皮粉等等。
周作人说：“海淀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或者是欺侮城里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它。我总觉得勃兰地最好。”
3．穿戴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风，出门不离身。后来社会上越传越神，有说是防弹衣，有说冬暖夏凉。其实这只是一件普通披风。30年代初由他的侍从室委托励志社经手，让南京李顺昌军服店裁制而成。
抗战前张大千来北平，在中山公园开画展。很多观众见到了张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浓黑的大胡子，手指头十分粗壮。深灰色老布夹袍子，黑大布马褂，布袜子，布鞋。据说这样的装束，当年只有在边远的山区小镇上才能见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同居。当年冬天胡也频无以御寒，丁玲花七块钱买了两块儿棉布和两斤棉花，亲手给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当铺换回4块钱。丁玲又买了一块钱的棉花，把胡也频的一件旧袍子拆了塞进棉花，对付了一个冬天。
袁世凯当总统后，派人把名士王闿运接到北京，以示礼贤下士。王去总统府见袁时，身穿清朝的蟒袍官服，袁问：现在已经是民国了，老先生何以仍穿清服呢？王答：你穿西式服装，乃夷服也，我穿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战后，“党国大员”们纷纷携眷来逛北平，成为一时的风尚。素有“桃色将军”之名的孙元良也带着爱妾跟风而来。当时京沪一带女装以翻穿灰背大衣为时尚。孙妾是南方人，想趁北游之机，挑一款顶级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号瑞蚨祥自然成为首选之家。一日，孙元良挈妇坐小卧车直驱瑞蚨祥，店中一看来客势头不小，便格外殷勤，优礼有加。孙等登楼环顾，见货品琳琅满目，自恃有钱，任意挑选。店中也将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陈列。不料这两位顾客并不识货，挑来挑去，也只是凭价码判定货色高低。他们逐一看价，从500万、600万看到800万，无一件过千万者，心犹不甘，便问：“还有价值更高的没有？”店员已看出买方并不识货，也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不免想冤两人一把，他答：“柜上佳品，已尽于此，如要更好的，须到仓库去取，可否请您稍等。”孙点头后，店里即派人出门，但并没去仓库，而是到附近祥谦益取来一件灰背大衣。这件大衣标价600万，在橱窗里摆了大半年也没卖出去。瑞蚨祥拿过来，换上自己的标签，加码至1200万，送到楼上。店员告诉孙元良，这是无上妙品，不遇识家是不轻易拿出的。孙听后甚为满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识家”，欣然付账而去。孙元良后来官至兵团司令，败逃台湾后解甲从商，一直活到104岁，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汉曾是台湾当红一时的电影演员。有意思的是，这位当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将军，晚年居然成了台湾一家绸布公司的董事长。
1929年华北大旱，《大公报》发起赈灾募捐，溥仪时居天津日租界张园，他拿出一些貂皮，委托《大公报》代为标售，进款捐给灾区。胜芳蔡（河北文安县胜芳镇巨富）后人蔡次泉（时蔡家已移居天津，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听说后，即以最高价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实用意，其实并不在于助赈，而是以能享受或拥有皇家衣裳自炫。此举所流露的，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心态。
蔡次泉的弟弟蔡荫泉穿着上不让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绸缎庄的大主顾，凡元隆号新进的各种绸缎皮货，必先由蔡荫泉选购后，再送门市出售。元隆绸缎庄视其为财神爷，百般逢迎，自不在话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后的掌门人物蔡慕韩（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锟的孙女。新娘婚礼上所戴凤冠，是用珠宝镶嵌的；衣服则用黄金丝刺绣，这身只穿一天的“行头”的价值，据说能顶1000袋面粉。
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后，还时常自己上街购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楼一家鞋帽店买礼帽，被店员认出，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钱，还以上等礼帽相赠，林森却让再三后，只有欣然接受。这消息随后不胫而走，这家鞋帽店从此生意火爆。
吴鼎昌一向注重仪表。抗战期间，他任贵州省主席。在公众场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块花手绢，微露一角。吴每天刮脸，丝毫不见胡子茬。
民国时期，高级将领里最讲究服饰的据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震，另一个是邹作华（曾任中央炮兵学校教育长）。1928年后，高级军官为标榜俭约，一般都穿灰布军服，一套灰斜纹布的军服料子不过三四元，商震的军装则一定要拿到东交民巷的外国裁缝铺去做，光手工费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无论军装还是便装，一概烫得笔挺，家里雇着专门烫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虽为上海滩的大佬级人物，却一向不修边幅，尤其不喜欢穿长衫。他坐汽车外出活动，常常是短打扮上车，把长衫放在车上，下车时再由司机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样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在关门“暴写”了一年小说之后，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访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热情，听说张要去兰州，就安排他搭乘西兰公路刘工程师的公务车。张一路阅尽西北的荒凉，感到这里的一个县尚不如江南的一个村镇。刘工程师告诉他：“你还没到县里头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体，十几岁的闺女往往只以沙草围着身子过冬，没有裤子穿，许多县都是如此。”
方丈是庙里的权贵阶层，衣食住行都远高于一般僧众。当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绫罗绸缎，单夹棉纱无所不备，时更日换，越穿越多。
汤恩伯不修边幅。身上穿的军服，灰的黄的连同军帽和皮带的颜色，能凑成几截。他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另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除了接待外宾，很少能看见他穿戴整洁的时候。
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好几家店铺，问明价格，拣合意的地方买。
天津买办冯庸仙每天早、中、晚换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样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与时辰相应，依含苞、初放、盛开三式定织。如此则他本来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两倍。还有成堆的人为他设计、购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东北首屈一指的资本家，身家不下千万，过日子却像个穷人。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缝的，鞋也是老伴做的，从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开玩笑说：“老东家，你穿什么样鞋没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说：“省一个是一个。”某日，他去哈尔滨马迭尔饭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针脚的棉袍，戴个毡帽，显得不成体统。陪他去的跟班说：“总经理，你穿我这件水獭领大衣，水獭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说：“不用！是请人吃饭，也不是请衣服吃饭，还管穿什么吗？走！”结果马迭尔的门房放跟班进去，把邵当成伙夫拦住了，跟班怎么解释也不管用，邵一气之下，在门厅大喊：“谁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张伯驹辗转来到大后方贵阳，往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