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林徽因终身不娶。林洙曾著文谈及这件事：“我曾经问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
徐悲鸿与蒋碧微当年属于“私奔”式的结合。徐在暗中筹划离开上海时，给蒋碧微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样式，全部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挑选，蒋碧微后来很满意，说：“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搭配和式样的合宜。”
徐悲鸿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与一个名为邵可侣的法国人为邻。徐看邵是外国人，只身在中国，生活不便，便请他来家里吃饭，并声明不收费用。一次徐去上海，邵可侣和蒋碧微同桌吃饭时，突然抓住蒋碧微的手，蒋很惊骇，因为以邵平时的为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举动。蒋碧微不动声色地轻轻把手抽回，平静地起身，退出餐厅。后来邵到北平教书，一次来南京，去看徐悲鸿夫妇，徐不在家，当时徐蒋之间的感情已出现裂痕，邵也已知道，他对蒋说：“你为什么不到北平来，你知道那里有一个朋友，他愿意照料你和安慰你。”
1926年底，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郁达夫打算离开广州，12月3日晚，几个学生给他饯行，女作家白薇同座。郁达夫喝多了，散席后又和白薇等去看电影。出电影院仍未酒醒。郁达夫在日记中说：“路上起了危险是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十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后，1927年1月13日从邮局取回其妻孙荃从北京寄来的皮袍子，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道：“我想顶好还是早日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第二天，“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没想到中午去一个同乡家串门，“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次日，郁达夫在日记里说：“荃君（郁达夫妻）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林语堂是福建漳州人，父亲是牧师，家里没钱。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回乡常去一友人家串门，看上了友人的妹妹，但友人的父亲却替他妹妹相中一个富户的少爷。隔壁也是林语堂的朋友，也有个妹妹。林应邀去其家吃饭，席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偷看他，那便是他以后的妻子廖翠凤。她后来告诉他，在计算他吃几碗饭。廖家很有钱，两人结婚前，廖母告诉女儿，林家很穷。廖翠凤答：“贫穷算不了什么。”婚后两人定居上海，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把结婚证书给烧了。他说：“把证书烧掉，只有离婚才用得着。”
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感到北洋政府陆军部“遇事掣肘”。1913年6月17日，蒋从北京回来，生了一肚子气，一时激愤加郁闷，写下遗书。次日清晨，他集合学生训话后，突然拔枪自杀，幸好身边的一个差弁眼疾手快，冲上去夺枪，致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保住了性命。袁世凯请来日本医生和护士为蒋疗伤。蒋于养病中与日本护士左梅（左藤屋子）产生感情，后结为夫妻。钱学森夫人蒋英即二人之女。
作家孙犁称自己的婚姻是“封建婚姻”，与完全的“封建婚姻”所不同者，是婚前他见过妻子一面。孙犁回忆说：“定婚后，她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张父住上海，张在苏州，沈则在青岛。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得到父亲明确的意见后，和三姐张允和一同去邮局给沈从文各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只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允。”张兆和在电报纸上写了一句话：“乡下人，喝杯甜酒吧。”邮局职员对电文感到诧异，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画家陈巨来年轻时爱上一女，但没追到手，便请友人张大千画一仕女，聊以寄意。张大千慨然应允，画一女凭轩远眺，窈窕多姿。画后张自己也认为这是平生得意之作。
苏曼殊一次与友人但懋辛在上海某戏院看戏，邻座为一少妇，仪态妩媚，因注目台上，没留神两指间香烟落下来的烟灰落在苏曼殊的新西装上。但懋辛嗅到焦灼的气味，急呼苏曼殊，苏则置之不理。少妇觉出后嫣然一笑，冲苏曼殊道歉，苏也报以一笑。散场后，苏曼殊反怪但懋辛煞风景，说：“为了绝世美人，损及一衣，算得了什么，何必大惊小怪！”
钱锺书曾受一个朋友委托，去撮合他与另一个女朋友的关系，见到那姑娘后，钱声明来意，开台便说了第一个理由：那位男朋友学问顶好。正待说第二个和第三个理由时，姑娘打断了他的话，清冷地笑道：“假使学问好便该嫁他，大学文科老教授里有的是鳏夫。”
作家黄裳在天津公学读小学时，一天刚进校门，就被老校工喊住，说有个女学生忘了带语文课本，要借他的用一下，下课后归还。校工不等黄裳表态就从他的书包里把书拿去，说：“你就甭管了，下课来拿书。”下课后黄从校工手里取走还回来的书，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时，发现书里夹着一个“巧妙地叠起来的花纸方胜”。等到下课，黄裳才悄悄打开来看，纸条上是铅笔写的一行小字：“我爱你，你爱我吗？”黄裳年纪虽小，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说：“后来上学时虽曾多次留心，但终于无法发现写字条的到底是谁。”
广东才女冼玉清毕业于岭南大学，后留校教书。有人形容她“容颜艳丽，才华超卓”，曾倾倒一时豪杰。面对无数追求者，她都不为所动，但并不假以辞色，曾赋诗云：“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这诗句传诵一时，虽吓退众人，到头来也坑了自己。冼终因美人迟暮，落了个没嫁出去的下场。她后来对自己年轻时的傲气颇多悔意，又赋诗云：“花开花落无人管，惆怅春风又一年。”
龚稼农曾与胡蝶同演电影。龚毕业于中央大学，能游泳、会骑术，人品演技都很出色，博得不少当红女演员的好感，其中也包括胡蝶。胡曾托人去南京摸龚稼农家的底细，得悉龚家世代书香，家道古风，当年西园三支铁笔，龚家即其中之一。龚稼农当时已结婚多年，不可能再和胡蝶谈婚论嫁。不过有人认为，于此可见胡蝶为人正派之一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没维持几年，就遭遇了第三者插足。所谓“第三者”，是曾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自然对此耿耿于怀，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
学者黄侃性轻狂，蔑视伦理，一生结婚九次，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1927年初，鲁迅即将离开厦门到广州，执教中山大学，他写信给已在广州的许广平：“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2．饮食
梁实秋的同学张心一是甘肃人，喜食葱蒜；其妻是江苏人，家里忌食葱蒜。一次张心一到青岛，梁实秋在家宴客，张事先要梁给他准备一盘子大葱。梁从其所欲，备足了大葱和几张家常饼。客到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烙饼卷大葱，顷刻而罄，直吃得满头大汗，对满桌子的其他菜竟未动筷子。张告诉梁，这是他数年来第一顿如意的饱餐。
1929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被派去采访。时冯住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建安村，此前，徐曾在晋祠采访过冯，算是熟人了。当晚冯玉祥请徐铸成一起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加一个火锅。时值冯的部下起兵讨蒋，徐便向冯问起战情，有否捷报传来。冯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们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火锅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和聂荣臻流落香港。漂泊数日，囊中羞涩，为了省钱，他们选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当时小饭馆都以数桌上的盘子算账，叶挺一边吃，一边偷着把吃光的盘子扔进池塘。
商震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他家雇有西餐厨师。商震任军长时，一次召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议事，饭点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两个客人。这俩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复有个怪癖，吃饭时每样菜必先夹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倘别人先动筷子，他对那样菜便不再举箸。不论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仪曾忆及第一次吃西餐时的情景：“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刀叉什么的，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一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清末端郡王载漪，庚子事变后充军西北二十余年。他生性善饮，自称从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罗王府，常与罗王作通宵之饮，一晚上能喝个三四斤白酒。当年载漪是主战派，一次酒后，他对罗王说：八国军队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联军只是依仗武器及海运之利占得一时优势。战事失利朝廷可以迁都，之后调动全国兵马整军再战。太后错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宫……大清国就坏在了一个“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板李全泰有一次过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东，用的是义和成饭庄的八八（64样菜）上等酒席，一桌约几十元，当年一袋面粉不过二元。一摆就是20桌。席间，来宾同声盛赞红扒鸭和红烧鱼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寿星一高兴，把饭庄老板叫来说：“老爷们都说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样，给我做20桌，一直预备到本月底，仍请原人在这里吃饭。”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余元。
抗战期间，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那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一种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冯，冯借机向黎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